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七子”是指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中国明代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约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由进士出身任职于京师的李攀龙、王世贞相结交讨论文学，决定重揭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学复古的“旗鼓”。后二年，徐中行、梁有誉、宗臣中进士，与李、王结成诗社，遂有“五子”之称。后又增谢榛、吴国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后七子”了，也就是嘉靖七子

嘉靖四年（1525）闰十二月生，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科进士。初授刑部主事，性耿介，不附权贵。嘉靖三十年（1551）调考功。因年少气盛，对虽“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的腐败朝政深为不满，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解考功职，谢病返回兴化。旋即“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宗臣便赴京复职，以谢厚望。旋移吏部文选司，进稽勋员外郎。这时朝政的腐败更为严重；“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权势日张，以至于“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因而“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面对朝政的日益腐败，**们的恣意横行，他从不畏于权势，而予针锋相对。所以，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其《宗子相先生诗集序》盛赞其“有刚正不阿之节。”“方先生为稽勋员外郎，为严嵩所恶。”
嘉靖三十四年（1555）春，当他得知被严嵩排挤出京的“后七子”之一梁有誉病逝的消息后，与王世贞、吴国伦“相与为位，哭泣燕邸中。”同年十月，杨继盛遭受迫害，含冤而死、宗臣不顾风险，敢冒生死，当场解衣覆尸，为之收殓，慰籍忠魂。此一震惊朝野的大冤狱，受牵连者甚众，连“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也因“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宗臣当然也无例外的属于排斥之列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八月，终被排挤出为福建提学副使。此间，路过南京，游燕子矶，作《游燕子矶记》，并有“燕子矶头石鳞鳞”等诗篇。
宗臣一到任所，广受百姓爱戴。据近人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有云：“臣迁福建提学副使时，移郡邑学宫弟子为约八篇，其第六为谈艺篇。”另据王先谦云：“临郡县，敝衣蔬食，屏绝供张，以躬行范诸生，见百姓疾苦，语谆谆不能休。” 宗臣到了福建的第二年，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便发生了倭寇犯境之事，当时的情势颇令人发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备倭事略》有云：“倭寇犯境，百姓被杀死者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迄今数月，其势益横。”更为可恶的是：“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遗嵩，致寇乱益甚。”不仅外敌猖獗，救援客兵亦甚非为。宗臣行军过汀州，戎马倥偬之际，作《滴水岩记》，并作《西征记》，记述客兵在汀州扰民之情景。记云：“是时，汀守徐君使使来问粤兵状，予报以尺牍，其词曰：‘归自建安则有护军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绳之，仅不掠涂，然亦其涂之人徙其鸡犬孥孺而内之他所，故免。足下幸传檄涂居者，毋纵鸡犬不收，毋不能一时去其孥孺以为护军使者忧也。’”又云：“其所经虽少焚劫，然鸡鸭鱼鳖门屏庐灶萧然矣，出瑞遂益大掠。而予间从舆中问父老，父老辄为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于盗也。’