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丝绸
蚕丝是桑蚕老熟时，通过它的吐丝管连续不断地吐出的物质，由丝素和丝胶组成，能连续缫（sao）引，其长可达1000米，是天然纤维中最长的一种。具有良好的韧性、弹性、纤维度、光泽、柔软、光滑等许多优良纺织特性，是十分理想、贵重、高级的纺织原料。我国是养蚕织丝的发源地，历代生产的丝织物，以精湛的制作，高超的技艺，使我国一直在世界上享有“东方丝国”之称。我国传统的、高水平的丝织技术，对世界文明曾经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是世界珍贵的科学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丝绸的起源
养蚕织帛，是我国古代举世公认的伟大发明之一。古代有关的传说和神话很多，其中有两个传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一是伏羲氏化蚕桑为绵帛；二是西陵氏之女，黄帝的元妃嫘（音同雷）祖，始教民育蚕织丝，以供衣服。尽管传说不完全等同于真实，可是我国养蚕织帛的历史应从早在距今5000年以前说起这一点，确是事实，这是可以从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的。
1984年在河南荥（xing）阳县青台村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出土过我国北方丝麻织品的最早实物——一些平纹组织物和组织稀疏的浅绛色丝织罗。说明汉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中期就已有了蚕事活动。
另外，1958年在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最下面的文化层中，还发现过一批存放在竹筐中的丝麻织品，其中有平纹残绸片，蚕丝编的丝带，以及用蚕丝纺捻而成的丝线。根据其同一地层出土稻谷的放射性碳素碳十四测定，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750±100年。钱山漾的这次发现，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它的出土再一次证实了我国缫丝织绸的历史悠久，同时也说明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生产丝绸的地区已经比较广阔，除了中原地区已经具备一定的蚕织技术之外，业已扩展到较远的长江流域。
一、丝织工艺
丝织工艺发展简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根据文献记载和文物考证，我们的祖先早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开始植桑养蚕。
1926年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半个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毫米，幅宽7.1毫米。表明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利用蚕茧。
1958年在离西阴村几千里远的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四千七百年前的丝织品。丝帛的经纬密度各为48/厘米，丝的拈向为S拈；丝带宽5毫米，用16跟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用三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拈度为3.5个/厘米。表明当时的丝织技术已有一定水平。
到三千年前，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记载。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钺上，有菱纹、回纹丝织物残痕，表明商代已能织出菱形斜纹的商绮。
在周朝（公元前1066年～256年）蚕桑生产已成为专业化，并受到官方督察管理。到周代已有多色提花锦，而据《尚书·禹贡》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丝织物的生产更加普遍，当时九州中的兖、青、徐、扬、荆、豫等州，都已能缫丝织绸。
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221年）达到高度发展，蚕丝已成为贫民百姓的日常衣服和自由贸易的物资了。我国各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很多，有罗、绫、纨、纱、绉、绮、锦、绣等产品，其图案与色彩的美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秦汉以后，我国丝织物更是精美绚烂，不仅能织出薄如蝉翼的罗纱和各种美丽的绫锦，而且能织出一种具有立体感的绒圈锦，丝织技术已具有很高水平。我国丝织很早就已成为向外输出的重要物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因为丝织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工艺品，所以，古时许多域外的国家，都称我国为“丝国”，他们把中国写成 Serica ，把中国人写成 Sersser ，这两个字就是由丝字 （Serge）转化来的。
在很早的年代里，由于交通十分不便，无法了解遥远国家的真实情况。外国人对我国独有的丝织无所了解，感到神奇，一世纪罗马作家蒲林尼在他的《自然史》里这样写道：“赛里斯（即中国）以树林中出产的细丝著名。这种灰色的乱丝是树上生长的，他们先将丝用水浸湿，再加以梳拢，于是妇女们将丝整理，再织成丝织品，销行于世界各地。”亚里斯多德则认为丝是出自一种毛虫。他们都不真正了解蚕丝是怎样一种物质。


