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百胜的岳飞为什么在金史中打了五次败仗？

案语：这是转载，本文章充分揭示了原人修订的《金史》谬误不和严谨性，使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貌。 《宋史》和《金史》成书过程，兼谈《金史》中关于岳飞的错误描述 《金史》中所谓的“岳飞打败仗”的记载共有5处。其中，《金史》卷81《王伯龙传》的记载发生在岳飞独立成军之前；《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的记载则是金军侦查小分队袭击宋军的运粮队（大多是民夫）；《金史》卷66《宗秀传》、《金史》卷68《阿鲁补传》、《金史》卷84《完颜昂传》中关于岳飞的描述则完全是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错误记载！
下面逐个加以澄清：
《金史》卷81《王伯龙传》中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
这件事情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岳飞当时还没有独立成军，只是宋军统帅杜充手下的一名普通的统制（大约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团长）。岳飞当时虽然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但是却没有对整个战役的指挥权，而只能听从上司的指挥。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
很显然，根据《宋史》卷365《岳飞传》的记载可知，“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岳飞当时只是一员偏将，并非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这场战役失败并不是岳飞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致使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而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这说明岳飞所部的损失并不巨大，士气未散。
当时岳飞只是下级军官，还没有独立成军，所部实力还不壮大，面对金军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在宋军诸将皆溃的情况下，岳飞一支孤军还能坚持力战，之后全军退守钟山，这些说明了什么？
事情的详细经过其实是这样的：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
当得到金兵渡江的紧急战报之时，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手下尚有六万兵力，杜充慌忙命令都统制陈淬率领统制岳飞、戚方、刘立、路尚、刘纲等十七员部将，统兵两万赶往马家渡迎战，又命王燮指挥一万三千兵马策应。
金军当时有二十艘大舰船，每次可载一千人渡江。待陈淬率军抵达马家渡时，金将鹘卢补、当海、迪虎的部队都已渡江，金国军队兵势甚盛。陈淬所统率的二万原东京留守司军也保留了宗泽统兵时的战斗作风，勇敢地与金军搏战。岳飞所率的右军更是争先奋击，同金国汉军万夫长王伯龙部对阵厮杀。
当时其它各路宋军与金兵交锋时往往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惟独原东京留守司军还是继承了能打硬仗的传统，居然与金国主力部队激战了十多个回合，也未分胜负。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不料宋军大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于是得以乘机击溃宋军。北宋亡国时，陈淬的妻儿八人被金军杀害。国恨家仇，使陈淬义无反顾。陈淬兵穷势尽，仍不后退，他大骂金人，显利刃搠胸，至死神色不变。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一支孤军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在接到马家渡宋军溃败的战报以后，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就赶忙要乘船逃命。完颜兀术（宗弼）派人去劝降，允许杜充组织傀儡政权，杜充立即无耻地叛国投敌，向金人投降。从此，岳飞得以摆脱那个刚愎自用且暴戾凶残的上司杜充的羁束，自成一军，开始了独当一面的抗金斗争。 当时，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这虽然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深入”宋军腹地侦察，败宋护粮饷军，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面。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和朱仙镇之南。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了。
而这支700人的队伍或许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问题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一定是岳家军士兵吗？岳家军本来兵力就并不多，那时候参与北伐的不到十万，还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诸多战略要地，而金军的主力大部队就在前面不远处，岳飞难道不知道集中兵力与金军决战吗？运粮食这种活，难道不会交给地方部队或当地民众承担一下吗？按照宋朝的传统，宋军跟西夏、金国作战，哪次出兵不是征发大量民夫运输给养的？以富平之战为例，宋军后面就跟着数万运粮的民夫。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后来，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很多中原百姓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别说九百年前了，就算当年解放战争也是一样，陈毅元帅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些什么人在推这些独轮小车，看过《大决战——淮海战役》的人不可能没印象吧！
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浑坦“深入觇伺”，说明已经深入宋军战线后方相当远，这里应该是宋军觉得安全的区域，不必派出重兵保护。700人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民夫，古代任何军队押运粮草的都是身负重任，如果随便丢失粮草，那是要军法从事的。
仆散浑坦“多所俘获”，应该杀伤不多，否则就是“多所斩获”，这700人如果都是宋兵，没有很大伤亡就都跑了，那回营以后如何向上级交差？60个金兵如果真的碰上700个宋兵，别说岳家军了，普通宋军都能吃定他们，还用跑？再说了，如果700人都是士兵，那谁是民夫？谁在推车运粮？
侦察兵个个脑子都是鬼灵精，仆散浑坦带领的这60人金军侦查小分队的怎么可能是老实人？记功劳时，他们当然不可能明确写出遭遇的其实是为宋军运粮的700民夫，而不是700宋兵。
包括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教授陶晋生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很多学者都曾指出：《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却多是伪造虚构出来的，往往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
例如，《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但在岳飞北伐时，岳家军从来就没有到过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那些地方属于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当时，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金军却草木皆兵地误以为对方是岳家军。
