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百二十二年，魏黄初三年。曹植从邺返回封地鄄城的途中，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曹植说自己在途经洛水时邂逅了传说中的伏羲之女洛神，极尽描摹这位佳人的风采神姿，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倾慕之情。他就象是一位陷入疯狂热恋的年轻诗人，把所能想象到最美好的词汇，都毫不吝惜地加诸在这位女子身上。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洛神赋》。其中诸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类的描绘，已成为千古名句。在《洛神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耳熟能详的曹魏宫闱公案。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却终不可得。《洛神赋》里的洛神，其实就是暗指甄妃，曹植籍着对洛神的描写，来释放自己内心深处最为炽热却被压抑已久的情感。唐代李善在《昭明文选》后的注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最初想娶甄妃的是曹植，结果却被曹丕抢了先，曹植却一直念念不忘。在甄妃死后，曹植入朝去觐见曹丕，曹丕拿出甄妃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到了晚上，甄后之子曹睿摆宴请自己叔叔，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他。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有感而发，写成此篇。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可惜的是，编的有点不靠谱儿。

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对自己的弟弟从来欲除之而后快，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曹植被他死死囚禁在封地大半辈子，最后郁郁而亡。其他兄弟如曹彰、曹衮、曹彪等人，处境也是一样凄惨。曹丕这种防兄弟如防贼的态度，就连陈寿著史时都有点看不下去，评论说“待籓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 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不怒而杀之已属难得，怎么可能还会把老婆遗物拿出来送人呢？——何况送的还不是寻常之物，而是暧昧之极的枕头。后世李商隐揶揄这段典故，写了一句诗：“宓妃留枕魏王才”，可见枕头这东西，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良联想的。曹丕再缺心眼儿，也不会这么主动把一顶绿帽子戴在自己头上。由此可见，李善这个故事，编的着实离谱，不值一信。所谓曹植与甄妃如何如何，不过是文人的美好想象罢了。我一直坚信这是历史的真相。可当我再一次读完《洛神赋》的时候，对这个观点，却忽然有些犹豫了。赋中那种蕴藏着情真意切的心绪，那种澎湃浩荡的感情，一千年之后仍旧让人感觉到无比震撼。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实在无法想象，曹植歌颂的会是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在现实里没有任何寄情。

于是我重新开始寻找关于《洛神赋》的一切，不带任何偏见地去审视那段历史。越是寻找，我就越是惊讶，因为这一篇赋背后隐藏的东西，似乎远远超乎想象。挖掘真相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就很可能会迷失在史料的迷宫里。幸运的是，我找到了这把钥匙，得以开启了通往那个时代的大门。这把钥匙，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洛神赋》本来不是叫做《洛神赋》，而是《感鄄赋》。历代许多研究者认为，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候，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这看起来言之成理，可惜却不正确。汉赋之中，以地名为篇名的并不少见，如《二京赋》、《两都赋》、《上林赋》等等，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是以“感+地名+赋”的格式命名。更深一步分析。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阳附近，两处相隔十分遥远。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却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北京游记》里却只谈黄浦江一样荒谬。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也就是说，这个鄄字另有含义。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在《三国志》里，这个地名一律直书“鄄城”，如《程昱传》“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可到了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每提到鄄城，却都写成了“甄城”，其下还特意标明注解“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甄’今作‘鄄’，音绢。”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甄字和鄄字在那个时候是相通的。这里稍微要涉及到一点古文字知识。“甄” 在当时并不读“Zhen”，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记录，甄字的古音是居延切，发音为Juan，而“鄄”字读成绢，两字发音完全一致。加上“鄄”字与“甄”字形几乎一样，从垔部，古人将之混写一处，实属平常。我在《史记》里也找到了相同的记载。既可以写成“晋伐阿、甄”（《司马穰苴传》），又可以写成“膑生阿、鄄之间”（《孙膑传》）。可与《后汉书》同为辅证，证明甄、鄄二字，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可以通用互文的。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于是《感甄赋》。而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似乎已有所值。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究竟为何，不言而喻。