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谋杀的蜀国大将魏延》分论之二
一 杨仪、魏延不和的表现
《魏延传》：
“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
《费祎传》：
“建兴八年，转为中护军，后又为司马。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
《董允传》：
“襄阳记曰：董恢字休绪，襄阳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费祎使吴。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於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曾不知防虑於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祎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恢目祎曰：“可速言仪、延之不协起於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权大笑乐。诸葛亮闻之，以为知言。”
以上是裴注《三国志》里记载魏延与杨仪之间不和的基本史料。基于“延或举刃拟仪”，一般认为魏延与杨仪之间纠葛，主要是魏延的不是。即使平日有矛盾，开会讨论任何问题，只能以理服人，公堂之上，举刀论理，成何礼仪、法制体统？所以就有孙权得知后，把魏延看做“牧竖小人也”。
而一个朝廷大臣，廷议争论问题，理当义正词严。即见对方动刀，胆大者可依旧不理，正襟危坐，侃侃而谈；胆小者可改换方法，避之凶险，只听不争，书面意见呈上级。杨仪呢？既不正襟危坐，也不见而避之，而是“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
这就怪了：害怕了下次就不争；不害怕就不会涕泪横流；或第一次害怕，以后不害怕了就不再涕泪横流了。可他既害怕，却并不避之：只要魏延举刀，他便涕泪横流，这就反常了。难道杨仪与常人不同，勇气倍增时会淌鼻涕、流眼泪？“男儿有涕不轻弹，只是未到敢为时”？那为什么不和魏延出去决斗一下，拳脚相加，倒地为止？即使输了，围观者也会佩服你的勇气，因为动武是武将的特长，文士输了不丢人；相反，丢人的是魏延：你打败文人不算啥本事。难怪杨仪也被孙权看成“牧竖小人也”：既无正气，又不宽容；既无勇气，还要死纠缠下去嘛。
诸葛亮在旁瞧此情景，对具有大才的杨仪的印象也很不好：“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既无正气，又不宽容；既无勇气，还死要纠缠，这就是对“仪性狷狭”表现的一般认知。
二 杨仪、魏延争吵的内容
更可悲的是，蜀国堂堂重臣，各负重任，却达到“相憎恶”、“有如水火”的地步，此乃国家的悲哀，正如孙权所说：“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
就孙权所说推论，二人既为朝廷重臣，难道就一点未考虑身负重任而鹬蚌相争，与国有害吗？当然不会不考虑。那是什么事使得二人如此撕破情面、不顾一切地争吵下去？直接史料几无，主要是以史料推论。
“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自然是得理不饶人，常与人争执。与杨仪争吵“相憎恶”之后，和文士刘琰也发生过争执。（刘琰）“建兴十年，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刘琰传》，被诸葛亮把二人隔离开，遣送刘琰回成都。（关于诸葛亮为何不对杨仪、魏延二人的争吵以法制止，请看主文《被谋杀的蜀国大将魏延》第一章中的论证。）
一般人辩论，以致上火、升级吵嘴，难得拔刀相向。那杨仪又有何言语使得魏延如此动怒，竟然掏出刀来？看看史料记载杨仪杀死魏延后，回到成都无官可做而对朝廷动怒时的状态，《杨仪传》：
“於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杨仪声色俱厉、不顾对象、大发牢骚、内容嚣张，人们都躲着他，生怕连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