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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道儒文化中的政治决策思想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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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中国古代社会正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从经济到政治,从政治到文化,无不呈现出激烈的竞争局面。激烈的竞争来自残酷的战争,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治国的成败,而治国离不开政治理论的指导和优秀人才的支持,尤其不能没有适合国情、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和政治策略。因而,选择治国方案一直是这一时期各国君主最关注的问题之一。[2]正是在这一政治目标的驱动下,各派学者本着各自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纷纷提出一系列关于政治观点、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试图解决社会与人生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相互辩驳,展开竞争,使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代表着时代思想主流的主要是道家学派和儒家学派,他们沿着几乎相反的角度为寻找行之有效的治国治人方略作了积极创新的思索,并各自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又相对完整的政治决策思想体系。[3]



一 道家管理思想与政治决策



先说老、庄学派。该学派的管理思想以《老子》、《庄子》二书为代表,而主要集中在《老子》一书中。《老子》一书所形成的以“道”为核心的政治决策文化观可从五个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

第一,从天道原则出发,要求政治决策者要顺从天道和人道。在道家看来,道是万物所遵循的客观法则,也是决策管理所应遵从的根本原则。在老子那里,“道”乃天道,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为人处事的普遍法则。如《老子》第二十五章论“道”,既说是“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又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显然是把“道”看作宇宙的本原,并引作顺从自然的最高法则。因此,他要求统治者在作政治决策时也要以“道”为法则。具体而言,即以“天道”、“人道”、“地道”、“自然”等变化规律为法则,做到“常无为而无不为”[4]、“莫之命而常自然”[5]、“善利万物而不争”[6]、“知足不辱”[7]、“以正治国”[8]等等,主张不能破坏自然,也不能违背人性之道。

第二,以天道原则作指导,要求政治决策者必须遵循“顺从自然”的规律。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一规律概指“顺从人性自然”的规律。如《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七十五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即要求统治者要知晓并顺从“人道”这一自然规律,方能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9]的政治效果。

第三,贯彻“道法自然”、“道常无为”的精神,提出“无为而无不为”的决策管理宗旨。如《老子》中“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10]、“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11]、“为无为,事无事”[12]、“治人事天莫若啬”[13]、“治大国若烹小鲜”[14]、“我无为而民自化”[15]等思想,都可看出他为政的宗旨是坚持“无为”而顺从民意的,《老子》中“知足”、“不争”的思想也是这一宗旨的体现。

第四,汲取“上善若水”的智慧,采取以柔克刚的决策管理方略。《老子》中“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16]、“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17]、“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18]等言论,都是根据水的优点“善利”、“善胜”、“能容”、“能强”来阐发为政之道、喻示决策之理的。另外,“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19]等文句也反映了老子对治国时应先制定决策方略的重视。

第五,根据“有生于无”的道理发现并阐明了“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20]的决策管理艺术,贯穿《老子》全书的“无为”、“不争”、“以弱胜强”等思想可以说都是“有生于无”这一辩证思想的体现。从这一思想出发,《老子》又阐明了“将欲夺之,必固与之”[21]、“有无相生,难易相成”[22]、“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23]、“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24]、“无为之有益”[25]、“柔弱胜刚强”[26]等道理,喻示统治者决策时要善于运用“守弱固本”、“欲强故弱”、“知雄守雌”、“因反得正”的艺术,方能达到顺从自然、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目的。



1楼2006-10-29 03:17回复

    第三,求仁是孔子为政之道的根本,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政治决策原则。“仁”是孔子对各种善的品德的最高概括,是其全部学说的精髓和制高点,也是贯穿他一生的崇高理想和主要观点。由于儒家的治国方略始终是建立在孔子的人道观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对治国先治人和治人即求仁的思想总是情有独钟。《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可见孔子对治人的高度重视。说到底,这种以修身为本的治人,目的还是为了求仁。因为只有求仁、修己和安人才有良好的归宿,所以孔子在政治上所坚持的决策原则也是求仁。

    第四,坚持求仁原则,强调“以礼治国”,把礼当做政治决策的重要手段。在孔子看来,礼具有约束和规范政治关系的作用,是治人的必要手段,是治本之策。因为仁与礼是统一的:仁是内在的道德情感,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仁是礼的基础和灵魂,礼是仁的体现和落实。求仁与复礼也是统一的:没有内在的仁爱精神,礼就徒具形式;没有礼的规范,仁的精神便无所依托。既然使天下太平的关键在于治人,而治人的理想目标又是通过修己和安人来使天下归仁,那么以礼治人也就是治国的必要手段。对此,孔子是反复强调的。比如,“为国以礼”[36]、“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7]、“为政以德”[38]、“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39],等等,都是他坚决主张礼治和德治的表现。所以,要达到天下归仁的政治目的,作政治决策时就要特别考虑是否合礼,因为不合礼的决策所造成的政治结果是不仁不善的。

    第五,在决策方法上主张“至诚”和“中庸”。孔子认为,在作政治决策时,不管采取何种方法,首先一定要明察事理,明辨是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至诚”和“自诚”的心态。《礼记·中庸》所引孔子的话中一再强调“至诚”和“自诚”对管理决策的巨大作用,如“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等。而且,《礼记·中庸》具体指出了实行这个诚的方法是:“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次,要善于运用“中庸之道”来处理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孔子认为,“过犹不及”[40],片面追求仁和礼容易导致极端,惟有中庸才是执礼求仁的根本方法。他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所以为舜乎!”[41]舜之所以能治理好天下,除了极其明智且好问好察外,主要是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之道。又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42]这就是说,孔子自己所奉行的也是“叩其两端”的中庸之道。可见,孔子在决策方法论上也是主张“中庸”的。