夫当事者走千里召外击贼，岂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发一矢，徒攫金而归也。” 　　作为护军使者的宗臣，不仅督察左右，日夜绳之，时尚暑气未消，秋阳又炽，客兵惧热，“不日驰而夜驰”，宗臣不辞劳顿，也“与之共驰，与不鸡鸣不停也。”当倭寇初入，来势甚猛，日益迫近，众皆惊惧不安，而宗臣神色自如。他一再告慰大家：“我在不忧贼也。”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他虽是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这时却俨然昂长七尺，顶天立地，雄姿英发，身先士卒。他把自己的卧榻安置在城楼之上，颇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风度。他始终与士卒与民丁同吃同住同战斗，生死相关，休戚与共。在他的《西门记》一文中此事叙述甚详。《西门记》收入陶王廷所编《说郛续》被列入禁毁书目，故流传极少。今不妨录其一节，使我们对当时的宗臣其人及对这场战斗情况得以了然大概。记云：“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时，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岛寇直犯闽安，省中人慌急走，而诸大夫日议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门。西门城凡七门，而西门者，芋原、横塘、南台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则悉罢诸所贫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壮。与之约曰：‘昼则家，夜则陴，击拆鸣桡而悬火陴外，不如约者以军法从事。’会明日报寇将至，六门咸闭矣，而城外人数十万大呼祈入，予遂日 西门入之。晨起辄坐城上，列健儿数十于门，人诘而入，而牛马鸡豚群群薄吾坐不问也。客有言‘ 门诚善，独奈何不虞奸人哉？’予曰：‘客休矣，予办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

于是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谷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纵乱兵焚之！而壮夫有不肩薪谷而入吾门者，不得入。于是城外薪谷日以万石塞门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万。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钱，盖以多故……当是时，兴泉之寇已南，而镇东者尚屯海上，意扬扬甚也。会督府驰至，则檄兵数千连数十大舟刍要击之，寇轻我，辄驾大舟刍逆我，而我兵奋怒，弩驳乱发，乘风大呼，寇舟刍反出其下，遂大肆擒获，馀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罢诸所守陴之卒与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还署。而父老群然别余，泪下沾衣焉。”这时的宗臣也仅仅才有三十四岁。
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初，宗臣卒于任所。他死时，“士民皆哭”。二月，“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闻宗臣去世的消息后，仿楚辞《九歌》而作《少歌》三章以哀悼。宗臣死后，福建的百姓们便择地而葬，备受爱戴的宗臣之墓矗立在闽赣交界而风景秀美的武夷山上。他生前所穿戴的衣冠，由福州而南京，再由南京至兴化，由他的家人和家乡父老在小南门外百花洲上筑墓埋之，所谓衣冠冢也。此后，百花洲便成为偶来兴化的名人雅士驻足流连，玄歌题咏之处。 1980年代，在江苏省宝应县黄塍乡发现其墓葬。
小说《水浒传》最初的刻本就是施耐庵后人交由宗臣刻印的。

宗臣（1525～1560）明代文学家。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今属江苏泰州兴化）人。南宋末年著名抗金名将宗泽后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由刑部主事调吏部，以病归，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后历吏部稽勋员外郎，杨继盛死，臣赙以金，为严嵩所恶，出为福建参议，以御倭寇功升福建提学副使，卒官。诗文主张复古，与李攀龙等齐名，为“嘉靖七子”（后七子）之一，散文《报刘一丈书》，对当时官场丑态有所揭露，著有《宗子相集》。

文学成就
