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是个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时代，当时相继出现了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人物和传说，福临生母，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的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孟森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开始探讨这个问题，认为并无其事，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则大都持肯定态度。现将自己的一些初步看法，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首先，八月十四日会议上，豪格明确表达了不愿继承大统的态度后，两黄旗大臣誓死力争的并不是“必立豪格”，而是“立帝之子”，二者显然不同。其次，多尔衮在会前曾“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16]索尼是两黄旗大臣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讲话很有分量，可见还在八月十四日会议前，两黄旗部分大臣就已经表现出没有必立豪格的意思了。下述材料，更能说明问题。
“当国忧时(皇太极去世)，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
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福临)为太子，私相计议”。[17]
原来，两黄旗大臣拥立豪格是有先决条件的，即豪格一旦登基，必须以福临为太子。他们在坚持立帝之子(即父死子继)原则的同时，却又要求以兄终弟及为补充。不言而喻，这反映出两黄旗大旦中出现了拥立豪格和拥立福临的两种意见，将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这两种继统的方式杂糅在一起，当是双方取得妥协的产物。
两黄旗八大臣中哪些是豪格的拥立者呢？八月十四日会议上“议奉世祖(福临)即位”后，“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鳌拜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18]从图尔格和塔瞻未曾参加此次盟誓来看，多少可表露出他们为豪格未能继承帝位而耿耿于怀。豪格后来在指责索尼、图赖等将他抛弃时也说。“至于塔瞻公，乃我母姨之子，图尔格公素与我善，此辈岂忘我乎”。[19]又如顺治五年三月贝子吞齐、尚善等揭发图尔格等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壬为君”之前，图尔格就‘曾向肃王言，欲立尔为君”。[20]这些都足以证明图尔格与塔瞻是坚决拥护豪格的。
值得注意的是，硕托、阿达礼等人在八月十四日会议后，密谋拥立多尔衮时，硕托“遣吴丹至和硕睿亲王所，言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为君”。[21]图尔格与两白旗诸王多尔衮等尖锐对立，自不会在福临即位后又参与拥立多尔衮的密谋，很可能是他在硕托面前发泄了对索尼、图赖等人抛弃豪格的不满，硕托曲解其原意，作为有利情况上报给多尔衮的。
在放弃豪格、拥立福临的六大臣中，图赖和索尼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向睿王云，太宗宾天时，我等凡事皆随图赖、索尼而行”，[22]就足以说明。
豪格在两黄旗八大臣提出以福临为太子这一妥协方案时，当然会意识到来自两黄旗大臣方面的支持并不完全可靠，其中大部分人对自己有着一定程度的保留。不过，这并未过多地影响豪格争夺皇位的决心和信心，因为他立即“使何洛会，杨善谓郑王(济尔哈朗)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济尔哈朗“乃言我意亦如此”。[23]从代善在八月十四日会议上首先拥立豪格来看，他的态度也很明确。形势对豪格仍然相当有利。
可见使豪格在最后关头丧失继承皇位的勇气和信心的原因，当发生在两黄旗大臣去他家中表示拥立之忱后和八月十四日会议之前的短暂期间。代善、济尔哈朗的态度既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惟一的可能是索尼、图赖等六人又对豪格提出了使他难以接受的条件，双方形成僵局，迫使他决心从这场皇位争夺战中退出。

两黄旗大臣对豪格的真实态度，从八月十四日会议上的下述情节中就更加暴露无遗。
多尔衮所提出的拥立福临，以他和济尔哈朗作为辅政的妥协方案，分明意味着将政敌豪格彻底排除出清王朝最高决策机构之外。对此，两黄旗大臣居然未提出任何异议。这是因为多尔衮既然已经满足了他们“立帝之子”的要求，依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他们自然要满足多尔衮排除豪格的愿望。由此可见，两黄旗大臣在与两白旗的代表多尔衮进行这笔交易时，实际上已将豪格放在可以被忽略、甚至是牺牲品的地位。豪格责备图赖、索尼等“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亲王”，[24]主要即指此事。至于图尔格和塔瞻虽站在豪格一方，伹在八大臣中处于少数地位，因而也无能为力。足见豪格并非由于八月十四日会议上的临阵退缩而遭到两黄旗大臣图赖，索尼等人的抛弃，乃是图赖等人在会前就已决定甩开豪格，从而迫使他忍痛放弃继承皇位的打算，[25]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这段不让发，所以截图了，请点击放大）