2、周代（西周）的丝织工艺
（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
大约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周武王率兵仅供商纣。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周朝前期建都镐（hao）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历史上叫作西周。公元前770年，周朝被迫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上叫作东周。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在周代，工艺种类增多，分工更细，青铜器令彝和《尚书》的《酒诰》、《康诰》都有“百工”一词，就是指从事工艺制作的工奴和管理生产的百官。
染织工艺中，养蚕、缫丝、织帛、种麻、采葛、织絺、染色，都有专门分工。
根据《周礼·职方》的记载，当时的冀（ji）州产帛，豫州产丝麻。
在周代，不但设有专职“典丝”官负责管理丝织生产，每年还要由帝王的皇后亲自主持所谓祭祀蚕神的“先蚕”典礼。可以想见当时对蚕丝生产的重视。
根据股东文献和当时青铜器铭文的记载，可以看出西周的丝织工艺较前代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和提高。首先，由于丝织技术的提高，丝织品的品种较前增加；其次，在丝织品的美术加工，特别是在色彩的多样化方面，都有极大的发展。
在品种方面，除罗、帛、纱、绫、绢、绮、纨等丝织物之外，周代末期已出现了锦。《诗·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意思是：“织出贝纹的锦，文采交错，真是华丽”。这是我国最早提到锦的名称。《禹贡》有“扬州厥篚织贝”的记载，“贝”当是指织作贝纹的锦。《诗经》的《郑风》、《唐风》、《秦风》中有：“锦衾”、“锦衣”、“锦裳”、“锦带”等记载。《穆天子传》也有“盛姬之丧，天子使嬖（bi）人赠送文锦”。《国语》载：“齐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陈妾数百，食必良肉，衣必文绣。”《说苑》：“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儿狐裘者，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从这许多记载中，可以知道周代的贵族已以锦绣作为服用。但究竟数量还不太多，就是在贵族中也有认为它是奢侈品和亡国的象征。


3、春秋战国的染织工艺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770年，周朝平王被迫迁都雒（luo）邑（今河南洛阳），历史叫作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上铁器和耕牛的使用和推广，对当时的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纺织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诸侯用布帛交往，动辄以十万计。蚕桑的生产遍布祖国各地，丝织品更加精美，陈留、襄邑除的美锦，齐鲁除的薄质罗纨绮缟和精美的刺绣，都著称全国，不仅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工艺上也达到了高度水平。而麻类栽培和纺织更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常用精细的苎麻布作为互相馈赠的贵重礼品。


中国丝绸，不仅以它的绚丽夺目闻名于世，而且轻盈菲薄，无与伦比，也为世所罕见。在古代阿拉伯一本游记中，曾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有关阿拉伯商人，在广州拜见一位唐朝官员时，忽然发现这位官员的胸口有一粒黑痣居然透过薄薄的丝绸衣服隐约显露出来。他很惊异，“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发花了”？！这时官员问他：“你为什么老是向我的胸口瞧呢？”商人连忙答道：“我在惊奇，为什么身上的一个痣，可以透过双重衣服看得出来？”官员听了哈哈大笑，便拉起衣袖让商人观看，原来这位官员穿了五件丝绸衣服。这个商人对中国四川如此精薄，更是赞叹不已。类似这样关于中国丝绸的故事，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地到处传播。因而许多外国商人，冒着惊涛骇浪，慕名来到我国广州、泉州等地争购中国丝绸。
古代日本在学习中国丝织工艺的缫丝、纺织、殷人等技术的同时，还继续从中国输入各种高级的丝绸织物。在唐代，往来于东海、黄海之间的日本遣唐使、学问僧，来中国的更多。对于来到中国的日本学者和僧侣，唐政府还专门媒人每年赠给绢绸25匹及四季衣服，以资鼓励。如一个名叫城桑的僧侣，岛国浙江台州，获得了珍贵的“青色织物绫”而归。直到今天，日本著名的正仓院内，还珍藏着我国唐代传输过去的各种绚丽的锦、绫等名贵织物，以及各种夹缬、蜡染等印染品。据《正仓院刊》记载：“唐代运去了彩色印花的锦、绫、夹缬等高贵织物，促使日本的丝织、漂印等技术获得启发。”至今，日本纺织印染技术书籍中，仍大量沿用“绞缬、﨟缬、絁（shi）、罗、紬、绫、羽.......”等唐朝的汉名。