《金史》卷66《宗秀传》声称“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然而，当时，在宿州、亳州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所部，而不是岳飞的军队。《金史》的这段记载显然是误以张俊军为岳飞军。
须知宿州与亳州当时是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而在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其他史料记载中，更找不到任何有关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对阵，又何来“击败”之说？《金史》卷66《宗秀传》的这段记载其实是张冠李戴，显然有误。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所部，还有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国军队，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却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记载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
《金史》卷68《阿鲁补传》记载：“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
《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根本就没能夺取。
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即今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又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这些在前面已经提到（注：《金史》所称的归德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称之为归德府）。
绍兴十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阿鲁补、宗秀之流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原先早已被免职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又被南宋朝廷授予了一个头衔，并带着几千士兵呆在后方，刘光世所部几乎没有与金兵打过什么仗，更没有“袭取许、颖、陈”。《金史》作者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须知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兵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
如果在金军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的正史传记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这等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显然，兀术顺昌败后之军事部署，大致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金史》的这段描述中，“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显然，就当时形势来看，阿鲁补并不认同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集中兵力以进行主力决战的行为，而是要对付来犯者。来犯者，其实正是刚刚夺取宿毫两州张俊和王德军，而决非岳飞军。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张俊、王德所部主动撤退，阿鲁补复取亳、宿等州，然后，阿鲁补他居然因此事而被《金史》称赞为“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金国将领阿鲁补违反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计划，不去东京汴梁会师，却去接收宋军主动让出的亳州、宿州等几座城池，居然是“功最”，功劳最大！试问《金史》如此评价阿鲁补，欲置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何地？
故根据《金史》卷68《阿鲁补传》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间接推知当时真正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战绩可以拿出来炫耀，否则《金史》作者就不会说什么“河南平，阿鲁补功最”了！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不经推理就断章取义地说什么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至于《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其实不仅错漏百出，而且十分荒唐可笑！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记述的战事发生在天眷二年夏天，金国天眷二年即公元1139年，也即南宋绍兴九年。然而，事实上，公元1139年，宋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正式达成，在这一年中，宋金双方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
根据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一书《宋金二史传闻之误》一节的考证，《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载之事其实有误。
赵翼一针见血地指出：『按是年（指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指金国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岳飞)在京西，复蔡、颖、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金史》所说的那个东平府(即郓州），在今山东境内，府治即今山东东平县，离黄河和泰山都很近。南宋假如要取山东，定然是要出动驻扎在离山东不远的楚州的韩世忠所部，或者是调集附近的张俊所部，而不可能去调动驻地远离山东的岳飞所部。
须知从山东境内黄河附近的东平府到岳家军在长江沿岸的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有将两千多里的路途，这中间还隔着张俊等其他宋将的防区。东平府远离岳家军的驻地，根本就不在岳家军的攻击范围。
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距离岳家军的驻地以及岳飞北伐的主战场也很远。
东平和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其他宋将所部的攻击范围，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很远。
即使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岳飞率军北伐时也只是在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主要在今河南境内）与金国军队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以来则从来都没有与金国军队在山东境内打仗，更不曾踏入东平一步，也未曾去过邳州，根本就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一带与金军作战。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谓的“（天眷二年）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说法更离谱得过分，其中所谓“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的说法同样既离谱又荒唐。