宗臣为“后七子”之一，王先谦有云：“先生志行，未尝欲以文人名，而后之人颇多称其诗，盖方其年少，才高气锐，落笔辄拔出一时，一二有气力者相与张之，以为吾徒，结社要盟，主持夸异。”《明史》所谓“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他的创作，散文较出色。如《报刘一丈书》，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其文重点描摹了奔走权门的无耻之徒的种种丑态。对他们夤缘钻营、甘言媚词、逢迎拍马的细节，作者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其《明代文学》一书中，认为此文“淋漓喷薄，无复摹秦仿汉之习；而感慨中出诙诡，乃极似太史公《游侠列传》、杨恽《报孙会宗书》。”《西门记》、《西征记》则描写抗倭斗争，生动真切，指陈时弊，也颇淋漓，都是较好作品。
他的诗歌，开始学习李白，颇以歌行跌宕自喜。表面上也追求超忽飞动，但缺乏李白诗那特有的豪迈气势和充沛感情，故作品给人以拉杂叫嚣之感，并无多少佳作。他的律诗，常有隽句而无完篇。诸如“鱼龙残夜笛，风雨急秋砧”（《闻雁》）、“秋衣下风露，夕草乱芙蓉”（《秋夜顾二丈来集》）、“愁边鸿雁中原去，眼底龙蛇畏路多”（《除前钱惟重夜至》）等，尚善于描绘眼前景色，但也有重复雷同的毛病，有人讥议其诗是“薜荔芙蓉、蘼芜杨柳，百篇一律”（朱彝尊《静老居诗话》）。他的绝句较有神韵，如“黄菊故人杯，青山游子路。匹马向垂杨，回首燕云暮”(《送吴山人》)。宗臣诗歌无论歌行今体，内容都较单薄，故创作成就不太高。 宗臣除诗文而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字有待辑佚。如民国时期印行的《五百名家注史记》一书就有宗臣的眉批。
撰有《宗子相集》15卷，乃系嘉靖三十九年（1560），值其瘵疾危重之时，由其门人黄中等编次刊行。有明就正斋本，清《四库全书》本及其后裔手抄本，其诗格调清新，娟秀优美。

　　嘉靖三十六年（1557）八月，终被排挤出为福建提学副使。此间，路过南京，游燕子矶，作《游燕子矶记》，并有“燕子矶头石鳞鳞”等诗篇。宗臣是一位才华横溢，有所作为的人，一到任所，广受百姓爱戴。据近人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有云：“臣迁福建提学副使时，移郡邑学宫弟子为约八篇，其第六为谈艺篇。”另据王先谦云：“临郡县，敝衣蔬食，屏绝供张，以躬行范诸生，见百姓疾苦，语谆谆不能休。”宗臣到了福建的第二年，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便发生了倭寇犯境之事，当时的情势颇令人发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备倭事略》有云：“倭寇犯境，百姓被杀死者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迄今数月，其势益横。”更为可恶的是：“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遗嵩，致寇乱益甚。”不仅外敌猖獗，救援客兵亦甚非为。宗臣行军过汀州，戎马倥偬之际，作《滴水岩记》，并作《西征记》，记述客兵在汀州扰民之情景。记云：“是时，汀守徐君使使来问粤兵状，予报以尺牍，其词曰：‘归自建安则有护军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绳之，仅不掠涂，然亦其涂之人徙其鸡犬孥孺而内之他所，故免。足下幸传檄涂居者，毋纵鸡犬不收，毋不能一时去其孥孺以为护军使者忧也。’”又云：“其所经虽少焚劫，然鸡鸭鱼鳖门屏庐灶萧然矣，出瑞遂益大掠。而予间从舆中问父老，父老辄为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于盗也。’夫当事者走千里召外击贼，岂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发一矢，徒攫金而归也。”作为护军使者的宗臣，不仅督察左右，日夜绳之，时尚暑气未消，秋阳又炽，客兵惧热，“不日驰而夜驰”，宗臣不辞劳顿，也“与之共驰，与不鸡鸣不停也。”当倭寇初入，来势甚猛，日益迫近，众皆惊惧不安，而宗臣神色自如。他一再告慰大家：“我在不忧贼也。”这是何等的气概！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他虽是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这时却俨然昂长七尺，顶天立地，雄姿英发，身先士卒。他把自己的卧榻安置在城楼之上，颇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风度。他始终与士卒与民丁同吃同住同战斗，生死相关，休戚与共。在整整五十天的战斗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宗臣是如何维护民族的尊严，抗击倭寇，又如何以人为本，时时刻刻关爱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此在他的《西门记》一文中叙述甚详。