③丝织工艺
宋代的丝织工艺比唐代更加发达，对丝织物的需要量非常巨大：
1.宋代政府规定，每年必按品级赏赐“臣僚袄子锦”，共七等，给所有高级官员分送一定花纹织锦，如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雀、宝照大花锦、宝照中花锦等。此外如统治阶层的婚嫁妆奁等豪奢生活所需，以及百官臣僚进贡的锦、绮、绫、罗、花纹及紬绢数量都很可观。
2.宋代为乞求苟安，每年向辽、金、西夏等国赠送及纳贡绢帛多达数十万匹。
3.宋代对外贸易非常发达，丝织品是主要输出品之一。
4.军队装备的需要。由于这些需要，也促进了丝织生产的发展。


在日本东京还保存有我国北宋末期紫地宝珠形纹样金锦，南宋时期的子弟双鸟团纹金锦，丹地花卉金锦，南宋末期的丹地小花金锦等加金丝织物，这些都是极为可贵的资料。
丝织提花机从三国曹魏初年，马钧进行改革后，经过唐、宋几代的改进提高，这种提花机逐渐完善和定型。在宋代楼（王寿）《耕织图》上，就绘有一部大型提花机。这部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上有挽花工，下有织花工，他们互相呼应，正在织造复杂的花纹。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说，《耕织图》上的提花机仍是世界上最早的、结构完整的提花机，在当时堪称世界第一。
在织作技术上，宋以前，人们多崇尚轻、柔、薄的产品，厚的织物属于绨，是被认为劣等的；而宋代则渐崇尚厚，爱好规矩纹的装饰和典雅的色调。


7、元代的染织工艺
（公元1279——1367年）
十二世纪末，象古族首领铁木真逐渐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公元1206年，蒙古各部封建主召开大会，推举铁木真做可汗，尊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政权。此后，对外发动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子公元一二二七年灭西夏，公元一二三四年灭金。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定都大都（今北京），公元一二七一年定国号为大元，建立了元朝。公元一二七九年灭南宋，建立了元朝统一大帝国。
元代的染织工艺，以金锦、刺绣、毡罽和棉织最有特色。
为了供应官府需要，满足贵族阶级的奢侈生活，元代的染织工艺，表现了一种畸形发展，组织规模相当庞大。
根据文献记载，元代曾在一些手工业机构下面设立许多染织工艺生产的司或局，现摘录如下：
（一）属于工部的：
诸司局人匠总管府有：上都毯局
大都毯局
大都染局
隆兴毯局
剪毛花毯蜡布局
大都人匠总管府有：绣局
纹锦总院
涿州罗局
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有：织染人匠提举司
大都等处染织提举司
晋冀路织染提举司有：系官织染人匠局
本路人匠局
河中府局
襄陵局
翼城局
潞州局
隰州局
泽州局
云州局
冀宁路织染提举司
真定路织染提举司
南宫织染提举司
中山织染提举司
深州织染局
弘州人匠提举司有：纳石失局
毛段局
云内州织染局
大同织染局
恩州织染局
保定织染提举司
永平路纹锦等局提举司
大宁路织染局
云州织染提举司
顺德路织染局
彰德路织染人匠局
怀庆路织染局
宣德府织染提举司
东圣州织染局
阳门天城织染局


8、明代的染织工艺
（公元1368—1644年）
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瓦解了元朝的统治。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皇帝，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建立了明朝封建政权。同年，明朝的军队攻占大都，元朝统治结束。
明太祖鉴于元末农民战争对地主阶级的有力打击，为了保持明朝的“长治久安”和恢复生产，他下令，承认农民己经开垦的荒地归农民所有，免除三年的摇役和斌税，大兴屯田，兴修水利；推广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下令凡民有地五亩至十亩的，必须种桑、麻、木棉（草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如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及棉布各一匹。
由于明初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朝中期，农业生产已超过前代的水平。
农业生产的提高，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元末农民战争，许多匠户重新获得了自由，手工业者的地位有了改善，生产积极性也有了提高。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明朝中期，冶铁、制瓷、纺织等工业也都超过了前代水平。
为了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影响，宣扬国威，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那时候，“西洋”是指现在的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年）起率舰队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他的船队经过我国的南海诸岛，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伊朗和阿拉伯等许多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
郑和的远航扩大了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加了我国人民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它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航行印度和哥伦布航行美洲都早半个多世纪。
郑和远航以后，我国福建、广东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到南洋去的逐渐增多。他们与当地人民共同劳动，对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印尼的爪畦岛原来没有蚕桑，后来当地人民从中国船工和侨民那里学会了栽桑、养蚕、织绸。据《瀛涯胜览》记载，到了明代，侨居爪哇地区的我国广东人“约有千余家”，当地人民服装已是“下围丝嵌手巾