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就在同一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以致于醉酒闹事到“劫胁使者”这么失态，同样不言而喻。如果这些证据都还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却是明确无疑：曹丕与甄妃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下诏改《感甄赋》为《洛神赋》。若不是怕有瓜田李下之讥，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我想曹睿也不会特意去关注一篇文章的名字。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并非捕风捉影。李善之说，有本可据，只不过他加了太多的虚构细节渲染，反而削弱了这个说法的可信程度。也许这时候会有人要问，你绕了一大圈，除了论证出曹植确实对甄妃怀有感情以外，岂不是一无所得吗？并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现在我们清楚了，《洛神赋》中的洛神，就是甄妃的投影，曹植在赋中表达的，是对甄妃的深切眷恋之情。那么接下来，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曹丕是识字的，文章写的极好，与曹操、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根本瞒不过曹丕的眼睛。前面说了，曹魏对藩王的限制，是极其严苛的，稍有举动就会被无情打击。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曹植还敢写这种调戏嫂子的东西，莫非他不要脑袋了么？事实比猜测更为离奇。《感甄赋》面世之后，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也没曹植采取任何措施。要知道，在前一年，明明曹植喝醉酒了，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当两段史料产生矛盾时，要么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错误的，要么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性的隐晦暗示。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惟独曹睿才能读中其中的微言大义。而曹睿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信没有记录，不过曹睿很快就下诏，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雍丘是“下湿少桑”，而东阿则是“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可见这一次的徙封，不是出于猜忌，而是破格优待。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下诏优容待之，这在曹魏时代简直不可想象。如果曹睿不是心胸宽广的圣人，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感甄赋》之后，曹丕明知其情，却毫无反应。他是不敢反应，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绝非毫无交集，这个交集，就是奏章里所谓“绝缨”之事。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录，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建安二十一年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睿与东乡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曹植却并非优哉游哉地过日子。在建安二十年，曹操在出征救援合肥时，对曹植说：“我当年作顿邱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现在无愧于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曹操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史无明载，不过他在当顿丘令之前是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想来在顿丘做的事也差不多。可见当曹操出征的时候，他希望曹植能够坐镇邺城，维护大后方的稳定，所以拿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务部或者***的最高领导，在曹操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曹操三月份回邺城，而曹军主力一直到次年的九月才回来。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就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杀死了长史王必，最后被严匡平定。这起叛乱规模不大，影响却不小。它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所以它们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初，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时候的建安二十二年。恰好在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这段时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官府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可是，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回想起曹植在给曹睿的奏章里说的“绝缨”事件，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