《西门记》收入陶王廷 所编《说郛续》被列入禁毁书目，故流传极少。今不妨录其一节，使我们对当时的宗臣其人及对这场战斗情况得以了然大概。记云：“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时，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岛寇直犯闽安，省中人慌急走，而诸大夫日议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门。西门城凡七门，而西门者，芋原、横塘、南台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则悉罢诸所贫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壮。与之约曰：‘昼则家，夜则陴，击拆鸣桡而悬火陴外，不如约者以军法从事。’会明日报寇将至，六门咸闭矣，而城外人数十万大呼祈入，予遂日 西门入之。晨起辄坐城上，列健儿数十于门，人诘而入，而牛马鸡豚群群薄吾坐不问也。客有言‘ 门诚善，独奈何不虞奸人哉？’予曰：‘客休矣，予办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于是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谷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纵乱兵焚之！而壮夫有不肩薪谷而入吾门者，不得入。于是城外薪谷日以万石塞门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万。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钱，盖以多故……当是时，兴泉之寇已南，而镇东者尚屯海上，意扬扬甚也。会督府驰至，则檄兵数千连数十大舟刍要击之，寇轻我，辄驾大舟刍逆我，而我兵奋怒，弩驳乱发，乘风大呼，寇舟刍反出其下，遂大肆擒获，馀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罢诸所守陴之卒与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还署。而父老群然别余，泪下沾衣焉。”这时的宗臣也仅仅才有三十四岁。
　　宗臣在文学上的成就，在“后七子”中亦可谓之佼佼者矣。王先谦有云：“先生志行，未尝欲以文人名，而后之人颇多称其诗，盖方其年少，才高气锐，落笔辄拔出一时，一二有气力者相与张之，以为吾徒，结社要盟，主持夸异。”《明史》所谓“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所撰《宗子相集》，乃系嘉靖三十九年（1560），值其瘵疾危重之时，由其门人黄中等编次刊行。有明就正斋本，清《四库全书》本及其后裔手抄本。其诗格调清新，娟秀优美。效法李白，跌宕俊逸而稍欠气势。其文“时有佳篇，为人传诵。”如果天假其年，让宗臣把学问、才情和阅历聚焦于创作的实践之中，其所欲达到的境地，决非仅仅如此而已。因为他有自己的个性与追求；他论诗文主于变化，反对模拟古作。以为“人性之文也，是时时生焉者也，非他人之陈言庸语而借之于我也。”今录其五律二首，略窥其“天才奇秀”、“语语烟霞”。其《寄元美》云：“念尔行摇落，何以堪寂寥！凌风双鬓短，畏路一身遥。薜荔乱江雨，鱼龙犯夜潮。广陵明月好，曾听玉人箫。”其《忆弟》云：“忽是青春别，难堪白日移！江山一弟远，鸿雁尺书稀。湖上又芳草，淮南多桂枝。池塘尊酒夜，知尔重相思。”宗臣之文，体裁多样，风格各异，“无剪红刻翠之态，有一唱三叹之妙。”其《报刘一丈书》近人甚称是明代的《官场现形记》，而内容比其更为丰富。

其摹写官僚集团内部种种丑形恶态无不毕肖尽情，锋芒直指严嵩父子，颇具十分的胆量，文章的战斗意义至今仍有其认识的价值。行文技巧，更是让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其《明代文学》一书中，认为此文“淋漓喷薄，无复摹秦仿汉之习；而感慨中出诙诡，乃极似太史公《游侠列传》、杨恽《报孙会宗书》。”其《报许性之》一文，确系明代一流的小品，感情的流露，文字的雅洁，使人读之，甚觉别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享受。此文既不算长，也不易见，全文抄录于此，以公诸同好者：“零霜握别，倏已残春，岁序般流，离心超忽。忆昨沧洲聚首，风雨停卮，谑语雄诶，千古一快。红尘忽接，青山顿远，言念昔游，茫然兴叹。祖筵一酌，情共杯深。载锡之言，金声满楮。孤舟远情，彼此同之矣。春波正深，芙蕖渐绿，足下向所拟赋，可得遽闻乎？延结延结。”宗臣除诗文而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字有待辑佚。如民国时期印行的《五百名家注史记》一书就有宗臣的眉批。