一、二条，再锦绮或紵丝缠于腰”。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国养蚕取丝技术也传播到南亚的“榜葛刺国”（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当地“桑柘（zhe）蚕丝皆有”，但“止（只）会作线缲（缫）丝嵌手巾并绢，不晓成锦”。因此，当时中国的丝绷织物如“色绢”、“色段（缎）”等，仍然运销到南亚各国。
明朝中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提高，商品经济也有了发展。棉花、生丝、烟草、瓷器等，大量投入市场，成为交换的商品。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线，出现了三十多座较大的城市。北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广州、宁波，泉州和福州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大批货物从那里远销日本和南洋等地。在明代，我国福建地区还专门生产一种漳绒和漳缎运销日本；同时，云南、四川、广东特产的条纹织物物入日本，得到博多、西阵等地人民的喜爱，并加以仿造。他们把这类织物叫做“广东”，以后由于地方流传而转音，变成了“汉东”，最后就成为“间道”了。丝绸贸易数量日益增长，明朝“万历四十年，输日本白丝（生丝）二十余万斤。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江南一些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稀琉地出现。在丝织业非常发达的苏州，富裕的机户开设手工工场，雇用机工，进行生产。这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明代的染织工艺，由于原材料来源的扩大，和官民竞市的影响，在传统的基础上，有着很大的发展。当时不仅大中小城市出现了很多官营和民营的各种工场、作坊，在广大农村，也有不少地区以染织作为副业生产。因此，不仅产品众多，质量也有提高。特别是丝织工艺更为突出。在织造技术、印染技术、花色品种方面，都有不少创新或显著提高，在我国灿烂的染织工艺史上，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明代的染织工艺，除传统的丝、麻、毛等染织原料仍被广泛应用外，棉花的生产和织造，在这时期已经取得了代替丝、麻的地位，成为人们服饰的主要染织品。
统治者为了便于掌握染织生产和刮取盈利，在中央到地方，设立了许多管理机构。工部所属的有文思院、织染所，内府监局所属的有内织染局、针工局、巾帽局、尚衣监等。
明迁都北京以后，在南京仍然保待了一套与北京相似的染织生产管理机构，不过冠以南京二字，如南京织染所，南京内织染局（简称南局）等。
在这些染织生产部门，生产分工是很细的。染织工计分刻丝匠、挽花匠，染匠、针匠、织匠、腰机匠、挑花匠、织罗匠、捻金匠、洗白匠、双线匠、裁缝匠、绵线匠、网巾匠、边儿匠、绵匠、打线匠、攒丝匠、络丝匠、折配匠、揭俎匠、纺棉花匠、缉麻匠、捻绵匠、络纬匠、包头匠、三梭布匠、结棕匠等等。
这些所或局的组织规模也很大。以南局为例，它就额设织机三百余张，军民人匠三千余人，每十年一题造，共五万匹。又据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工部的报告：“上用袍段达一万六千余套匹，又婚礼段九千六百余套匹。”这种织造数量是相当巨大的。
除中央管理机构外，地方还设有染织生产管理机构。在浙江有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衡州、台州、温州、宁波、湖州、嘉兴；在江西有江西布政司；在福建有福州、泉州；在四川有四川布政司；在河南有河南布政司；在山东有济南；在直隶有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等。
明代官营作坊中多挑选民间优秀工匠轮班服役，仅有少数坐住长工。对民营作坊，政府有专设官吏管理。“名隶官籍”的机户，除按规定缴送“岁办之供”外，还有“额外坐派之供”，“不时坐派之供，。如明朝初年，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五府织造都有常额，织造彩缎、紵丝、纱罗、织金等。天顺四年（1460年），这五府除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正德元年（1506年），又坐派应天、苏、杭各府织造各式紵丝、纱罗、织金等共一万七千多匹，万历年间（1573-1620年），一次坐派就达十五万匹之多；以后“相沿日久遂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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