一、建安年间青徐豪霸的活动
据《三因志·魏志·武帝纪》和同书陶谦、臧霸等传资料，我们知道初平、兴平车间以至建安初年，青州和徐州一带本来有两种地方势力，一为举行起义的青徐黄巾，一为以减霸为代表的镇历黄巾的青徐豪霸。关于青州黄巾，其活动情况和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之末曹操收其众三十万为青州兵的氏都是大家历熟知的，本文不多论述。关于徐州黄巾，《陶谦传》注引《吴书》说：“妖寇类众，残不畏死，父兄歼蹬，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这就是此徐州黄巾同青州黄巾一样，人数众多，作战勇敢，举家相随，所在屯聚。徐州黄内后来下落如何呢?《臧霸传》论“[徐州]黄巾起，霸从[徐州刺史]陶谦击破之，……选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朴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今山东临沂北)。”据《武帝纪》，这批豪霸之中还有昌稀。臧霸等人所收之兵，所聚之众，以时间、地域和共它情况而言，应当就是被击破的徐州黄巾，其事同曹操击破青州黄巾并收以为兵相类似。这个阶段，各地黄巾起义几乎都是忽然而起，忽然而落。当他们被击败离散后，归田者固然有之；由于兵荒马乱而归田不成者，数量更多。这些人往往被迫接受收编，青州且是一例，徐州兵也是一例。离散和接受收编是违背起义农民意愿的，他们力图避免。《陶谦传》注引《吴书》载记曰：徐州百姓，“兵连众结，锋铺布野，恐一朝解散，少见系虏。是以阻兵屯据，欲止而不敢散也。”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使他们无法避免被击败和被收编的命运。魏晋士家之多，与这种情况当有关系。
臧霸等人出身于较低的社会阶居，与其时的世家大族不同。他们活动不窝乡土，同曹操一类志在天下者也不一样。陶谦死后臧霸等人无力独树旗帜，只有依附较大的势力以图生存。他们先助吕布，后降曹操。曹操以臧霸为琅邪相，吴敦为利城太守，孙观为北海太守，孙康为城阳太守。其中孙现、孙康兄弟所处的北海、城阳二郡属青州，余属徐州。《武帝纪》建安三久“分琅邪、东诲、北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那”以处降将。东莞郡盖亦此时分置。
臧霸在青徐豪霸中地位比较特殊。他既同诸豪霸一样为青徐守相之一，又居诸豪霸之上总揽青徐。《臧霸传》谓曹操“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武帝纪》亦谓“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所谓割青徐二州委霸，语意含混，只朗理解为一种权宜处置。这种权益处置，从臧霸说来，表明他在此二州具有强大的潜在影响，不这样就不足以安定地方；从曹换说来，则表明他故作姿态，以求在扰攘之际暂时维持现状，稳定东方。这并非曹操真正授臧霸以二州的军事政治实权，与黄初以后魏国委署都督诸州军事领刺史者的正式职任是大不相同的。
青徐豪霸名义上是奉职天子，实际上则处于半独立状态，其中的昌豨(昌霸)或降或叛，反复无常，曹操屡加讨伐，这就是诸葛亮在《后出师表》小所谓“五攻昌霸不下”的事。其余诸人，包括臧霸、孙观，虽然未脱地方色彩，但毕竟与昌豨不同。他们服从曹操指挥，清定海岱，建有军功。建安五年(公元二○○年)曹操与袁绍相拒官渡之时，曹操处境困难，臧霸没有因时取利以图曹操，而是继续支持曹操，“数以精兵人青州，故太祖得专事绍，不以东方为念。”官渡战后，臧霸、孙观及其他将领还纷纷遣子弟家属诣邺，表示向曹操效忠。

青徐豪霸的地方色彩，首先表现于在曹操营垒中自成系统；他们原来为守相都不离青徐，厉来迁官仍多带青徐州郡。臧霸建安十一年为徐州刺史，孙观建安十四年为青州刺史，甚至臧子艾，观子朗，也俱至青州刺史。他们行军作战，往往限于青徐及相邻地区；昌稀叛变，也局促在东海郡内。所以青徐豪霸尽管得以战功封侯，但由于自成派系，地位特殊，与其它诸将相比，显然是曹操的一种异己势力。
由青州黄巾改编的青州兵，虽然随曹操转战四方，仍始终保持着原来的建制和名号，处于相对独立状态。《魏志‘于禁传》载，曹操征张绣失败，于禁乱中寻觅曹操“道见十余人被创走。禁问其故，曰：‘为青州兵所劫。’初，黄巾除号青州兵太祖宽之，故敢因缘为略。禁怒，令其众日：‘青州兵同属曹公，而还为贼乎’乃讨之，数之以罪。青州兵选走，说太祖自诉……。”这时，青州兵降曹已四五年，而他们仍然保持独特的地位。