　　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初，宗臣卒于任所。他死时，“士民皆哭”。二月，“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闻宗臣去世的消息后，仿楚辞《九歌》而作《少歌》三章以哀悼。宗臣死后，福建的百姓们便择地而葬，备受爱戴的宗臣之墓矗立在闽赣交界而风景秀美的武夷山上。他生前所穿戴的衣冠，由福州而南京，再由南京至兴化，由他的家人和家乡父老在小南门外百花洲上筑墓埋之，所谓衣冠冢也。此后，百花洲便成为后来兴化的名人雅士驻足流连，玄歌题咏之处。就艺文而言，宗臣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四十年前，他的后裔宗明观先生曾送我一副由他从杭州带回的墨拓联语，其文为“三千馀年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其字体遒劲而妩媚，兼有晋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黄庭坚之长，上下联共十四字，一气呵成，潇洒自如，甚类其为人。特别是一“八”字，如雁阵凌空，展翅翱翔，使观者顿生动感。此联语乃刻于木板之上，明观先生在杭州时请人专拓数副以送友好。后明观先生定居于在徐州煤矿工作的儿子之处，此物便也随身带去。这恐怕是至今唯一所能看到的宗臣的手迹，弥是珍贵。明观先生又尝告我；宗臣亦曾自号华阳仙子，在他生命垂危之夕所作的《绝笔诗》中，特地道出“于今重返华阳洞”，这是世人之所不知者。宗臣虽然是生命短暂，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六岁，而他的道德、文章足以垂范后世，使人永远把他怀念。

宗臣故居
宗臣（1525-1560），字子相，号方城山人，江苏兴化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抗倭英雄。宗臣出生于兴化一个书香门第，自幼聪颖，才华出众，读书十分用功，16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授刑部主事，27岁调吏部考功司。在做官的同时他还刻苦攻读前人典籍，与谢榛、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聚集成社，相互切磋，共同探求文学创作的规律，影响很大，被称为“嘉靖七之”，也称“后七子”。1552年宗臣因病请假回到兴化，在百花洲上筑室养病，读书吟诗。1554年宗臣病愈回京，调吏部文选司，升任稽勋员外郎。次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冒死弹劾严嵩被杀，宗臣与王世贞等人解袍复尸，撰文哭祭鸣不平，得罪了严嵩，被排挤出京，任福建布政使参议。1558年夏天，倭寇侵犯福建，宗臣负责监守福州西门，他裁汰老弱，挑选壮丁，加强训练，日夜坚守。他对城外实行坚壁清野，打开城门令城外的百姓携带粮草入城，为长期坚守积聚粮草。当倭寇进犯西门时，宗臣下令开炮轰击，倭寇伤亡惨重，败退而去，转而袭扰福建兴化府。宗臣率领数千将士攻其退路，倭寇闻风丧胆，不敢再战。平息倭寇的骚扰后，宗臣升为福建按察副使，提督福建学政。1560年因劳成疾，逝于任上，数年后归葬兴化城南百花洲。著有《宗子相集》。
宗臣故居位于兴化西门外大街石桥北首侯家垛上，人称“宗府”，为宗臣之父宗周所建，是宗臣出生、青少年时代生活、读书之处。侯家垛四周环水，进出有桥。宗臣故居东侧即为南北向的河流，河上有宗家桥。宗臣故居门楼朝东，系二层楼建筑，南北长约三十米，门楼上原有“世科第”匾额，大门两侧墙上有系马环。进门是深巷，原为长廊，长廊南侧有马厩。经过四道门后折转向北为第五道门，门朝东。第五道门外北侧，有一座二层的戏楼，砖木结构，屋脊两端有狮子头砖雕，楼高4.5米，面阔4.2米，进深6米。楼上为戏台，面积约25平方米，西山墙与西侧的大厅相通，南有格窗，可以装卸。楼下为化妆室，向北有门通内室。每遇喜庆、宴客之时，常邀戏班演戏。由第五道入内为天井，南为照厅，北为大厅。大厅面阔三间9.2米，进深九檩7.6米，前有卷棚，檐高3米，用材粗大，全不油漆，纹理清晰，柱下有础。大厅之后有正屋，正屋面阔三间9.6米，进深七檩5.8米，檐高2.85米。正屋西侧为花厅，面阔三间8.9米，进深七檩5.8米，檐高2.85米，照厅以南为蝴蝶厅。花厅以南、蝴蝶厅至大厅以西为花园，园内假山重叠，百花争艳。蝴蝶厅以南有家庙。庙内有前殿、正殿及两侧厢房和厨房。
宗臣故居所在的侯家垛现已名不符实，除西侧仍为河外，其余河流早已填废，门前宗家桥也已不见踪影。花园、马厩、家庙、蝴蝶厅已不存在，照厅、门楼亟需维修，大厅、正屋、花厅、戏楼保存尚好，保存了宗臣故居的部分原有风貌。宗臣故居现为兴化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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