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自学成才，有一个人特别值得说，这个人就是李审言。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大学院长，后来大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蔡先生发出聘书，聘李审言、鲁迅、胡适等12人为特约著述员，与今日之院士相类似。一生自学，由乡村塾师而至大学最好的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这人之能，自然非同一般。无怪乎钱钟书说，李审言的文章值得绝代称颂。


李审言(1859-1931)，名详，审言是其字。亦字槐生，晚号辉臾。江苏省兴化人。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八世孙。著名文学家、学者，“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1876年被江苏学政王先谦取为第一名秀才。1923年受聘为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1928任职中央研究院，著述等身。

故 居
在兴化儒学街与东岳庙桥下最南端大磨子交汇处，沿朝东门楼拾级而上，有一处明清风格的古建筑，是李春芳的故宅。李审言居所在“李府”的最西边，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小院西侧悬着“二研堂”匾额的两间座北朝南的屋子，就是李审言在老家读书写作的地方。天井小花台上，长有一棵伸入墙外的百年石榴树。东边有一南北走向的花墙，从花墙中间一六角腰鼓形小门入东，就是李审言起居处，是三间正屋，再东为三间穿堂。穿堂南侧为临儒学街而建的厨房、下屋等杂用房舍。李审言晚年笔耕不止，在这里撰述不辍，写作并整理了《愧生丛录》、《选学拾沈》、《学制斋文集》等十八种书籍。同时，他还通过购买、征集、交换等方法收藏了各类图书包括方志、家谱等古籍万余册，陈列于由穿堂改建而成的藏书室中，供家乡人借阅。邑人称此藏书室为“审言图书馆”。后来，李审言为方便读者，将图书馆迁移到北大街东寺桥东侧的“李家大书院”，也就是石麓书院中，并请其族玄孙李育才专职负责图书管理及借阅工作。
一个人身贫家困，心忧天下，这个人就大有胸襟，李审言是这样的人。如今，胡乔木题写的“李审言故居”匾额，高悬在门上，成为兴化一景。当然，原有的屋子被拆了，这些房子，是1986年后又复建的。


家 庭
李审言的父亲李增曾任县主簿，为七品官，后因经商破产，家境陷入贫困。二十五岁的时候，李审言娶舅氏沙沟赵芝田次女赵云珠为妻。
光绪二十年（1894）冬，冰天雪地的时节，李审言见到了凌次仲《校礼堂文集》，借回家来就灯潜读。夜阑更深，双脚如冰，赵云珠拖他把脚揣到棉被中，得以温暖。看到兴会处，他披衣寻笔，写录笔记。赵云珠心疼，拽足温婉，说天太冷了，明天再写。他说不行，笔勤诚有效，省却苦追忆。妻子问为什么这样痴，答曰痴则甘之。下笔书写，笔头结冰，李审言搓手取暖，呵冻而书，书毕，心花怒放。
光绪二十一年 （1895）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间，李审言与夫人赵云珠侨居盐城秦南仓，为疾病所缠，医疗和**均缺乏，病势沉重，当时与妻子流涕诀别，给妻子讲汉朝王章的故事。王章在汉朝的长安就学，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王章啊，京师尊贵，在朝廷里的人谁超过你了？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我看不起你！赵氏夫人也被感动了，就说：“秦南仓人谁逾君者，乃亦涕泣，又何鄙也！” （《李审言文集·愧生丛录卷五》）李审言破涕为笑，病情逐渐缓解，“呻吟之中，不废观书，虽至饔殄靠匮，此志未辍”（《愧生丛录·自序》）。