岳家军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左右，绍兴十年北伐时还是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的众多要地。即便如郾城之战这样的大会战，在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以及近十万后续部队决战时，岳飞所能动用的岳家军兵力也不过是一万几千人而已，并且在这种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式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击败金国军队的主力。
相比宋朝故都东京汴梁（今开封）而言，东平和邳州不仅离中原主战场更远，而且在当时的战略地位较为低下。在东京汴梁还没有被收复，金军主力部队还没有被完全逐出中原之前，岳家军怎么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人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线去接连袭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彼此相距甚远且战略地位低下的城池？而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名将岳飞又怎会做出如此低级荒唐的决定？
在公元1140年的宋金战事中，韩世忠所部以及张俊所部曾经在离东平和邳州不远的地方与金兵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成军以来，却从未曾去过东平和邳州，也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附近与金兵作战。即使岳家军要攻东平和邳州，也必然是在收复东京汴梁，将金兵尽数逐出中原腹地之后，才有可能调遣部分兵力去攻此远离中原主战场的两座小城。反过来说，假如东平之战属实，那么当时河南一带，必然已经完全被岳家军收复了，而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很显然，岳飞不可能也不会调集十万大军去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战略地位不高的城池东平和邳州。岳家军根本不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国主力军队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区和战场，跑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和金国在那里的非主力军队作战，更不可能被金国的非主力军队和一个爱自吹却其名不扬的金国将领击败。
还有，根据《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那位“岳飞”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将领，而其指挥十万大军却到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战术更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名将之所为。
“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那支“岳家军”战斗力如此之低下、表现如此之差劲，根本就不像一支正规军，更谈不上什么能征善战。这些显然与后世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以及岳飞『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的记载不符


案语：转一篇对岳飞进行诬蔑的文章，这是满遗的作品，其用意可想而知。
答案
岳飞也不是什么百战百胜，如《金史.王伯龙传》中就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金史.完颜昂传》也记载“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金史.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金史.完颜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而《宋史》站在宋的立场，就一味吹嘘宋军的战绩，败仗隐而不提，这都是中国史家的通病。
另外，史书上动不动就说岳家军杀敌“数千数万”，甚至如上文提到的“以五百骑兵破金兵十万”的胡编，除了上面澄清了的伪造之外，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实际上，岳家军在大部分战斗中所歼灭的敌人，并不是真正的女真“金兵”，而只是“伪齐”政权的“伪军”，以及被金兵抓壮丁来的“签军”，这种“签军”，只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炮灰性质的部队，用来在交战时挡在前面消耗对方的箭石，是从汉人老百姓中抓来的壮丁，蒙古人后来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甚至很多都不算是军队，连“签军”的名义都没有，所谓岳家军的赫赫战功很多就是靠杀这些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本民族的“签军”和“伪军”建立起来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金兵”中有人称岳飞为“岳爷爷”，这些人就是“金军”中的汉人“伪军”“签军”部队，这是当时汉人的口语。从情理上来说，女真金人也根本不可能去称呼异族敌人而且是自己手下败将为“爷爷”。
还有，岳飞的军队也劫掠百姓，见诸于很多史料。如陈亮的《中兴遗传》就有记载。《三朝北盟汇编》也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攻讨曹成时“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结果大意之下吃了败仗，岳飞大怒之下“尽诛其亲随兵”。
还有岳飞所谓的《满江红》一词，也是明代人伪作，写作年代不早于明代中叶，此事史学界早有定论。该词从未出现于宋元人的任何著述中，即使是岳飞子孙收录的家集里，也没有收录，连相关记载也没有，一直到了明代才突然出现在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也是伪作。词中“踏破贺兰山阙”就是一个破绽。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有学者推测“踏破贺兰山阙”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歌颂胜利的诗词。(——这段是我直接摘录自网上资料，只稍做修改)
还有，岳飞的性格也不是象大家想象的那样和蔼可亲，他的舅舅就是被他亲手杀掉的，而且是亲手挖出心脏。虽说是他舅舅作乱在前，但是这手段也太狠了一点。另据《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先是飞在洪州，与江南兵马钤辖赵秉渊饮，大醉，击秉渊几死”，和别人喝酒，喝醉了就打人，差点打死，可见脾气很暴躁。
岳飞对下属也很苛刻刑峻，他的一个幕僚出于好心为他向上表功，他为了刻意显示自己“无私”，就找借口把别人打了五百鞭子。他手下的士兵仅仅因为买东西粗心地多找回了几文钱，就被他小题大做斩了首，这种借别人脑袋来树立自己权威的作法跟曹操的借粮官的人头来稳定人心和割发代首的阴谋手段是性质完全一样的。
岳飞手下部将傅庆，想去投奔南宋另一支军队的首领刘光世，岳飞知道后就杀了傅庆。
岳飞跟同为抗金力量的友军也经常火并，如刘泾,与岳飞同为统制，有人向岳飞告发，说刘泾阴谋吞并岳飞的军队。岳飞先下手为强，杀了刘泾，吞并了它的军队。
其实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岳飞为了扩充实力是有点不择手段的，岳飞以及他的“岳家军”是很带有点军阀性质的，他的“岳家军”相当于是一只私家军队，如果任由他的势力坐大，很难说他不会演变成唐代的藩镇割据，这也是他受到赵构猜忌，导致被杀的重要原因。

元朝史官编写辽、宋、金三史，遵循着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
事实上，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国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而金国吞灭辽国后，也接收了来自蒙古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