    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3]此语道出了孔学思想体系的一大缺陷:仅从人道观出发,没有人性论和天道观作基础,思想大多停留在主观论断层次上。直到战国时期,孟子、荀子等人的学说出现了之后,儒家思想的这一缺陷才真正得到了补救。

    首先是孟子。在决策思想方面,孟子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修己和安人的人道观,而且根据孔子“为仁由己”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说。在性善说基础上,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的修己之道和安人之道:在修己之道方面,他提出了反身而诚、存心养性、自我扩充的修养方法;在安人之道方面,他强调“使先觉觉后觉”[44]、“保民而王”[45]、“与民同乐”[46]、“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47]等,从而把孔子的德政思想发展为仁政和王道思想。此外,在决策方法上,孟子固守孔子的“至诚”和“中庸”之道。他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48]认为,要善于随机应变,不可固执一偏。他说:“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49]又说:“汤执中,立贤无方。”[50]在政治决策目标上,孟子跟孔子大体上是一致的,即:修己安人,使天下归仁。不过,在安人方面,孟子显然更明确提出要行仁政以安民,并在保民、爱民、养民、教民、治民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具体可行的建议和措施。不难发现,与孔子的政治决策观相比,孟子的仁政主张及其措施更切合实际,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也因其性善说的局限而使之失于片面。
    


    3楼2006-10-29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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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6-06 10: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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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作者谢金良,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职博士生,中国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易学研究所讲师,一九七一年生。多年来,他主攻经学与易学、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已完成的著作主要有《春秋谷梁传漫谈》、《元明散文选》、《中华道藏·易学类》校勘、《身国同治——政治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并在《世界宗教研究》、《周易研究》、《福建论坛》、《道韵》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

      [2] 这就要求思想家们提供多样化的政治理论来满足列国君主选择和制定合理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

      [3] 结合已有的相关学术成果,本文对先秦道、儒两家的主要管理思想及其与古代政治决策文化的关系从总体上进行探讨。

      [4] 《老子》第三十七章

      [5] 《老子》第五十一章

      [6] 《老子》第八章

      [7] 《老子》第四十四章

      [8] 《老子》第五十八章

      [9] 《老子》第五十七章

      [10] 《老子》第三十七章

      [11] 《老子》第四十八章

      [12] 《老子》第六十三章

      [13] 《老子》第五十九章

      [14] 《老子》第六十章

      [15] 《老子》第五十七章

      [16] 《老子》第八章

      [17] 《老子》第七十八章

      [18] 《老子》第六十六章

      [19] 《老子》第六十四章

      [20] 《老子》第四十章

      [21] 《老子》第三十六章

      [22] 《老子》第二章

      [23] 《老子》第五十八章

      [24] 《老子》第十一章

      [25] 《老子》第四十三章

      [26] 《老子》第三十六章

      [27]  《道原》

      [28]  《经法·道法》

      [29]  《称》

      [30]  《十大经·姓争》

      [31]  《十大经·姓争》

      [32] 该派田骈、慎到、接子等人也都有自己的政治决策思想和看法,很值得认真挖掘。

      [33]  《论语·雍也》

      [34]  《论语·卫灵公》

      [35]  《礼记·中庸》

      [36]  《论语·先进》

      [37]  《论语·为政》

      [38]  《论语·为政》

      [39]  《论语·里仁》

      [40]  《论语·先进》

      [41]  《礼记·中庸》

      [42]  《论语·子罕》

      [43]  《论语·公冶长》

      [44]  《孟子·万章上》

      [45]  《孟子·梁惠王上》

      [46]  《孟子·梁惠王下》

      [47]  《孟子·公孙丑上》

      [48]  《孟子·离娄上》

      [49]  《孟子·尽心上》

      [50]  《孟子·离娄下》

      [51] 有关儒家的规定性,《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恒毓博士有专门的界定。恒毓博士认为:“我们应当从两种角度来把握儒家:其一,是集体的角度;其二,是个体的角度。从集体的角度说,儒家指的是孔子所创立的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内容、以修齐治平为毕生理想、以五经为基本典籍、以祭祀为必需行为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舞台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宗教。如果从个体的角度说,儒家则是指构成儒家这一集体的人。由于个体的儒家(Confucian)满足不了构成宗教的七要素,它不能成为宗教;集体的儒家(Confucianism)由于满足了构成宗教的七要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所以人们都习惯上称之为‘孔教’或‘儒教’。”详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9月号《论儒家》,国际网地址:http://www.whpq.com/

      [52] 《荀子·天论》

      [53] 《荀子·天论》

      [54] 《荀子·性恶》

      [55] 《荀子·君道》

      [56] 《荀子·性恶》

      [57] 《荀子·天论》

      [58] 《荀子·荣辱》

      [59] 《荀子·成相》

      [60] 《荀子·王霸》

      [61] 《荀子·儒效》

      [62] 《老子》第十九章

      [63] 《老子》第八十章

      [64] 《论语·季氏》

      [65] 《老子》第七十七章

      [66] 《荀子·天论》



          主要参考文献



      1. 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9月北京第1版)

      2. 鲍宗豪《决策文化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9月第1版)

      3. 马中《中国哲人的大思路——辩证的人本主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4. 肖万源、徐远和主编《中国古代人学思想概要》(东方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5.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第1版)

      6. 清代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1版)

      7. 宋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1版)

      8. 邓汉卿《荀子绎评》(岳麓书社1994年6月第1版)

      9. 向仍旦《荀子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10. 张立文、张绪通、刘大椿主编《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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