皇太极的正妻(孝端文皇后)和地位显赫的关雎宫宸妃、永福宫庄妃(孝庄文皇后)都是蒙古科尔沁部贵族之女，而且亲为姑侄，既代表蒙古贵族的势力，也是满蒙贵族结盟的一个方面的体现，她们在皇太极的后宫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孝端文皇后无子，宸妃早逝，“子二岁而殇”，只有庄妃在崇德三年生福临，为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与麟趾宫贵妃所生的皇十子博穆博果尔，在皇太极诸子中最为高贵。豪格虽是长子，却是继妃乌拉纳喇氏所生，地位较低。[26]在豪格与多尔衮互争帝位、誓不两立的情况下，拥立福临既可解决这场危机，又可加强满蒙贵族结盟，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对即将展开入关之战的清朝大有裨益。
太后是清初满族统治者中的一位很有见识的政治家，对各方面的情况，其中包括豪格的“性柔，力不能胜众”[27]的弱点当有基本了解，因而在涉及清朝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也为了自己母子和蒙古贵族的利益，必然会在姑母孝端文皇后的支持下，为福临继位展开活动，并终于取得成功。自然，太后并不仅仅依靠本身的地位和所代表的蒙古贵族的势力，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她争取到具有很强实力的两黄旗的核心人物的支持。

第三，太后下嫁诏书问题。
1947年1月28日《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35期，刊登刘文兴于1946年10月所撰《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一文。该文作者指出：
“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圮。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根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摄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马可书稿等．遂以闻于朝。…时又于起居注档上，见有《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册，黄绫装背，面钤有弘文院印。……特书式博大，与康熙立馆后所修起居注不合。……家君心窃疑之，遂语诸同僚，不虞竟散失，盖为同僚某闻而窃取之矣。越一年，始见诸厂肆，家君亟购存之。
……
“是书这录殊不恶，字体类瘦金，傅沅叔老人极称之。忽忽藏吾家三十年余矣。今乃以易米，会当永别，聊跋诸后”。[73]
尽管此文明确指出，太后下嫁诏书确曾在宣统元年(1909年)被清朝内阁中书刘启瑞所发现，似乎不容置疑，不过其中还有如下令人莫解的问题。
太后下嫁诏书从发现到“以闻于朝”的全过程，显然不可能由刘启瑞一手处理，绝对保密。他既然已将发现《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问题“语诸同僚”，那么就不会、也没有必要隐瞒太后大婚诏书的发现，因而它肯定会在刘启瑞的同僚中引起很大轰动。即或他们在宣统年间不敢泄露此事，辛亥**后也会迅速外传。
从文中所记傅增湘对《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字体极为赞赏的情况看，此件档案曾被不少名流学者所鉴赏。刘启瑞父子介绍它的发现与收藏的曲折经过时，依据常情，也要由皇父问题联系到太后下嫁，从而透露发现太后大婚诏书的问题，使这一引人注目的消息传播于世。
问题在于，这一本来会迅速外传、势必引起人们浓厚兴趣的大事，从1909年到l946年的三十七年中居然丝毫不为世人所知，这又如何解释?
退一步讲，即使刘启瑞当年确曾发现太后下嫁诏书，并由他个人全权处理，不为人知(这是不可能的)。此后出于某种原因，使刘氏父子几十年中对此事守口如瓶，因而始终不曾外传．但是人们立即会产生新的疑问：《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出售前夕，刘文兴为什么突然又在《起居注跋》中披露这一秘密？还居然将它的剪报贴在《起居注》之后，唯恐人们不知道曾发现太后下嫁诏书的这件大事。是什么原因促使刘文兴的态度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人们不能不对所谓发现太后下嫁诏书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产生很大怀疑。