其实赵云珠心里，比李审言更苦。日子太紧了，几乎天天都向亲戚邻里借贷，无奈中家也搬到破茅屋中，一些书也典卖了。李审言病重的时候，趴在桌子上，仅有喘气声。“一灯荧荧，孺人为余捶背，余甫交睫。”家事艰难，赵氏偷偷准备了鸦片，想吞食以死，一了百了。复念小儿尚在襁褓，老奶奶也经不起这样的变故，这才忍死作罢。赵氏夫人又背着丈夫从自己左臂上割下肉来，在煎药时放进药罐，看着李审言服药后才放下心来。夜间，赵氏夫人为李审言拜斗禳病，“跪天井内，冷露湿衣，犹叩头不置。”
1897年，贫居的李审言接无家可归的四叔李养斋到家赡养，四叔又提出要求，对赵云珠说，自己的儿子尚未娶妻，请为之娶妻，赵云珠含泪答应了下来。
1897年岁末，生计困顿的李审言欠下了官赋，官吏追债上门，无以为计，妻子只好变卖了铜灯、铜炉、面盆、锡壶灯舞，才打发了。
李审言篝灯夜读，夫人辄“握针管为儿辈补纫衣履，偎坐其侧”（《自序》），伴夫读书，使李审言学有所成，承扬州学派之学，终成大器。
赵夫人不幸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四月病故，李审言“丧此良耦，居常悒悒”，经常想到赵“孺人之明慧”，深责自己痴迷于读书著述，“以余生于世，视孺人为有愧也”，故将其记述清末民初历史掌故、遗闻轶事的文史资料笔记，命名为“《愧生丛录》”。钱钟书说，他对于这书和审言先生，犹如“游夏之于孔子《论语》，莫赞一辞。


朋 友
李审言在艰难困苦中，有一批温馨的文字之交。王先谦之外，兴化、泰州的有学有识之士，都做了他的朋友，其中的顾石孙，后来由密友进化为儿女亲家。李审言动情地写了《丙戌戊子文字之交》，记述可贵的友谊。
在兴化设馆授徒的时候，李审言的生活是凄苦的。不过，他和朋友间的学问切磋，却未因此受到影响。与顾石孙等人一起，他们经常在昭阳的范仲淹祠堂谈艺。地方恶棍们不满意了，就诋毁李审言他们，说他们是结党营私，这党，就叫“范党”。那是光绪年间，这一罪名说大，就大到的可以掉脑袋。好学的大众奉李审言为导师，学子们放学后，大家在祠堂空地上，推李审言端坐正中，大家如僧徒梵呗歌唱般，接连问难，增进学问。这些人还有组织成群结队地觅游当地先贤古迹，在山河大地间充实自己。李审言后来谈到这些的时候，不无调侃地说，范党二字，本出《汉书范滂传》，乃美词也。他后来甚至写了一篇专门的文字，题为《范党缘起》，殷殷嘱咐儿子：“勉思为文，学党魁之子不堕门业，虽非党人之子何妨？”
谢元福因事罢官后，李审言回乡，家贫不能举火，又患肺病，是贫病交加了。盐城客商句容籍王贞春仰慕他的才学，邀李审言到他家做塾师，并以养病。期间，李审言与盐城饱学之士陈玉树等又结为好友。
在李审言侨寄盐城病重的时候，“朝不保夕，老母弱妻，闵默相视，控告无所。”友人萧逊夫和家人常常送来钱物接济。李审言的病岌岌可危，有人甚至嘲笑萧逊夫，说他在白花钱，做傻事。李审言自己也过意不去，萧逊夫就说，您可不是一直贫贱的人啊，会好起来。
李审言说，“四十以还，始交海内贤士。”1899年，是他人生之旅的转折点。这一年李审言四十一岁，淮扬道蒯光典奉命到盐城清丈盐户烧盐占用的土地，就是灶地。公务之余，蒯光典访求当地文士谈论掌故轶事，李审言与陈玉树往见。蒯光典是进了清史稿循吏传的人物，幼承家学，渊源深厚。从目录学、乾嘉学派学术渊源、唐宋诗文派别，到近两百年学术动态与社会风尚，李审言无不应对如流。论及扬州学派渊源时，蒯光典认为来自安徽包世臣。李审言则列举事实，说明扬州学派自成体系：当卢雅雨（字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时，惠栋馆其家，戴震也时时往来其间。扬州学派的任大椿、王念孙皆戴震弟子，皖吴大两派皆对扬州学派有影响，但扬州学派的成就远非皖吴所能限，包世臣更不足以语此。一席话，使蒯大为折服，当即面约李审言：“明年省试如不遂愿，请来我家，为我注《文心雕龙》。”