由被征服的黄巾组成的青州兵，与其主要成分为被征服的徐州黄巾的臧霸等军，性质和地位都很相似。不同的是青州兵已离青州地面，在曹操的直接控制下四出作风独立活动的可能性较少；而臧霜等军则仍旧盘踞徐州，并部分地兼有青州，不受曹操的随意调遣，更有独立活动的余地。曹操生前，这两部分军队尚能接受驾驭，未出大的向题；曹**，矛盾使立即爆发了。


黄初三年之役，东路魏军对吴有一定的威胁。吴国山越不宁，江边守兵多撤向内幼，下游江防空虚。而曹休、臧霸等人也确有渡江作战的态图。《魏志董昭传》：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度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侥幸?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
按曹休祖父曾为吴郡太守，休十亲岁时拿母至吴避难，于吴地有历史关系，这或许是他们自愿渡江的一个原因。但是据《魏志·臧霸传》柱引《魏略》，曹休渡江之请实际上创议于臧霸。《魏略》曰：“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谓休曰：‘国家(按，犹言天下，指曹丕)未肯听霸耳。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于帝，云云。显然，《董昭传》所说曹休表请渡江之事，正是循臧霸的要求而提出的；曹休上表所言，当即援用臧霸之意。未几，曹休、臧霸在洞浦口破吴水军，曹丕认为吴国有隙可乘，欲求侥幸，才由“驿马诏止”改为“诏敕诸军促渡”。东路军中张辽在病，别无大将，渡江之任，自然落到首创其议的臧霸身上。臧霸也就在此时以轻舟袭击徐陵，其所领敢死，正好是他最初所请万人之数。曹休等也在这时乘流急进迎，到了海陵、江部。魏军过江既起于臧霸临时之议和曹丕侥幸之诏，并非既定的作战方略，也无充分的过江作战淮各，所以浅尝辄止，没有深人吴境。曹休、臧霸大军北归(时张辽已病死江都)，当是自江都沿中渎运行，而这恰论就是两年以前延康元年六月曹丕南征所采取的路线(至津湖而止)，也就是两年以后曹丕广陵之役的行军路线。
臧霸的动向更是值得注意。以“无复它望”的臧霸，在不被曹丕信任并被挤出青徐的情况，贸然提出“人情所难”的南渡请求，这当如何解释？周寿昌读书得间，从“若其无臣，不须为念”二句文字，揣度曹休此言“尚有曲折”，但未深究曲折是什么。在我看来，曲折确实存在，不过不在曹休本人而在臧霸，在臧霸与曹休之间。“无臣”二句，或许就是曹休转述臧霸的原话。臧霸所说曹丕“未肯听霸”一语，更透露出城霸与曹丕之间确有曲折的消息。这是矛盾发展的新的一步。
臧霸虽然离开了青徐，但手中还有军队，所以问题尚未解决。臧霸渡江之事发生以后，据《臧霸传》注引《魏略》：“帝疑霸军前擅去(按指青徐军在洛阳鸣鼓擅去之事)，今意壮乃尔，遂东巡，固霸来朝而夺其兵。”臧霸被剥夺兵权，本传隐晦其词，谓“征为执金吾，位特进”。《文帝纪》：黄初四年八月“辛末，校猎于荣阳，远东巡，论征孙权功，诸将以下进爵增户各有差。”夺兵之事，当发生于此时。从此以后，臧霸栖身洛阳，备位充数而已，再没有别的作为了。
臧霸兵权披剥存，曹丕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但是青徐诸将还没有悉数离开旧地，也没有悉数夺兵，因此还有矛盾，还有斗争。与广陵之役相始终的青徐动乱就是这一斗争的表现。
至于臧霸个人对曹氏政权的态度前引董昭评论他“既富且贵，无复它望”，是合乎实际的。臧霸降曹后数十年中，未见恃兵专恣或其它过误。鸣鼓擅去者为霸所遣别军，非必臧霸授意。渡江之请，也不见有非分迹象。曹丕以其“意壮”而夺其兵，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还是如郝经《续后汉书》所说，曹丕本来怀疑臧霸有拥兵自重的可能，而洛阳骚乱更使曹丕看到隐患，所以对臧霸更不信任。这就是臧霸所说“国家未肯听霸”—语的实际内容。臧霸入朝后历文帝、明帝两代虽无权柄而礼遇有加。《宋书·礼志》三，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二三○年)八月，“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以纪念文帝“受禅”，并表彰臧霸等群臣拥戴文帝的功绩。臧霸死后，于正始四年(公元二四三年)八月享受殊礼，受祀于太祖曹操庙庭。


