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5年，我已写过几本数学通俗读物，如《从零到无穷》(From Zero to Infinity)和《始于欧几里得的漫漫长路》(A Long Way from Euclid)。我写这些书的目的，是试图向跟我十分类似的人——爱好数学但基本上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解释一些虽然复杂但较易掌握的数学概念和思想。就在那一年，我决定来写大卫·希尔伯特的传记，许多人认为他是20世纪早期学识最渊博的数学家，尽管我几乎没受过数学训练，也从未写过任何传记作品。如今，30年过去，重读《希尔伯特》，不禁浮想联翩，几个问题浮上心头。
第一个问题：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怎么擅敢为一位卓越超群的数学家写传？要知道，即使是相当熟悉他的人都深信他们无力为他立传。
答案如下：那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一般的读者——我曾为他们写过《从零到无穷》和《始于欧几里得的漫漫长路》，会很有兴趣来了解这样一位非同寻常的、有影响的数学家。于是，我开始跟希尔伯特尚健在的朋友和过去的学生接触。有两位是我必须去找他们谈的，他们跟希尔伯特过从甚密：一位是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他立刻给了回音——一张明信片。他写道，他很欢迎有一本希尔伯特的传记，但是能让一位不是德国人的女士来写吗？她又不是一名数学家。她也根本不了解希尔伯特！另一位是理查德·库朗，他的回答姗姗来迟。他写道，他想象我的计划业已完成，因此不再需要他的帮助！尽管他最后同意跟我谈谈希尔伯特的事，但仍心存怀疑：“坦白地说，我对你该如何去做毫无想法。”
接着，我写信给其他认识希尔伯特的人，一收到回音，不管对方是在美国还是欧洲，我便前往访谈（在调研过程中，我居然重新找到了一直被认为已丢失的一批信件，那是在长期交往中赫尔曼·闵可夫斯基给希尔伯特的信）。在我最终完成手稿后，我把复印件寄给我曾访问过的学者之一、物理学家保罗·爱瓦尔德和其他一些人。爱尔瓦德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并建议寄一份给他的好友马克斯·玻恩。我还记得玻恩的明信片，所以提出了异议。但爱瓦尔德坚持己见：玻恩很老了，还病着，可能看不到书的正式出版。于是，我寄了一份手稿复印件给他，并收到了充满热情的回复便笺。理查德·库朗也表现出同样的热情，正是他坚持这本传记必须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这个科学书籍出版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作出巨大努力，使德国的科学回到战前的高水平。
斯普林格出版社热情地促进此书的发表，但不是为了我以前的读者，而是面向他们自己的读者群——科学界的专业人士。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我原本为他们而写《希尔伯特》的读者没能读到此书。《希尔伯特》的读者几乎都是数学家和其他科学家——我从未奢望过的读者群。
由此，又产生了我重读《希尔伯特》时的第二个疑问：
要是我知道我的读者将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会不会把书写成另一个样子？
回答显然是：我根本就不会去写这本书。我从来不敢想象我这样一名非数学家能写出给数学家读的关于数学家的书。
于是，第三个问题接踵而来。如今，已经又写了其他三位杰出数学家的传记和一些短篇数学家传记文章的我，还会再写希尔伯特传吗？
回答是否定的。
别的什么人可能在什么时候为大卫·希尔伯特写一本学术性传记，但是我写的这本《希尔伯特》——我不可能再重写一遍。这是一本浪漫主义的作品，是在某种对数学天真无邪的单纯情感下写成的，我现在已不可能再有这种天真。弗里曼·戴森有一次描绘该书时这样讲：“一首赞美数学的诗。”如果这种讲法是真切的，我就太高兴了。
这次的新版是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哥白尼版。（“哥白尼”为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副牌。）我希望《希尔伯特》将继续受到数学家的喜爱，同时希望它最终能成为数学爱好者手中的读物，毕竟这本书我最初是为他们写的。
康斯坦丝·瑞德
1995年11月30日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
《希尔伯特——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