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荆州问题的实质和关羽的任职资格
以往对荆州归属问题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孙刘两方对赤壁之战及其后的南郡战役中各自贡献大小的争论，忽视了荆州对于孙吴集团的重要性；少数提到的，也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重要性的道理何在。事实上，一个完整的荆州是东吴国防战略必不可少的一环，没有荆州东吴寝食难安，而不仅仅是因为荆州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充裕的人口；并且荆州尤其南郡的重要性对孙刘是不同的，这一点更是未有人提及。
由东吴版图可以看到，其北部界线约距长江干流或主要支流100~200里的范围，连淮河也远未能达到。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东吴水军很强，但陆军战斗力较弱，不仅弱于曹魏，甚至也有所不如刘备集团。造成东吴陆军疲弱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东吴本身不产优质战马，难以组织和训练出强大的骑兵；其二，东吴将领普遍缺乏当年北方军阀大混战的经验。这两点都不是东吴能短期内解决的--直到东吴亡国为止也没有真正解决。
在不得不严重依赖水军的情况下，“长江天堑”的主要作用在于：一，迅速调动部队和物资，以强大的机动能力弥补陆军战斗力的不足。但这种机动性带来的优势，只能在距离大江大河不太远的地方有效，超出了100~200里的范围就会几近于无，这就是东吴版图所显示的情形；二，当敌方入侵时，不仅起到阻挡和拦截的作用，而且即使敌人渡江，只要保持强大的水军，仍可切断敌人的增援和补给，对内坚壁清野，也能把敌人困死饿死。相对地，崇山峻岭在切断或削弱敌方增援补给方面作用与大江大河类似，但缺少后者所能提供的机动力。军事角度上，崇山峻岭之险不如大江大河之险，这也是蜀汉先于东吴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冷兵器时代成功突破“长江天堑”的战争，几乎都是先占据上游，建设强大的水军；而后顺流而下，水陆并进。晋灭吴之战，隋灭陈之战，蒙元灭南宋之战，甚至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战，莫不如是。没有强大的水军而轻率渡江者，往往招致失败。当然，相反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但毕竟少得多，而且是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的。
荆州西面是狭窄急促的三峡航道，容易封锁；北面的汉水航行条件较好的时间只是丰水期。汉水是支流，水量不稳定，枯水期浅滩多（古代缺乏炸礁石挖淤泥的能力，船只触礁或搁浅是常见的），不利水军活动。占据荆州尤其南郡对东吴的国防战略非常重要。南郡位于荆州中部沿长江干流一带，只有占据了南郡全部，才能封闭长江防御体系的西大门，同时有效地防御北面的威胁。虽然曹魏也可以在汉水边造船和训练水军，但汉水毕竟是支流，监视和封锁支流毕竟要比监视和封锁干流容易一些。如果东吴的水军足够强大，还可以在丰水期深入汉水腹地，攻击曹魏新建的水军部队和船只，使其无法形成有威胁的战斗力。
江陵、宫安虽然对刘备集团也重要，但如果和襄樊比较，如果只能二中选一的话，刘备集团会宁要襄樊而不要江陵、宫安。襄阳是大城，是刘表时期荆州的治所；樊城是军事要塞；襄樊更是由江陵北伐中原的必经之路和重要基地。刘备集团早年曾长期在荆州北部的新野和樊城驻军，熟悉当地情形，也会自认为有一定的基础。相对来说，江陵、宫安的战略位置其实更有利于伐吴而不是伐魏，但如果执行联吴伐魏的战略，显然江陵、宫安就不如襄樊那么重要和吸引了。蜀汉和东吴对襄樊和南郡重要性的不同认识，自然也会影响到各自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过程中的选择，这一点也常为后人所忽视。