曹丕既然锐意攻吴，而在黄初五、六年之役中却又不寻求战机，以决胜负。《魏志·文帝纪》达引《魏略》载六年出师前夕之诏曰："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吾欲去江数里，筑官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末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这样的军事行动非常奇特，不象赴敌，不象屯驻，也不象狩猎。它势必旷日持久，劳而无功。实际上，曹丕在广陵锗役中并没有"筑官室""守之积年"，只是率领游军，迢迢千里，络绎道途，俊巡高岸而已。他未作任何渡江或溯流的尝试，未对孙吴有什么触动。这种情况也是令人费解的。
如果把广陵之役同青徐豪霸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事情就可以看出一些眉目。广陵耀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于江淮地区来而复往，这十分可能是对青徐豪霸势力的强力警戒行动。广陵耀兵不足以威慑孙吴，而足以威慑青徐豪霸。广陵诸役掩蔽着青徐地区的斗争，居主要地位的不是军事战斗而是政治混略，所以从征广陵者多谋臣，如陈群、贾逵、董昭、蒋济等是。我推测，黄初五、六年曹丕发动广陵诸役，至少是以解决青徐问题为目的之一。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末延康元年魏军南征到达津湖地区，黄初三年曹休统率魏国东路军到达广陵并循中渎水北归，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解决青徐地区问题有关的先期部署。在这一部署中不能让臧霸率兵参与，这又促成黄初四年剥夺臧霸兵权之事发生。至于前引"和民"之诏，则可以理解为曹丕发兵之前瓦解青徐叛兵的一种策略手段。这样，费解的问题似乎都可以说清楚了。
利城兵变的平息，标志着青徐问题的最终解决，利城郡名也从此不见于历史。《读史方舆纪要》和《补三国疆域志》均谓此郡废于曹魏时，当是曹丕趁平乱之机，撤消了此郡建制。从此以后，终三国之世，曹魏就不再有进军广陵的活动了。

五、广陵之役与中读水道问题
广陵之役得以进行，有赖于中渎水道的修治。所以本文还要就中渎水道问题，也就是广陵之役的地理背景问题，进行探索。
魏军从中原出发进攻孙吴江南地区，一般说来，或由颖水入淮，顺流至寿春；或由涡水入淮，溯流至寿春。寿春以南，则傍芍陂，沿肥水，转入巢湖，以求越湖入江，进逼建康。这是曹操时魏、吴主要战场所在，也是整个魏、吴相持阶段的主要战场所在。
黄初五年、六年的两次广陵之役，魏国的进军路线，则是由颖水或涡水入淮后，顺流东下，过泗口(泗水入淮处)，至淮阴，然后循中渎水南行，至长江北岸的广陵故城。广陵故城是西汉广陵国以及建安以前东汉广陵郡治所在(建安初年广陵郡一度移治射阳)，淮阴则是魏广陵郡治所在。中渎水流经这两地之间，沟通淮水与长江。
中渎水古名邗沟。《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谓“通粮道也”。《水经·淮水注》；“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按指广陵故城)东南筑邗城，放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这说明江淮之间的水道早已沟通，而广陵为吴会经江淮与中原交通所经之地。此后，邗沟之名演变为沟通江淮的大水道的名称，相当于以后的中渎水，不仅指广陵城下一段人工河道。《汉书·洫志》所谓“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即是指此。西汉吴王濞据广陵，筑有吴城。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吴王濞于此处发难北进。周亚夫在平乱战争中不救梁国之危，而用轻骑奔袭泗口(西汉时的泗口在今江苏洪泽县境)以断吴王濞粮道。吴王濞失败后，又于此处渡江南奔，被东越人斩于广陵对岸的丹徒。这种种情况，说明西汉时由吴入中原仍旧取道广陵，也说明其时中渎水道仍旧可通。据杜预《左传》哀公九年注及郦道元《水经·淮水注》之说，中渎水道并非径直南北行，而是自高邮以北折向东北，穿过博芝湖、射阳湖，然后又折向西北，于淮阴以东的末口入淮。这一水道南高北下，两侧区域地势低洼，遍布湖泊沼泽。两岸不设堤防，水盛时所在漫溢，水枯时以至干涸。水道及其穿行的湖泊一般都很浅，不能常年顺利通航。七国之乱以后到东汉时期，中渎水道情况不见于历史记载，大概是淤塞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