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绝缨”事件发生了，谁绝谁的缨，这很难讲，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本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这个贯穿建安二十一到二十三年的阴谋，就是绝缨事件的真实面貌。那么一个大致结论便可以得出来了：甄宓，应该就是这起叛乱的幕后推手，因为只有她，才能让曹植弃父王的嘱托于不顾。于是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亲手种下这些叛乱的果实，然后兴致昂扬地看着它们发芽、结果。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始终还遮盖着重重的迷雾。每一个阴谋，都会有它的动机和目的。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绝缨”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检始终让他心存犹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一次重要考验。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的争夺将会对他极其有利。结果呢？自从甄宓与曹植“绝缨”之后，曹植整个人变得非常不正常，二十二年成了他的灾难年。先是司马门事件让他失去了曹操的信任，然后是自己的亲密副手杨修被曹操杀死，更让他打击得是，曹操最终立曹丕为嗣。本来曹丕立嗣未稳，曹植尚有翻盘的机会。但二十三年初吉本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最后希望。曹操在吉本叛乱后，十分暴怒，杀掉了汉献帝身旁一半的大臣。这种心态，也是对曹植失望的一种现实反映。可吉本这起叛乱本身，却透着蹊跷。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叛乱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规模非常小，参与不过杂役家仆千人和几个文人；第二，政治影响非常大，天下为之骚动。叛乱规模越小，对国家影响越微弱；政治影响越大，对于责任人的压力就越大。这次叛乱选择的地点也很有讲究，在汉天子所在的许都，而不是邺城，可以用最小的混乱撬动最大的政治影响。就象是一捆精心设置好爆炸当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药。让人简直要怀疑，这起叛乱的策动者，根本就没指望叛乱成功，只是为了引发对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评。曹植作为内务安全最高负责人，对此责无旁贷。在二十二年，他已经失去了太多分数，二十三年的这起叛乱，成了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经此一役，彻底一蹶不振。 “绝缨”之后，曹植的每一次不正常与失招，都紧紧地与立嗣联系到一起。于是整起事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出现了。他就是甄宓的丈夫，曹丕。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无处不在。甄宓一手策划的这一起叛乱，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获利者，正是曹丕。这忍不住让人联想，这起叛乱和之前的一连串小动作，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动，用来打击曹植的？这本该是个猜想，不过，在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这个猜想变成了事实。当时曹操对于曹植仍旧抱有一点点希望，所以当曹仁被关羽包围，他给了曹植最后一次机会，任命他为南中朗将行征虏将军，派去救援曹仁。可谁知道曹植这个不知长进的东西，竟喝了一个酩酊大醉，醉到连将令都无法接。从此，曹操对这不肖子彻底失望。以上是出于《三国志》的记载。可《魏略》却给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逼”是“逼”的旧体写法。可见曹植的失态，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这次出征醉酒，并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证明了曹丕一直在紧紧盯着曹植，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也不放过任何一个使坏的机会——这当然也包括了司马门、杨修之死和甄宓策动的那次叛乱。曹丕很清楚，对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选就是甄宓。只要甄宓出现，曹植就会因过度兴奋而丧失判断力。对于他这种权势熏心的人来说，只要能够害掉曹植，牺牲个把老婆也并非不可接受——他不会接受自己戴绿帽子，除非对上位有好处。而且派甄宓去做这件事，会非常安全。曹植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发现了真相，也绝不会去告发甄宓，因为那会将他所爱之人置于死地。曹丕算准了自己弟弟这种幼稚的性格，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伤害他——甚至我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在那次临出征前的对饮中，也许曹丕在席间只需轻轻透露说，甄宓是在利用你，曹植就会心绪大乱，借酒浇愁。没有什么比自己爱人伤害自己更痛的事了。而曹丕对于甄宓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件事，恐怕也并非毫无心结。这个心结在他登基之后逐渐膨胀，最后终于导致了曹丕与甄宓的争执，失宠以及甄宓最后的死亡。自私的男人，始终是自私的。事情很清楚了，曹丕是这一切的根源，他为了赢得立嗣之战，不惜派甄宓去诱惑曹植，借此打击竞争对手。证据确凿，板上钉钉。

但他却不是唯一的一个获利者。其实获利者还有一个。这个人是曹丕身旁的一位智囊。这位智囊姓郭，没有名字，却有一个有趣的字，叫女王。我们不妨把她叫做郭女王。她不是什么谋士，而是曹丕的一个妃子，迎娶于建安二十一年。又是建安二十一年！郭女王与别的女人大不相同，甫一进门，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智慧。她对于曹丕的意义，不是女人这么简单，用史书上的一句话描述已经足够：“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短短两句话，一个女中诸葛的形象跃然而出。让我们仔细咀嚼一下这两句话。“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意思是曹丕夺太子位，郭女王参与了谋划，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时时有所献纳”。夺太子位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击曹植。而打击曹植最狠的，就是绝缨事件。因此，很有可能，绝缨事件就是这位“有智数”的郭后献纳给曹丕的计策。她是隐藏在曹丕身后真正的策划者。仔细品味这起事件，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阴毒而细腻，它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对人心的掌握上：曹植对甄宓的倾慕心、吉本等人对汉帝的忠诚心、以及曹丕对太子位的野心。每一种心态，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利益链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吃定上一家。