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刘达成按湘江中分荆州的协议后，荆州的形势于刘备集团最为不利。刘备集团只占据了刘表时期荆州的三分之一不到（刘表的荆州尚不如东汉时期的荆州，东汉荆州治所在更北面的宛城，刘表时期一直为张绣，曹操等占据），兵员和物资供应大为萎缩。刘属荆州孤悬于蜀汉统治中心的东面，仅靠险峻艰难的三峡航道和江南江北曲折迂回的“夷道”联系，信息传递和兵力支援都极为不便。显然如果只是守，采取消极战略，那么荆州对蜀汉而言就成为汉中对曹魏那样的“鸡肋”。
因此荆州尤其南郡对东吴极端重要，刘表时期东吴就多次进攻荆州，只是被挡住未能得逞。而“湘水之盟”后刘属荆州对刘备集团的重要性不如东吴，这当然不是说蜀汉会轻易放弃荆州，而是难免会使蜀汉对东吴夺取荆州的决心和能力，尤其对夺取荆州的作战方法（绝对优势兵力偷袭）估计有所不足。同时，刘备集团内部，尤其荆州守将关羽也会有一种打破荆州不利形势，向外扩展的强烈愿望。
关羽究竟是否刘备集团内最适合的荆州守将人选？这一直是争议很大的问题。我认为当时的刘备的确只能选择关羽作为坐镇一方，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大将，而非其他人：
首先，关羽是刘备最信任，最倚重的将领，而且其忠诚度经过了被迫降曹又复归刘备的考验，有竭力保护刘备家眷的功绩。由于这种高度的信任，刘备才会理解与容忍关羽和自己的一些分歧，不会产生不必要的怀疑和联想，这对于维护荆州的局面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关羽是刘备的高级将领中，资历和威望最高，而且能力最全面的人。资历和威望自不必说，关羽的能力可以概括为：文武兼备，水陆皆通，步骑均精。这三点就可以把绝大多数蜀汉高级将领比下去，例如张飞，赵云等未必精于水战，魏延的文治水平难证其高，黄忠又太老了。
再者，关羽的阅历丰富，是刘备集团内唯一同时对曹孙刘三方底细都有相当了解的人。关羽早年在曹营待过不少时间，曾参与曹军的作战行动并立过功，对于曹军的虚实，作战方法和特点等当然知道得比别人详尽透彻；后来在赤壁、南郡等战役中又屡次配合东吴作战，与东吴人士如鲁肃，周瑜，吕蒙等多有往来，这又是他人所不及。
自然，关羽也有一些缺点和弱点，但人无完人，尤其古代将领几乎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这些缺陷并不总是妨碍他们建功立业。关羽的“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等是否就是造成他失荆州，兵败身死的关键原因？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笼统地轻易下结论。应该说，关羽作为荆州守将最大的缺点是不擅于外交（或不屑于对东吴的外交），在对东吴的态度和方法上有失当之处。但从根本上，蜀吴关系的不断恶化是形势和利益使然，不是关羽个人能扭转的。而且正如有评论指出，刘备也可能要用关羽对东吴显示某种程度的强硬姿态，以阻止东吴继续蚕食荆州。
最后，如果说关羽确有轻视东吴将领的倾向，这种心理也并非没有来由和根据。孙权在淮南战场屡次被张辽打败，弄得很狼狈，而张辽恰巧和关羽私交甚笃（张辽原为吕布部下，至少在吕布投徐州刘备时就认识关羽）。关羽当然对张辽心中有数，更不会认为自己的能力低于张辽。任何将领首先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坐镇一方的大将更是如此。如果关羽的“藐视敌人”只是在战略而非战术上，那就不能说一定是错的。
有人说，不能以关羽的结局证明他就不是镇守荆州的最佳人选。也许换了其他人，东吴早就袭取荆州了，蜀汉也难有关羽所创造的辉煌。这种意见应该是比较中肯和客观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几个问题：
(1) 关羽北伐是否违背了《隆中对》中两路出兵的构想？
