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喀尔喀内讧与清准干预
喀尔喀，亦称漠北蒙古，由喀尔喀万户演变而来。在十七世纪初，喀尔喀形成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三部，并被分为左右两翼，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为左翼，札萨克图汗部为右翼。三汗部虽同出一源，都是达延汗后裔，但他们却互不同属，各自为政，从未统一。在三汗部中，土谢图汗部势力最强大，尤其是土谢图汗滚布利用藏传佛教的活佛传世制度，在喀尔喀最大的活佛迈达理呼图克图多罗那他圆寂后，有意将他转世于自己的家中。1635年，滚布果得一子，于是被确认为多罗那他的转世，即一世哲布尊丹巴，从而使左翼成为了全喀尔喀的宗教中心。喀尔喀内外重大事务一般通过各部的会盟来协商解决。

然而，在清廷的强大威慑下，土、车二部纷纷遣使谢罪，喀尔喀左翼与清朝的关系随之得到缓解。1655年冬，清廷在喀尔喀设立左右翼八扎萨克，并题准八扎萨克进“九白年贡”，清廷照例赏赐，成为定制。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则态度颇为强硬，长期与清朝作对，迟迟不肯遣使谈判。但在清廷军事威胁、政治分化以及经济封锁等多种压力和在左翼已经屈服的情况下，右翼已独木难支，只好于1657年遣使来朝，1659年开始执行八扎萨克制度，双方关系得到和解。八扎萨克与九白年贡象征着清廷和喀尔喀之间具有了名义的而不是实际的臣属关系。八扎萨克丝毫没有触及喀尔喀原政治体制，对喀尔喀内外事务清廷没有任何干涉权力，实际上没有改变喀尔喀的独立地位。八扎萨克的真正意义在于，喀尔喀贵族损失一定的政治名义，换取比较丰厚的经济补偿。

二、噶尔丹东进喀尔喀与清政圌府的对策
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后，喀尔喀内乱日益加剧。1687年秋，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领兵进入札萨克图汗部，突袭札萨克图沙喇，并将其俘获后抛入水中淹死。[16]同时，杀害了右翼贵圌族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土谢图汗竟然杀害札萨克图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为自己带来厄运，罗卜藏曾捕杀札萨克图汗事件便是前车之鉴。1688年正月二十五日，[17]土谢图汗之子噶尔亶台吉还击杀噶尔丹胞弟多尔济扎卜，[18]与噶尔丹公开宣战。于是，噶尔丹挥戈迎战，喀尔喀和准噶尔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应该说噶尔丹东进喀尔喀是他的既定目标，但在什么时间用哪种方式进兵则是由局势的发展所决定。而土谢图汗的种种过激行为促使噶尔丹迅速进攻，使喀尔喀遭到亡圌国之运。
1688年春，[19]噶尔丹引兵3万，征伐喀尔喀。自杭爱山后掠取右翼卫征哈滩巴图尔、车臣诺颜、伊尔登台吉及左翼昆都伦博硕克图等后，向左翼推进。土谢图汗子噶尔亶台吉率5000人[20]迎战，在忒木尔地方被噶尔丹打败，噶尔亶台吉、厄尔奇木带青等8人仅免于难。噶尔丹侄子丹津俄木布、丹济拉、杜噶尔阿喇布坦率领的准噶尔另一支军队直取额尔德尼召。他们焚烧额尔德尼召，毁坏典籍佛像，以示对哲布尊丹巴的报复。准军还占领了土谢图汗居驻地。土谢图汗奔赴翁音，哲布尊丹巴携土谢图汗妻室、喇圌嘛班第等300余人夜遁至额古穆台地方。噶尔丹东趋克鲁伦河追击到车臣汗部境地。车臣汗部众一触即溃，舍克鲁伦河南向苏尼特喀伦奔逃而来。准噶尔的进攻使“喀尔喀举国震惊，见一影响，随以为敌至，无一人敢北向相拒者”，“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等纷纷南逃，昼夜不绝”。[21]八月初三至初五日（1688年8月28日–30日），噶尔丹与土谢图汗两军在鄂罗会诺尔地方进行了决战。准军夜袭善巴额尔克戴青之营地而破之，喀尔喀诸台吉星散逃遁。土谢图汗势单力弱，无力与噶尔丹抗争而南越瀚海，与哲布尊丹巴会合，举族内迁至汛界，向清廷提出归降。至此，准噶尔与喀尔喀战争以准噶尔的胜利宣告结束，整个喀尔喀被噶尔丹占领。鉴于准噶尔内部出现分裂迹象，喀尔喀降清，若再追击，便意味着同清朝开战，噶尔丹遂息兵班师。

[40]清政圌府从归化城、张圌家圌口调集粮食进行急救。[41]从国库中拿出2万两银子、价值6000两银子的茶、4000两银子的布匹，购圌买10334头牛、56810只羊拨给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所属难民，[42]有效地缓解了他们的窘迫状况。由于难民不断增多，交通运输不便，所以尽管清政圌府作出努力，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还是没有根本上解决难民救济问题。康熙二十八年（16⑧9年）十二月十七日，土谢图汗给清廷的奏疏中说明他属下还有6000余人没有食物，情况危急，请求朝廷尽快予以救济。[43]难民的艰难处境不仅长期得不到改善，反而日趋严重。保存下来的康熙二十九、三十年上百份蒙古文档案的绝大多数都是喀尔喀大小领主写给清廷的求助信，字里行间充满饥饿、死亡、无奈和期盼。[44]甚至有的台吉以佐领为单位将多达2000名破产苏木箭丁的名单一一列出上报朝廷，以此引起清廷的重视，使其感到被编佐者已成为清朝正式属民，理应得到救济和保护。还提到编佐以后新来的8340人也急需救济。[45]与此同时，清廷鉴于喀尔喀杂处边汛内外，劫夺盗窃时有发生，社会秩序较为混乱的局面，加强管理，分编很多佐领，增选一批新札萨克，保留喀尔喀贵圌族原名号，并严令他们管束属下，不许劫掠盗窃，如有违反，照内地律例正法。[46]

