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李朝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的《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千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于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问题,朝鲜就是这样处理的。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禾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子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 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予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曰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实录》)。李湨的儿子显宗李棚(音“渊”)和孙子肃宗李焯(音“吞”),对联日伐清之事也很积极。1650年,李溟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租好,奏折不实,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