《隆中对》是否存在和是否可行暂且不论。显然《隆中对》所设想的是战略决战的情形。在蜀汉和关羽看来，攻取襄樊只是一个重要的局部战役，和攻取汉中一样，都只是为将来的决战做准备。不先取襄樊，如何“使一上将向宛、洛”？正如不先取汉中就无法“出秦川”。因此这种批评是不成立的。
(2) 关羽攻襄樊是自己的决定还是刘备的主意？
最可能的情况应是关羽提出，刘备批准，即关羽是主导。作为镇守一方而且得到刘备充分信任的大将，关羽对于战役的发动与否是具有很大影响力和实质决定权的。换言之，如果刘备要打襄樊而关羽认为时机不成熟，刘备多数也会接受关羽的意见，因为荆州的敌我情况如何只有关羽最清楚。同时，如果是刘备主导的计划，那么益州方面对关羽的支援应该会比实战及时和到位得多。
刘备对关羽北伐可能有些犹豫，但最终批准了这个计划，关羽“假节钺”就是明证。“节”的作用是自行处分相当级别的将官；而“钺”则是授予其主动作战的权力。刘备之所以批准这个计划，一来自己不了解荆州的情况，没有足够的理由打压部下建功立业的愿望；二来攻取襄樊对蜀汉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关羽为此也准备了好几年；三来也可能想通过攻打襄樊减轻汉中方面的压力，因为其时曹操仍有大量部队驻关中和长安，时刻威胁汉中。

(4) 关羽发动此战役是否战略上的错误？
有人会说，蜀汉的实力不足以支持一年内连续打两场大型战役（汉中和襄樊），而曹魏在汉中之战中实力并未受到太大损失，双方的强弱形势没有根本扭转。因此关羽的行动是鲁莽和冒险的，是战略上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就注定了他必然失败云云。
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总的形势敌强我弱并不代表我就不能主动进攻，刘备攻汉中也是弱我攻强敌。如果不是弱势一方通过不断的战斗积小胜为大胜，如何能有那么多以弱胜强的案例呢？就荆州的形势来说，之前的局面是三方对持或僵持，而长期僵持对蜀汉最不利，对曹魏最有利，因为曹魏的土地、人口和战争潜力比其他两方大得多，最容易通过战略防守积蓄实力。曹魏的主力在淮南，对荆州的孙、刘均坚持防御姿态。关羽如要等到曹军主动进攻，乘机击破之再取襄樊，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前面已经分析了关羽发动战役的若干有利条件。既然存在那么多有利条件，关羽至少已经抓住了他所能看到的最有利的时机。战略上，关羽的决策不能简单地说一定错或一定对，只能说他在各种可能的策略中选择了收益较大而风险也较大的一种。其中既有蜀汉在荆州的形势需要，也可能有关羽的性格和抱负使然。收益风险均大的策略关键在于执行，执行得好胜率就高，所谓“必然失败”是轻率的论断。相对来说，保守的策略，低收益低风险的策略对执行力的要求也低一些。

(5) 刘备和关羽在此阶段犯了什么错误？
刘备最大的错误是在敏感时期过早立嗣，导致刘封的不忿和对抗情绪，直接影响了他与关羽的配合，并造成后来孟达奔曹，上庸失守。刘备对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没有足够的预见，也没有采取预防和补救措施，例如，另遣一上将（如张飞等）代替刘封支援关羽。
刘备受群下拥戴为汉中王，显然有群下希望刘备回报以封赏的意思。汉中之战是刘备集团第一次独力对抗曹操并取得不小的胜利，大大增强了蜀汉上下打败曹操的信心。此时曹操已称魏王多年，刘备称王对抗，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汉中王”是刘邦最初的封号，可见刘备和蜀汉的志向。不过从这件事也可以隐约感到蜀汉庙堂开始出现的某种盲目乐观和疏慢放松的情绪，从而对关羽攻襄樊的困难估计不足（襄樊距离曹魏统治核心区近，曹魏增援方便；距离蜀汉统治核心区远，蜀汉增援困难，此点恰与汉中相反）。称王封官上表天子等诸多有繁琐仪式的事显然也耗费了蜀汉君臣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相较于称王，过早立刘禅为王太子是严重得多的错误。刘备派刘封去上庸，显然也有支开刘封，勿使干扰之意。刘封是刘备在荆州初期为解决年近半百无子的问题而正式收养的养子，不是一般意义的“义子”，因此在传统法理上，刘封是有权继承刘备的，而且其继承权很可能先于刘禅。因为刘封为长，而生刘禅的甘夫人大概不是正室，生下刘禅后不久也死了。刘备后来再娶孙权之妹，当然应是正妻身份。权妹返江东后，刘备也没有正式解除婚约。因此甘夫人由始至终都应没有被立为正夫人或追认为正夫人，也就不存在嫡高于长的问题。由此不难理解刘封的忿恨和过激反应。