曹植被甄宓吃定，甄宓被曹丕吃定，曹丕却被郭女王吃定。于是，在揭开政治阴谋的盖头时，我们发现里面另外裹着一层宫闱斗争的面纱。如此绵密细腻的谋划，大概只有天生对感情敏锐的女性才能有如此手笔吧。作为进门还不足一年的郭女王，若要扳倒与曹丕相濡以沫这么多年的甄宓，获得宠幸，只有行非常之策，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在建安二十一年的某一个时间，郭女王向曹丕献了这个绝缨之策,然后曹丕给甄宓下达了指示。当曹丕带着郭女王离开邺城之后，曹植惊喜地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的甄宓，出现在自己面前……我甚至能想象出，郭女王离开邺城时，唇边带着的那一丝得意笑容。 “甄宓啊甄宓，这一次无论你成功与否，都将不再受君王宠爱。” 这是一个无解的计谋。通过这个计策，不光曹丕成功地打击了曹植，郭女王也成功地打击了甄宓。这是一石三鸟之计：巩固了自己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曹丕的太子宝座；还让最大的竞争对手甄宓被迫给曹丕戴上了绿帽子。以郭女王对曹丕的了解，她知道这个男人即使是主动拿绿帽子戴，也会把罪过归咎到别人身上。事实也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曹丕登基之后，立刻冷落了甄宓，专宠她一个人。甄宓被郭女王谗言所害，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极为凄惨。而郭女王，却在曹丕力排众议的支持下，坐上了皇后的宝座。

现在整个事件的轮廓似乎清楚了，可我们的探索仍未结束，因为还有一疑点尚待澄清。一个妻子也许会替丈夫去诱惑另外一个男人，但不会心甘情愿这么做，更不会有什么好心情。尤其是这个让自己自荐枕席的人，还是夫君的另一位姬妾。这对女人来说，是耻辱，不是荣耀。这一切，都无法解释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快乐心情——我相信她当时的那种兴奋，是发自内心的。难道说，甄宓在与曹植的交往中爱上了他？这有可能，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难道说，甄宓爱曹丕爱到太深，所以你快乐，我也快乐？这也有可能，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曹植也罢、曹丕也罢，史书里甄宓对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那个时代生存的女性，当她对爱情失去兴趣的时候，真正能让她开心的，只剩一件事。她的孩子。甄宓只有一个儿子，叫曹睿，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建安二十一年的时候，曹睿只是一个小童。而且他不在邺城，而是跟着爷爷奶奶爸爸妹妹东征去了。他在邺城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我一开始，猜测也许是曹丕故意带走了曹睿，以迫使甄宓完成他的计划。但这还是解释不了甄宓的开心，没人会在自己孩子被挟持走以后还高兴成这样。后来一位友人提醒我，仔细地去看一看曹睿的来历。我去查了一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就象是一道闪电，驱散开了所有的疑虑。我错了，曹睿不是邺城布局中的一枚小小棋子，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核心关键！曹睿死于景初三年正月，时年三十六岁。古人以出生为一岁，以此倒推回去，那么曹睿应该是生于建安九年。建安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后留侍姑。及邺城破……文帝入绍舍，姑乃捧（甄）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遂为迎取。《世语》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三国志》曰：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三段史料都确凿无疑地记载着同一件事：邺城被曹军攻破之后，曹丕在袁绍府中看中甄宓，并娶回了家。让我们再来看看《曹操传》里的记载：“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邺定。” 曹军在建安九年的八月攻克了邺城；曹丕在同一月里迎娶本是袁熙妻子的甄宓；曹睿也在这一年出生。当这三段材料搁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一直被忽略但却极端重要的真相，出现在我们面前。曹丕在邺城第一次见到甄宓的时候，她至少带着六个月的身孕。也就是说，曹睿不是曹丕的亲生儿子，他的父亲是袁熙。

这个事实有点令人难以接受，但对比史料给出的答案，却是毋庸置疑的。甄宓早有身孕这件事，曹丕肯定是知道的。不过大概是甄宓实在太漂亮了，曹丕舍不得，于是就姑且当一回便宜老爸。这在三国时代，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当初曹操打败吕布后，就纳了吕布部将秦宜禄的老婆为妾，秦氏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下一子，被曹操养为义子，名字叫秦朗，后来位至骁骑将军。这件事曹操肯定是不知道的，打完邺城之后，他忙着征讨袁谭，然后远征乌丸，回头还要征讨高干，管淳，等到忙完这些事情回到邺城，已经是建安十年的年底。他所看到的，就是新娶的儿媳妇给他生了一下一岁多的大胖小子。这是曹操的第一个孙子，他十分喜欢。《明帝纪》里说“明皇帝讳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而曹丕呢，也就装糊涂，没有点出这个误解。明成祖朱棣曾经犹豫是否立儿子朱高炽为太子，就去问解缙。解缙回了三个字：“好圣孙”，意思是朱高炽有个好儿子朱瞻基，于是朱棣才下定决心。可见长孙是立嗣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拿到不少加分。曹丕既然志在帝位，当然不会说破这位长孙的真实身份。曹丕的打算是，反正自己还年轻，等到有了亲生儿子，把曹睿再替掉就是了。可惜的是，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曹丕就象是中了诅咒一样，生下的儿子几乎全部夭折。唯一健康的，只有这个流着袁氏血脉的小孩子。曹操对曹睿的喜爱。日复一日地变多，甚至感慨说“吾基于尔三世矣”（曹家要流传三代就要靠你了）为了掩饰谎言，必须要说更多的谎言来，当谎言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曹丕已经无法回头。他已经不敢向父亲解释，这孩子不是曹家的，是袁家的，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出来。更麻烦的是，曹植那时候也有了自己的儿子，而且是两个。如果曹操知道了曹睿的身世，他在曹植和曹丕之间如何选择，没有任何悬念。于是，就这么阴错阳差，曹睿以长孙的身份被抚养长大。知道他身世的人，都三缄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