金国官史中原先有不少关于金国与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是却遭到元朝史官的删削。尽管在元朝史官编修的《金史》中，关于金国早期与蒙古各部的战争的记述已涂被抹得相当干净，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大致在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100)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彼方困于蒙古”(《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国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给西夏(《金史》卷134《西夏传》) 。
在金国最有作为的皇帝金世宗统治时期，金国每三年派军队向北大杀一阵，“谓之减丁”，给蒙古各部造成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据《金史》卷6《世宗纪》记载，金国大定七年（1167年），“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大定十年，“参知政事宗叙北巡”；《金史》卷71《宗叙传》记载宗叙“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峻，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金国大将纥石烈志宁；《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国只能消极防御；《金史》卷24《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方修筑边堡和壕堑。以上这些其实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国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
宋使楼钥的《北行日录》也反映了金世宗大定九、十年间，金国正在对蒙古用兵，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删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国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在编修《宋史》时，元朝史官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大肆删削，隐讳了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例如，《宋史》卷412《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等地战败的记录，而南宋抗元名将王坚竟然在《宋史》中无传。
很显然，编撰辽、宋、金三史的时候，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篡改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在由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元朝，虽然没有像后世的清朝那样大兴文字狱，但是在文化舆论方面还是存在管制政策的。尤其是在元朝官方主持修订的史书中，蒙古人的管制监督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


此外，谈到《金史》的成书，我们就有必要介绍一下金国文人遗老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收集整理与金国相关文献资料的贡献。
元好问，忻州（今山西秀容）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元好问是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是金末元初北方的文坛盟主。元好问的祖先是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元好问的祖先改姓元。
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考中进士。之后，元好问先后担任金国国史院编修、南阳令、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时年49岁的元好问结束了羁系生活。这期间，元好问作为亡国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人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并获得自由。
元好问亲身经历了金国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曾在金国从政十几年，作为金国遗臣的元好问长期关注金国的命运以及金国史迹的保存。在金国败亡前夕，元好问就向金国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于是，元好问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怀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
元好问痛心金国的沦亡，他拒绝在蒙古国做官，以表明自己的金国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心。但为了写金史，元好问却又不得不与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并获得必要的资料。为了完成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为修金史，元好问还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亭子，作为存放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通过多年的奔波收集，元好问积累了与金国君臣相关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
元好问还怀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以“中州”为名，即含有缅怀故国和以金国为正统的深意。《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元好问所知道的金国诗人词客、金国两位皇帝、金国王公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还为250多个作者写了小传。《中州集》也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元朝史官所编的《金史》中的《艺文传》就是以元好问的《中州集》为蓝本写成的。
作为金国遗臣的文人元好问一直对金国忠心耿耿，渴望写成一部缅怀故国的史书。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著述，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对元朝史官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整理的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却为元朝史官修辽、宋、金三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元朝史官修《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大量记述直接来源于元好问的著述，《金史》与元好问的关系十分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
在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原金国旧臣），请他保护资助金国遗留下来的54名遗臣儒士，并酌加任用。后来，元好问所举荐的54名金国遗臣儒士大多被元朝政府任用为官，其中就包括同样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王鄂。