南京十年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审言赴南京参加省试，未考取举人，即如约到蒯家做塾师，教蒯的两个儿子，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南京生活时期。这是李审言人生和学术生涯的最佳时段。在蒯光典和缪荃孙的奖掖、扶持下，广交名流硕学，声名鹊起。沈曾植每逢见面，便要向硕儒们隆重介绍说：“这是江淮一带的选学大师李先生。”他还说，这是我们读书人的秘书，“大叩大鸣，小叩小鸣”。李审言这个时期的著作，也多在名重当时的《国粹学报》上刊发，引动学术界。在蒯家，李审言和同在这里给蒯光典儿子教授西学的蔡元培相识，蔡惊李之学术，以为是不可多得的国学大师。其后蔡元培主北京大学校政，拟聘李审言做教授，有人说李审言已经不在人世，遂聘张尔田为继。后来就有了蔡先生发出聘书，聘李审言、鲁迅、胡适等十二人为特约著述员的一段佳话。
光绪三十二年（1906），蒯光典奉命出国任欧洲留学生监督，端方任两江总督，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缪荃孙任总篡，聘李审言为帮总督篡，直至1909年。名为书局，实际上无书可篡。端方风雅成性，收藏的书画金石碑版如群玉之府，缪荃孙给他鉴定字画，李审言与况周颐则分撰《陶斋藏石记》释文。由于蒯光典向端方推荐李审言，说了况周颐的不好，加上况周颐为人尖刻，就专拣拓本无首尾或漫漶不辨字迹的给李审言作释文题记，借以为难。但李审言对金石学、史籍、小学精研有素，虽花费不少精力，但并没有被难住。然而，李审言的身体和研究精力，却因此受到了重大损害。晚年，他从《陶斋藏石记》中选了160篇，自撰释文集为一卷，并记始末于其上。他万分痛心地说：“余亦目耗精销余此书矣。”
宣统元年（1909年），张人骏继端方为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聘李审言为分篡，到1910年才离开南京。在南京的这十年，是李审言学术上进一步成熟及从事创作的旺盛时期。与他交往的有长洲朱孔彰、南宁徐积余、义宁陈三立、贵池刘逊父、江宁陈作宁、江都梁公约等学者名流。光绪三十一年，邓实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月刊，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刊载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学等论著，并附有明末遗民著作及图片，阐发学术传统，宣传反清思想。李审言、章太炎（当时笔名为章绎），刘师培（当时笔名为刘光汉）、陈去病等都是撰稿人。李审言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补注》、《窳记》（即后来的《愧生丛录》）、《颜氏家训补注》以及文学批评论著《论桐城派》等，都在学报发表。《论桐城派》在民国成立后很久仍被一些报刊转载，经常被评论文章所引用。桐城派起自方苞、姚鼐、刘大魁等，后经曾国藩、梅曾亮的宣扬附和，晚清吴沦纶、薛福成又互相标榜，蔚成风气。道光以后桐城派散文已成为当时古文的主流。李审言的《论桐城派》着重分析了桐城派的产生、发展及桐城派文章末流的弊害：徒具形式、内容空疏，只讲起承转合及文言虚字的运用，摇曳作态，实质是八股文的变种。他在《致钱基博书》里说，林纾（字琴南）推崇桐城派，“将桐城派置之九天之上”，目的“不过为觅食计耳”。他对自己也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自认为是受浙东学派的影响，为子部杂家之文，主要特点是言之有物，在当时能自成一格。由于他在训诂、文学批评及散文、骈文创作等方面的成就，使他逐步为人们所了解，并得到学术界、文学界的推崇。
