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帖】:宋代简史

杯酒释兵权 

　　961年（建隆二年），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措施，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的大权。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

分割宰相权力 

 不但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作为副贰，而且还把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 

 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合称“二府”。经过这番改革，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而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

发展科举制度 

　　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 

　　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仁宗在位41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数量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国家的忠顺臣仆，便巩固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军事部署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宋太宗曾这样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中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边疆危机与议和政策 

　　宋太宗灭北汉后，曾在979年（太平兴国四年）、986年（雍熙三年）两度出军攻辽，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可是全都失败了。从此，北宋对辽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以后，北宋对党项贵族的战争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当严重，边疆也不断出现危机。 

　　北宋与辽、夏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屈膝求和，并奉献出大量银、绢。如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河南濮阳县西南）。后来北宋虽然打了胜仗，但最后却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给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岁币”；北宋与辽朝确立为叔侄关系；双方开放边境贸易等。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方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庆历四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契丹乘机要挟，北宋又增加岁币银绢各10万，先后合计50万两匹。庆历和议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20多年，到1066年（治平三年），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又不断继续。长期的战乱使广大北方地区的农民遭受宋、辽和西夏统治者的重重迫害，生产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 

　　这两种杂税都必须随同二税输纳。而且也常用折变的办法，加重交纳者的负担。此外，还有“和买绢帛”与“和籴粮米”。在实行这两种办法的初年，虽曾按当地产量多寡而分别派定征购数量，也付与一些代价；但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甚至又把白取的绢帛或粮米折算为现钱而勒令民户交纳，变成纳税户的经常负担了。 

　　宋朝的民户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和杂徭。其中杂徭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而原来由主户（主要是上三等户）负担的差役也因为地主的逃避，有的地区“下户半曾差作役”；有的地区甚至连客户也要负担差役。差役对当时农业生产的破坏十分严重。 

宋代的户籍 

　　一般叫做“五等版籍”，列入其中的主户，指占有田地、承担赋役的人家。按照他们的财产（主要是田地）多少，分为五等。没有田地产业者被称为“客户”，他们主要是佃户，租种地主的田地，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压迫。 

　　当时广大佃客的生活是极其痛苦的。有些地区，人身依附关系也非常严重，地主经常鞭打佃客，役使他们的家属；有些地区，佃户不但没有迁徙自由，而且连女儿的婚嫁和本人死后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预。 

　　在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的政策推行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和反抗斗争越来越多。

民起义和兵变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农民和士兵的起义，不但“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而且从以前北宋政府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发展到统治较强大的腹心地区。 

　　在这些起义斗争中，影响较大的有京东的王伦起义、京西的张海起义、湖南桂阳监瑶族起义和河北的王则起义。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和兵变，使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了统治的危机。知谏院欧阳修在奏议中说：“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变法运动。

庆历新政 

　　早在宋太宗、真宗时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两年后，范仲淹在应天府（河南商丘）掌教书院时，又有《上相府书》，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庆历年间，宋仁宗迫于形势，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见。 

　　1043年（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内忧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他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召祸乱”，缓和社会矛盾。 

　　同年，仁宗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所谓“庆历新政”。但变法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开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继被迫离职，变法随之流产。

强兵方面： 

　　（1）置将法。针对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把禁军固定在一定辖区，由固定的将官，就地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当时称为“置将”。置将法的推行，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 

　　（2）保甲法。这项措施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选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权。同时规定在农闲时集合保丁，练习武艺；每一大保须于夜间轮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农民进行反抗活动。 

　　另外，王安石还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变法失败 

　　王安石的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宋王朝衰败的局面。但是，由于变法的各项内容触动了官僚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后来加上改革派内部出现了分歧和对立，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辞去宰相之职。 

