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并禁止女子人文场所，如今被俗称为“扫女子人文场所”。那么，中国古代是如何“扫黄”的呢？春秋时期管仲设“内闾” 国人“非之”。


有不少生理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的青楼工作者出现在公元前594年，时古希腊雅典城邦第一任执政官梭伦创设了“国家女子人文场所”。
实际上这个“最早”应该属于中国古代女子，早在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在今山东境内的齐国，便出现了一批青楼工作者。时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内闾”，一次就安排了多达700名女子入住其中。
内闾也称女闾，即官办女子人文场所，比梭伦所设的国家女子人文场所早了半个世纪。梭伦创设国家女子人文场所的目的，是为控制和减少当时雅典城内日益严重的乱配现象，而管仲则是为了增加齐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以充国用”。
所以，不论是动机上，还是时间上，在内闾“上班”的700名古代中国女子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青楼工作者。但是，这批青楼工作者甫一出现，便争议不断。《战国策·东周策》上有这样的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
所谓“非之”，即是反对开青楼这件事，时人并不支持有组织的合法卖淫，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禁青楼”声音。
管仲的“青楼产业”政策尽管“国人非之”，但在此后却异常发展了起来。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女子制度”，并伴之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
从笔者查到的史料上看，虽然青楼文化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一部分，但古代中国各朝政府有关禁青楼的呼吁从未失声过。
特别在民间，最底层的老百姓对青楼女子制度是深恶痛绝的，青楼女子行为为人不齿，均有悖于正常伦理和情爱文明。为此，民间常用“败家子”、“贱货”这类粗话，咒责进行青楼交易的男女双方，引导社会风气，这实是一种“道德禁青楼”。


古代春钱，又名“堂子钱”

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取缔“官女子”
唐代的官女子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明代，这一制度才被取缔，中国古代的禁青楼运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趋势。
或许有读者会问，明代禁青楼吗？开始并不禁青楼。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不仅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官民青楼消费。在唐、宋官女子制度基础上，明朝将教坊升级为“教坊司”，隶属掌管教育、外交诸事务的礼部。
据明姜明叔《蓉城诗话》记载，当时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宝门（今中华门）一带，沿着内外秦淮河兴建了轻烟、淡粉等14座高档酒楼，这就是明代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畔的所谓“花月春风十四楼”。这些酒店实是明代的“官青楼院”，营业前因青楼工作者人数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全国各地征召有从业经验的女子，催她们尽快上岗。由于政府提倡、官员带头，青楼消费确实拉动了明初的“内需”，私人聚会少不了青楼女子助兴，公款宴请也允许使用“青楼女子”。
官女子的发展很快就引发了很多问题，社会“禁青楼”要求强烈。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明宣宗）当了皇帝后，便下令取缔官女子，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明代由此出现了一场“禁青楼运动”。
朱瞻基这一举动，在中国禁青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官青楼还有私青楼，一些大款则根本不受此“禁青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女子，在官青楼没落后，私青楼大量出现，被时人称为“私窠子”的暗女子特别多。
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38岁时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对青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青楼酒楼林立，流动的青楼交易场所画舫多多，成了当时全国的青楼产业中心。
清朝人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实际就是时文人、学子、官员在红灯区的青楼消费实录。所谓“秦淮八艳”，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青楼工作者，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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