1909年，冯煦任安徽巡抚，沈曾植任布政使，仿苏州成例，创办“存古学堂”，从各县选拔百余人入学，以经史词章为教学内容。1910年，李审言受聘讲授史学、文选学，学生非常欢迎。1911年暑假回籍时，主管全省教育的提学史吴棣轩恐李审言下学期不再来皖，强留下三箱书为质。武昌起义后，这些书毁于兵火，李审言在上海报刊上登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安徽都督赔偿，安徽方面复信致歉，并寄200元为谢。当时的李审言，十分受人尊重。

上海十年 1913年，原“江楚编译官书局”总办、贵池刘世珩邀李审言去上海他家坐馆，边教书边帮他校刻书籍。同时“江苏通志局”也恢复，原安徽巡抚冯煦任总篡，聘李审言为协篡（副主编）。李审言从此定居上海近十年。这十年以校刻书籍为主，间有个人著述，并修订《江苏通志》及一些县志。
在上海，李审言与叶昌炽、陈三立、罗振玉、王国维等硕儒通家相与交往，声名远播。这段时间，李审言交下了一位最亲密，最信赖的朋友，就是杰出的古泉收藏家宣古愚，这个人曾以藏品汉梁王金印从袁世凯公子袁寒云手里换取了一枚“皇庆通宝”银币，一时传为佳话。宣家境丰裕，对李审言及其家人多有惠助。刻书极多的医生丁福保，也是李审言密切的朋友之一。
在上海，李审言曾经和康有为晤谈数次，觉得老康“猖狂妄行，变而加厉”，就“虚与委蛇，戛然而止”。
在校刊古籍方面，李审言以校刻《章氏遗书》对学术界贡献最大。章学诚的全部著作，之前多数没有刻印过，经李审言与孙德谦校订，遂成完本出版，成为研究浙东史学和章学诚方志学理论最可宝贵的资料。
明末清初史学家兴化人李清的《三垣笔记》，专记晚明史实事，清代只有抄本流传。李审言发现后在1912年由《国粹学报》铅字排印为《国学汇刊》本，1923年又商诸吴兴刘承干重刻，收入《嘉业堂丛书》中，使之广为流传。
李审言不仅对前人著述进行校订，对同时代人的著作也有独特贡献。山阴徐嘉所著《顾亭林诗笺注》请李审言作序，李对其中的缺漏和错误作了校订、补正；缪荃孙刊刻《艺风堂文集》，李审言在稿本上粘贴写有具体意见的签贴，缪回信说：“照改，绝不护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印行后，李审言写出《〈清代学术概论〉举正》，在上海《神州日报》连载，“援据精确，心得最多”。陈三立、吴昌硕邀约快谈，蔡元培也特属许寿裳代为索阅。
为修《江苏通志》，李审言写出《〈江苏通志·艺文志〉商例》。过去正史艺文志均著录一代著作书目，后来省县艺文志每将当地著名作者诗文收入艺文志中，这一情况早为章学诚所批评，认为地方不是文选，应另立一书。李审言赞同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冯煦对此甚为赞赏。后来松江、南通、太仓三县均能依据他的要求撰稿。李审言自己还先后担任了江都、甘泉、仪征三县人物、儒林、文苑各传及艺文志、舆地沿革表等审阅、定稿工作。1921年，李审言又主持篡修了《阜宁县志》、《盐城县志》。《江苏通志》的初稿也大半完成，国民政府成立后，在镇江设“通志编纂处”，由尹炎武主持整理，抗战时携往重庆，下落不明。
在沪期间，李审言本人的部分著作也得到刊行。《〈文心雕龙〉补注》为潮阳郑氏收刻于“龙溪精舍丛书”，江宁将蒋国榜将李审言五十六岁前所撰骈文用活字本印为两卷，题名《学制斋骈文》，冯煦、缪荃孙、沈曾植都为之作序。李审言这一时期的散文散见于南北各大报刊中，未能汇集。诸暨蒋瑞藻编辑《新古文辞类篡》六十卷，由中华书局印行，其中选入李审言散文二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