元朝建立后，金国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编写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还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金国卫绍王朝没有实录，在金国灭亡之后，王鄂收集并整理出相关的材料，而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卫绍王本纪》其实就直接来源于金国遗老王鄂的著述；金国迁都蔡州之后，官史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金国的亡国过程记录下来。
金国的修史制度要比辽国完善得多。金国设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金国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国由中都（今北京）迁往汴京（今开封），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蒙古军中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张柔却来到金史馆，将金国官方所编写的大量历史文献运回家中。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被献之于蒙古朝廷，从而为元朝史官编写《金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事实上，同那些与辽国相关资料比起来，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要多得多，而且很完整。同时，很多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文人们曾经得到元朝官方的重视，而且他们十分注意搜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金国遗老文人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就收集整理了很多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被元朝史官大量照搬照抄。
元朝末年修《金史》时，既有金国的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金国遗老王鄂等人的搜集、补充，还有刘祁、元好问等金国文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元朝史官编写《金史》的参考资料比编写《辽史》的参考资料要丰富全面得多。同时，与金国相关的那些资料又经过金国遗民文人的加工整理，故《金史》编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编者面对一大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元人之于此书（《金史》），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谈过了《金史》的史料来源，下面再谈谈《宋史》的史料来源。
宋朝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丰富，官方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宋代官方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
宋代的为数众多的大量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政府在为宋朝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关于宋朝的野史、笔记、文集等。
《宋史》便是在以上众多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元朝所修的《宋史》主要依据宋代的哪一类史料呢？
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原宋代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原宋代国史为主干的。
史学家普遍认为，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除了以宋朝《国史》为编写依据之外，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还广泛采纳了《宋实录》等宋朝官方文献中的史料。
《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而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加上在记载宋朝历史的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
此外，与《金史》相比，《宋史》缺少前期整理，后期的编写时间又相当仓促，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
当初，编写《宋史》的那群元朝史官面对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宋代原始史料，为了尽快交差，不得不匆匆急就。对于极为丰富的宋代史料，编写《宋史》的元朝史官并没有认真加工、整理、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直接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资料拼凑成书，致使《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较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
历史学家曾经普遍认为，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宋史》却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的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却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
《四库总目提要》也指出“盖其书（指元朝所修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还说“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事实上，尽管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宋、金两国官史中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但是在对待宋金两国以及《宋史》、《金史》中与宋金战事相关的描述上，元朝史官的态度却是中立的，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宋史》总体上保留了宋朝史官的记述，《金史》也基本保留了金国史官以及金国文人遗老的描述，但是只要其所载不直接牵涉到元朝蒙古人，则包括丞相脱脱在内的蒙元史官是不会干涉的，而元朝史官更多的则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上来评判宋金两国之间的纷争。同时，在保留宋朝史官记载和金国史官记述的同时，在人物传记的结尾还加入了作为局外人的元朝史官的客观评判。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元朝中央政府组织史官编撰的官修正史，关于宋金战事的某些记载，《宋史》和《金史》却存在一些差异。
很显然，《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而《宋史》则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但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居然在根本就不了解《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来源的情况下，就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胡说什么《金史》也“较为倾向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