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从西向东的方向，称为顺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从东向西运动的情况，而在方向变换关头则会发生行星相对静止不动的现象。前者称为逆行，后者称为留。

五颗行星，在司马迁之前一直有独特的名字。例如，土星称为填星，木星称岁星，火星称荧惑，金星称太白，水星称辰星。还有其他各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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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书》将中原地区可见的全部星空划分成五个天区，称为五宫。在北极周围的称为中宫，有星官14官；其他天区则划为东宫，16官；南宫，20官；西宫，19官；北宫，19官。合共88个星官。这些星官的命名大多取材于人间，包括各级官吏、诸侯、古帝、贤相、各种器物、动物、植物等等的名称。人们一见这个体系定以为步入了一个天上的封建王国。其与古希腊的星座命名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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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书》说：“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太一是秦及汉初最尊重的天神，也是天帝的别名。把天帝置于明亮的北极星的位置上是非常恰当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和司空这三个权位最高的官职，它们之设在天帝的边上自然也是合乎情理的。
《新封神榜·禄星》视频
星官分布


司马迁 提出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
第一种描述是“大星”。（10颗）
第二种描述是“明者”。（1颗）
第三种是没有任何描述的一般星。（《天官书》中记的全天星官共约500多颗星。其中绝大部分未加亮度描述。）
第四种描述是“小星”。（3颗）
第五种描述是针对最暗的星的，称为“若见若不”。（这种描述只对“阴德”三星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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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星”为1.5等以上的星；
“明者”为2等左右的星；
一般无描述的为3—4等星；
“小星”为4.5等左右的星；
“若见若不”为5—6等以下的星。


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解这一段时写道：“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一星不见有小喜，二星不见则赐禄，三星不见则人主德令且赦。”
具体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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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统治阶级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主宰着人间的命运，帝王则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人民的。天通过天上的各种现象来警示地上的帝王臣民：人间将要发生何种大事了。至于何种天象将预示何种人间大事，则是中国古代星占术研究的内容。天和人间两者有着神秘的关系，这种关系古代称之为“天数”。历代帝王设立了官方的天文机关，其职责之一就是要监视天象，以猜测天的意向。司马迁本人当过多年的官方天文机关的负责人——太史令。他自认他的家族世代是传“天数”的，他的祖先是重、黎、羲和，都是星占家兼天文学家。司马迁本人也不可能跳出这种阶级的和社会的局限，他也相信星占术。他的《史记·天官书》中充满了星占术的语句。这是时代使然，也不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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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的结果认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①。这个思想就突破了天命的观念，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对国家兴亡的作用。由此他提出，在见到天变之后，对国君来说，“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②。这些对策反映出，司马迁并未彻底否定天的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司马迁把“修禳”放在对策的最末一种，而把调整国君行为的“修德”、“修政”作为第一、第二种对策。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国君自己的行为比天意的作用要大得多。而这个思想，实际上可以说已否定了天意的作用。

天文现象和任何自然现象一样都是有规律的。但是，许多天文现象的规律性比较复杂而不能立即辨出。
如此等等的现象在古代世界天文学知识极其低下的时候是不可理解的。
司马迁冲破星占术观念的束缚。
一般来说，当发现和过去所认为的天文学规律不合的现象时并不盲目地把它归之于超自然的“上天警告”，而是在大量客观资料的启发下，意识到它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从而努力寻找出新的天文学规律或对旧规律作出修正，这是古代天文学摆脱星占术的束缚而获得发展的一条比较普遍的道路。司马迁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杰出典型。

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
第二十章司马相如司马迁
第五节 司马迁在天文学上的贡献

西汉官制
爵禄制度
汉沿秦制，设爵以赏功。禄，既指官员的等级，也是官员官俸的数额。

获得爵位的人，可以获得封邑（高等级爵）、免除部分或全部赋税徭役、减刑、优先担任官职等。但是由于人民多买爵位以逃避赋税徭役，所以朝廷往往以各种理由征发有爵位的人并加以种种其他负担以代替赋税徭役，所以渐渐的民爵也就无人再买，也不再为人所重。这也是后世不再设置民爵的原因。
【获得爵位可以免除部分或全部赋税徭役
古代赋税徭役的缴纳 级别及要求
以及做官者与平民百姓的区别。福利等
普通百姓的收入与官员的收入对比】

西汉时期，一般年景一斗米约十数钱，按此折算，三公月俸约七十万钱，县令月俸7万二千钱到十四万钱不等。可知西汉的官俸十分丰厚！较之明清，一品大员年俸不过一百二十四两银，折钱十八万六千而已！

选举制度
西汉选拔官员，主要的是文学和吏道两类。前者指对古代典籍有研究，道德有称者，后者指明习法律与行政技术、官员子弟以及王侯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