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饭桌上无意听来的“花边新闻”。87岁的吴小如先生与76岁的邵燕祥先生趁着邵夫人谢文秀阿姨点菜，不知什么原因就若无其事地聊起60多年前数学考试不及格的往事。
小如先生早年就读于天津工商学院附中，该校期终考试惯例先发判改试卷，然后公布成绩。高中毕业考试，他拿着59分的数学判改试卷就心里发毛。1分之差不能毕业，这个亏吃得太大了。他想起同时担任物理、数学教学又兼任校办主任的老师，“笃笃”敲开办公室：“老师，有个事不知能不能通融？我物理考了61分，数学考了59分，我想把物理多出的1分调拨给数学。”老师头也不抬硬邦邦地回答：“天底下没这么个调拨法！”小如先生不死心，赖着不走，继续磨蹭。老师忙得脚打后脑勺，不耐烦地挥挥手：“快走！快走！”
这下彻底完了。宣布考试成绩那天，小如先生头也不抬。
“吴小如，物理61分，数学60分。”
下课铃声一响，小如先生兴冲冲跑到老师办公室鞠躬致谢。老师和颜悦色地说：“别客气！我知道你是个好学生。”
“我的数学成绩比你差多了！”燕祥先生接过话题。
燕祥先生上北京汇文中学高中一年级时，数学考试只得了一位数。“河浃水激，人急计生。”他毅然决定跳两级参加高考。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是公费，考上自然好，考不上也无所谓，反正自己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1948年7月24日，北京大学入学考试，上午第一节考数学，燕祥先生因交通原因迟到了半小时，赶到考场时脸上发烧、额头冒汗，数学大概考了零分。他事后十分自责地说：“不过这怨不了电车，即使不迟到也会考零分。”
燕祥先生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考场失利后，继而转战中法大学，居然金榜题名，躲过了留级之灾。我推想，这中法大学高考录取新生可能，特别重视国文，数理放在其次。当年黄裳先生奉父命“不顾自身的条件，勉强入场”参加高考，5道数学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证出一道几何题，还不是正规的解法。心想大概没有希望了，不料后来却是取了”（黄裳语）。事后，燕祥先生见到数学老师，发自内心地赔礼道歉：“对不起老师，其实您的数学教得非常好。”老师倒是宽宏大量：“没关系！我知道你是个好学生。”
“我们都是好学生！”两个老顽童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小如先生与燕祥先生相识于1948年。当时，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吴小如代沈从文先生主编《华北日报》文学周刊，15岁的邵燕祥是热心作者。“燕祥的作品彼时不仅被我采用，还不断为他推荐。”（吴小如语）小如先生为刊发燕祥少年的整版小说《沙果林记》，竟同国民党的总编辑拍桌子：“这个副刊到底是你编还是我编？”坚决不肯撤稿，终于照发不误。自此，这对年龄相差11岁的“志学”青少年，“论交共到忘言地，谋道从来不计身”，惺惺相惜了60年。
戊子大雪前半月，小如先生来电：“我是奔九的人了，怕哪天一病不起，想周末去看看邵先生，能不能提供交通便利？”我满口应承：“没问题！”燕祥先生是我景仰已久的文坛前辈，一直苦于找不到拜见机会。于是这天上午，我提着小如先生还燕祥先生的《柳文指要》、赠燕祥先生的《吴小如讲<孟子>》及人参点心等礼品一同前往。
小如先生一边翻看燕祥先生的新著，一边谈古论今追忆友人。燕祥先生偶尔插话，不时点头，见缝插针在我递上的著作上题字签名，还拿出大瓶小瓶倒药往嘴里塞。我则洗耳恭听，只有说到我略为熟悉的周退密、何满子、黄裳等老先生时，才用湖南口音普通话费劲地介绍他们的近况。
临近中午，我申请请客，文秀阿姨不许：“来我家按我家规矩办，70以下的进馆子，70以上的去粥店。”
小如先生早年就读于天津工商学院附中，该校期终考试惯例先发判改试卷，然后公布成绩。高中毕业考试，他拿着59分的数学判改试卷就心里发毛。1分之差不能毕业，这个亏吃得太大了。他想起同时担任物理、数学教学又兼任校办主任的老师，“笃笃”敲开办公室：“老师，有个事不知能不能通融？我物理考了61分，数学考了59分，我想把物理多出的1分调拨给数学。”老师头也不抬硬邦邦地回答：“天底下没这么个调拨法！”小如先生不死心，赖着不走，继续磨蹭。老师忙得脚打后脑勺，不耐烦地挥挥手：“快走！快走！”
这下彻底完了。宣布考试成绩那天，小如先生头也不抬。
“吴小如，物理61分，数学60分。”
下课铃声一响，小如先生兴冲冲跑到老师办公室鞠躬致谢。老师和颜悦色地说：“别客气！我知道你是个好学生。”
“我的数学成绩比你差多了！”燕祥先生接过话题。
燕祥先生上北京汇文中学高中一年级时，数学考试只得了一位数。“河浃水激，人急计生。”他毅然决定跳两级参加高考。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是公费，考上自然好，考不上也无所谓，反正自己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1948年7月24日，北京大学入学考试，上午第一节考数学，燕祥先生因交通原因迟到了半小时，赶到考场时脸上发烧、额头冒汗，数学大概考了零分。他事后十分自责地说：“不过这怨不了电车，即使不迟到也会考零分。”
燕祥先生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考场失利后，继而转战中法大学，居然金榜题名，躲过了留级之灾。我推想，这中法大学高考录取新生可能，特别重视国文，数理放在其次。当年黄裳先生奉父命“不顾自身的条件，勉强入场”参加高考，5道数学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证出一道几何题，还不是正规的解法。心想大概没有希望了，不料后来却是取了”（黄裳语）。事后，燕祥先生见到数学老师，发自内心地赔礼道歉：“对不起老师，其实您的数学教得非常好。”老师倒是宽宏大量：“没关系！我知道你是个好学生。”
“我们都是好学生！”两个老顽童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小如先生与燕祥先生相识于1948年。当时，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吴小如代沈从文先生主编《华北日报》文学周刊，15岁的邵燕祥是热心作者。“燕祥的作品彼时不仅被我采用，还不断为他推荐。”（吴小如语）小如先生为刊发燕祥少年的整版小说《沙果林记》，竟同国民党的总编辑拍桌子：“这个副刊到底是你编还是我编？”坚决不肯撤稿，终于照发不误。自此，这对年龄相差11岁的“志学”青少年，“论交共到忘言地，谋道从来不计身”，惺惺相惜了60年。
戊子大雪前半月，小如先生来电：“我是奔九的人了，怕哪天一病不起，想周末去看看邵先生，能不能提供交通便利？”我满口应承：“没问题！”燕祥先生是我景仰已久的文坛前辈，一直苦于找不到拜见机会。于是这天上午，我提着小如先生还燕祥先生的《柳文指要》、赠燕祥先生的《吴小如讲<孟子>》及人参点心等礼品一同前往。
小如先生一边翻看燕祥先生的新著，一边谈古论今追忆友人。燕祥先生偶尔插话，不时点头，见缝插针在我递上的著作上题字签名，还拿出大瓶小瓶倒药往嘴里塞。我则洗耳恭听，只有说到我略为熟悉的周退密、何满子、黄裳等老先生时，才用湖南口音普通话费劲地介绍他们的近况。
临近中午，我申请请客，文秀阿姨不许：“来我家按我家规矩办，70以下的进馆子，70以上的去粥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