　　此后，宋神宗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将抑制官僚地主的措施内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视增加赋役收入和加强军备的措施，试图改变对外被动挨打的弱势，取得对辽、夏战争的胜利。 
　　 
　　元丰（1078年～1085年）时期，由于北宋两次对西夏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宋神宗遂于1085年忧忿而死。神宗死后，他年方十岁之子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废掉，变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史称“元佑更化”。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章敦、曾布为相，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激烈，新法只成为他们进行派系倾轧、扩大自己权势的一种工具。 

　　到此时，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也就完全失败了。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 

　　宋徽宗统治的25年间（1101年～1125年），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徽宗荒淫腐朽，他最宠信的官僚是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 、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以及杨戬、高俅等人。他们骄奢淫逸，无恶不作，想方设法增加剥削。他们公开出卖官爵，官职各有定价，所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官吏数目，因此大增。为了修建宫殿、园林，宋徽宗命令在苏州、杭州设“造作局”，集中工匠几千人，制造各种工艺品，所用原料器材，都是从民间搜刮而来。又在苏州添设“应奉局”，专门从东南各地搜罗各种奇花异石，用船经由大运河输送到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叫做“花石纲”。 

　　十多年间，东南人民备受荼毒。由于最高统治集团的肆意挥霍，一年的财政收入只能应付九个月的开支，因此滥发纸币，增加赋税，结果物价飞涨。为了增加实物的收入，又设法侵夺民田作为“公田”，时称“括公田”。

“西城括田所” 

　　从政和元年（1111年）起，宋徽宗设“西城括田所”，负责括田。 

　　西城括田所设置十年之后，所夺民田达343万多亩。除了朝廷以括公田名义对民田大肆掠夺外，官僚、豪绅大地主也依仗权势兼并了大量的田园宅第。如蔡京霸占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万亩。 

　　灾难深重的广大农民，对官僚地主恨之入骨。当时民谣称：“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喊出了人民要求造反的 




方腊起义 

　　从1120年（宣和二年）十月到1122年三月，在江浙地区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方腊是睦州青溪县（浙江淳安）人，雇工出身。青溪及其附近地区盛产竹木漆茶等经济作物，造作局和应奉局每年从这里勒索成千上万斤的漆，其他竹木花石的数量也极为庞大。小生产者和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怨声载道。于是在1120年，方腊发动群众，宣告起义。他自称“圣公”，建年号“永乐”，设置官吏将帅。方腊利用当地秘密流行的摩尼教来组织群众，起义队伍很快便扩大到数万人。起义军所向披靡，三个月内，接连攻占了两浙首府杭州等地，共攻占六州六十多县，队伍扩大到近百万人，“东南大震”。 

　　当北宋最高统治者接到方腊起义军逼近杭州的消息之后，立即派童贯统率官军南下，镇压起义。接着，宋徽宗又“下诏罪己”，宣布撤消“造作局”、“应奉局”，停运花石纲。 

　　童贯带领的宋军过江之后，分路指向杭州等地。这时各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出来配合官军进攻。起义军兵力分散，抵挡不住宋军的反扑。次年四月，方腊被俘，就义于开封。浙东的各支起义军到1122年以后也被镇压下去。 

　　方腊起义失败后，宋徽宗立即恢复了苏杭“应奉局”，并在开封重新设置了“应奉司”，加紧搜刮“四方珍异之物”，宫殿、园林等巨大土木工程也照旧进行。

农业生产的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修筑堤堰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水稻的优良品种在北宋时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点是穗长、无芒、抗旱、早熟。它“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在江淮、两浙种植，后来又推广到北方。

种植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北宋也有发展。 

　　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 

　　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比以前也有扩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广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种植，那里有许多“糖霜户”，专门种蔗制糖。 
 
 
扩大耕地面积 

　　北宋农民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用各种办法扩大耕地面积。 

　　他们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开垦，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北宋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明显超过唐代水平。 
 
 
佃农地位的变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两种形式：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封建国家的税户。 

　　佃客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广大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于是封建隶属关系也就比较松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