物换星移，一个多世纪前的利害关系已不复发生作用，更因政治上的需要，弘历在乾隆三十八年下令将多尔衮墓“量为修葺，并准其近支以时祭扫”。乾隆四十三年初，弘历为多尔衮全面平反，充分肯定他在清朝开国时的重大功绩，强调多尔衮“生平尽心王室”，“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又岂不可为之昭雪乎，”应加思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87]由其五世孙淳颖袭爵，“世袭罔替”。
弘历对多尔衮的评价突出其忠于皇室的一面，这和他对史可法忠于故明的大加赞扬．一满一汉，相辅相成，是对其全体臣民进一步灌输对皇帝尽忠乃至愚忠的思想，作为巩固清朝统治地位诸般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弘历为涉及清初统治全局的这一重要人物彻底翻案，在清朝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说明在乾隆后期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刻，他对加强政治思想统治的极度重视，也是封建皂权发展到极点的必然之举。
弘历为多尔衮平反，强调他对皇室的忠贞不二，其实ul就否定了太后下嫁的传说，因为这位汉化程度很深的皇帝，是决不会对弟妻兄嫂之人表示任何好感的。这也否定了所谓弘历因钱谦益为太后下嫁穿针引线，而对他深恶痛绝的说法。
考察关于太后下嫁的传说，并非猎奇，也不单纯是为了辨明这一问题，而是以此进一步了解清初的政治局势，并有助于对多尔衮和孝庄文皇后这两位明清之际的突出历史人物，作出更符合其本来面目的评价。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第八辑，中华书局1991年）


[1] 《清世祖实录》卷八八，顺治十二年正月癸丑．
[2] 《八旗通志》卷二三一，《和硕肃亲王豪格传》。
[3]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册第3487页。
[4] 《清世祖实录》卷二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5] 《清史稿》卷二三三，《图尔格传》。
[6] 《清世祖实录》卷三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7] 《清史稿》卷二四九，《索尼传》。
[8] 《清史稿》卷二四九，《索尼传》。
[9]《沈阳状启》，仁祖二十一年(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10] 同注④。
[11] 《沈阳状启》，仁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12] 同上书，仁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36] 多尔衮去世后，清统治者对这个案件重新审查后认为：“何洛会前首告肃王，非肃王有抗上之罪也。肃王以睿王摄政，心怀篡逆，不能隐忍发言。何洛会党附睿王，乃以首告。”(见《清世祖实录》卷五三，顺治八年二月癸巳。)
[37] 《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38] 《清史稿》卷二四六，《谭泰传》。
[39] 《清世祖实录》卷五九，顺治八年八月壬戌．
[40]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月戊申。
[41] 《清世祖实录》卷二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42] 同上书，卷二五，顺治三年四月戊戌。
[43] 同上书，卷五三，顺治八年二月己亥。
[44][44] 同上书，卷三七，顺治五年三月辛丑。
[45] 同上书，卷三七，顺治五年三月己亥。
[46] 同上书，卷五六，顺治八年四月丁巳。
[47]《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

[73]转引自熊克：“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载《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74] 《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75] 《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76]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壬申。
[77]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五0，仁祖二十七年二月壬寅。
[78] 《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
[79] 魏特；《汤若望传》第八章。
[80] 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81] 参看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仁祖二十七年、孝宗元年的有关部分。
[82]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册第4387页。
[83] 太后下嫁传说的出现与多尔衮取豪格之妻无关，当时人们并未将两者混为一谈，因为多尔衮是在顺治“七年正月纳肃亲王妃博尔济吉特氏”(《清史列传》卷二，和硕容亲王多尔衮传)，而张煌言的太后下嫁诗在己丑年即顺治六年就已写成。
[84] 《清世祖实录》卷八八，顺治十二年正月戊戌。
[85] 同上书，卷九0，顺治十二年三月庚子。
[86] 同上书，卷九0，顺治十二年三月庚子、己酉。
[87] 《清高宗实录》卷一0四八，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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