噶尔丹把搜捕土、哲二人的希望又开始寄托于济隆和伊拉古克三的努力，等待清廷的回复。清朝则根本没有此意，决定用武力消灭噶尔丹，进而彻底解决喀尔喀问题。清使的上述许诺则是鉴于噶尔丹已进入漠南蒙古地区的严峻形势所作出的缓兵之计，绝非清廷的真实意图。1690年六月二十一日，清军与准噶尔军在内蒙古乌珠穆秦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之地发生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冲突，结果以清军的惨败告终。噶尔丹虽在乌尔会一战大胜清军，但是仍没有捉到土、哲二人，并就解决喀尔喀问题也未能与清朝达成协议。所以他乘胜追寻土、哲二人，并对蒙旗进行掠夺。噶尔丹穿梭于漠南蒙古地区一个多月后，[74]急速南下到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圌兰布通，与清军发生急战，虽遭受重创，但乘清军统帅福全的指挥失误，得以逃脱乌圌兰布通，奔向科布多。福全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派侍卫吴圌丹、护军参领色尔济偕济隆往噶尔丹处，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好”。为此，吴、色二人竟然向噶尔丹表示，“使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七旗一同遣驻故地”，[75]再次提出喀尔喀问题。噶尔丹作出积极回应，“跪于威灵佛前”，设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76]并“上圌书请罪”，承认“深入边汛”之错，表示“凡有谕旨，谨遵行之。今往界上，视水草善地无人之处驻扎，候旨”，[77]以此麻痹清军统帅，赢得了充裕的撤退时间。清军遣使羁縻，无济于事，噶尔丹没有停止撤退，越走越远。
乌圌兰布通之战后，清廷鉴于噶尔丹虽然退回漠北，但迫于生计可能会卷土重来，一方面采取羁縻措施，赏给噶尔丹1000两银子，[78]缓和其部内窘迫，以阻止其南下；另一方面，决定令福全大军布防沿边，以便万一噶尔丹再次入侵时，及时迎战。然而，清大军粮草不济，难以久留。福全奏言：“驻军以待，糗粮不足。欲往驼运，则堪用骆驼仅四百余头”，[79]遂大军撤回。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圌府尽早通过喀尔喀、内蒙古会盟，将喀尔喀正式纳入清朝行政体圌系中，组织内外蒙古兵力，抵御噶尔丹南下入侵，减轻清政圌府的负担，显得尤为必要。

1691年（康熙三十年）正月，康熙发布谕令，决定是年清明前后青草萌发时，举行会盟。他说：“喀尔喀向来虽经进贡，但伊汗从未尝输诚来朝。而喀尔喀诸汗亲率所属数十万众倾心归附，一切行赏、定罚、安插、抚绥关系甚大。所以，朕躬前往巡狩”。[80]决定亲临塞外，主持会盟。清廷选择多伦诺尔为会盟地点。多伦诺尔（Doluγan naγur）是蒙语，意为“七水泊”或“七湖”，距京师约800里。这里“清淑平旷，饶水草，而扎萨克之来朝者，道里适中”，[81]是理想的会盟地。
四月三十日，康熙抵达多伦诺尔，选地扎营。五月初二日，举行了盛大的会盟典礼。清晨，清朝内外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俱列坐于会场左面。喀尔喀汗、济农、诺颜、台吉等俱列坐于会场右面，分7行，共663人，其余寨桑、护卫等俱环列而坐，喀尔喀总计近1000人。[82]康熙帝着朝服乘马至御营升坐，鼓乐齐鸣。参加会盟的喀尔喀人士由理藩院官员和鸣礼官引导，行三跪九叩礼，觐见康熙皇帝。继设礼仪性宴会，分进乐、进茶、进酒、演剧奏乐4个程序。喀尔喀朝见、进宴、饮酒，俱奏銮仪卫细乐，[83]充分体现了严格的君臣之礼。礼毕，康熙宣布宽宥土谢图汗之罪，再次指出由于土谢图汗违誓兴兵，喀尔喀内乱加剧，导致“国家破亡”。但认为，土谢图汗对清廷一直十分恭顺，“虽穷困已极，尚能忆朕旧恩来归”，今又自陈罪过，可以宽宥。康熙宣布：“朕是以宥免其罪，仍留土谢图汗、车臣汗之号”，[84]“准许土谢图汗使用汗衔，所以给他印鉴（指汗印––笔者注）所授权力的文件（指册文––笔者注）”，[85]实际上保留了土谢图汗尊号。同时，宣布封扎萨克图汗沙喇之弟策妄扎卜为亲王，以平缓右翼怨痛。

经过精心准备后，1696年二月，康熙亲帝领15万大军，北征噶尔丹。五月十三日昭莫多一战，歼敌兵2000余人，俘降2000人，[106]获牛2万余头、羊4万只以及辎重妻子多人，[107]取得了歼灭噶尔丹主力的重大胜利。噶尔丹仅率数十骑突围远遁至喀尔喀西部流窜。接着又连续两次亲征，对噶尔丹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包围，使其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结果噶尔丹迫于内外交困，1697年三月十三日，在阿察阿木塔台病逝，是年54岁。准噶尔对喀尔喀长达10年的统圌治随之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