如果刘封只是个平庸的人倒也好办。偏偏刘封算得上一员勇将，也颇有战功和威望。刘备正确的做法应是暂时搁置立嗣，让刘封心存希望，也就会更加努力作战立功。等襄樊的问题解决了，荆州稳定了，局势缓和了再立刘禅，对刘封另加封赏。这样刘封即使有意见也不至于影响大局。刘封也不是不能接受现实的，但需要时间，襄樊战役即将进行的关键时刻没有让他冷静下来的足够时间。
刘封后来的罪名是“数侵凌达，又不救羽”。也就是多次欺负孟达，损害孟达的权益（如夺其仪仗队等）。注意孟达也并非一个普通将领，而是刘备相当欣赏和信任的人。孟达率部出走时还给刘备留了一封信，再后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又以上庸复投蜀汉，为司马懿攻灭。可见孟达的出走确属无奈。对这样算得上重要和高级的将领如此“侵凌”，显然刘封是把对刘备的气都撒在孟达身上了。另外，让刘封配合关羽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当初刘备收养刘封时关羽就反对，后来考虑立嗣时关羽又反对立刘封。这样的事情多少总会传到刘封耳里，刘封对关羽的印象可想而知。
说到这里有人不禁会问：经过这么多起跌沉浮和人世历练的刘备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是不是他（和诸葛亮）真的有意设计除掉关羽，顺带除掉刘封呢？这种臆测是缺乏足够根据的。刘备作为君主，要除掉关羽和刘封有很多低成本的办法，完全犯不着丧失荆州这个重要根据地和数万精锐部队的沉重代价，蜀汉也没有强到可以轻易遭此损失的程度。至于诸葛亮，当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法正，还远没到急于除掉关羽的时候。退一步说，即使除掉关羽和刘封，还有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一班刘备的老臣子，对诸葛亮来说依然难制。并且，由于诸葛亮之兄在东吴做高官，东吴也曾有招揽诸葛亮之意，诸葛亮在事关东吴和荆州的问题上一直是谨慎少言的，与诸葛瑾的多次相见也只是“公会”而避免“私面”。有评论说，诸葛亮在蜀汉集团内部属于“亲孙派”，而刘备、关羽等则是“疏孙派”。我认为，所谓诸葛亮“亲孙”可能有些夸张，但由于其兄在东吴官场混得不错，诸葛亮本人也和东吴人士多有交往，因而可能对东吴遵守协议，维护同盟的估计过于乐观，从而疏忽了对刘备的提醒。后来诸葛亮不让蜀汉置史，除了掩盖刘备的错误，难免也有掩盖自己的错误的原因。
因此刘备（和诸葛亮）这个错误只能说正是历史偶然性体现的诡异。这个错误的后果，论者也往往低估。首先，如果刘封应关羽所召来援，甚或只是派孟达率兵前往，关羽就不用第二次从荆州抽调那么多部队，东吴的偷袭就很可能不成功，甚至不敢进行。其次，在战斗的紧张关头，任何一方多一点或虚或实的力量，都有可能动摇对方的决心，摧毁敌人的意志。曹仁之所以能坚守，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到曹操的援军不断赶来。而关羽军一直没有任何后方支援，想夸大一下虚张声势也无从说起，没有人信，士气自然逐渐低落。刘封哪怕只派数千人，对关羽都是极大的利好，襄樊战役的结果也可能完全改变，而几千人刘封应是能抽出来的（仅孟达部就有四千）。

刘备另一个错误是坚持用糜芳、士仁为江陵和宫安的守将。这种级别的大员不是关羽能定的，应是刘备的主意。糜芳是糜夫人的兄弟，从徐州开始一路跟随刘备漂泊，当年在长坂坡也堪称忠勇；士仁是刘备在冀州时的老部下。刘备的想法可能是，这两个人能力或有不足，但忠诚度方面是没问题的，也不会怯战。刘备没有认识到，自从南郡战役后，荆州留守的部队和将领有近十年没有打过大仗了（唯一可疑的记载是刘备进益州助讨张鲁时，曾写信给刘璋，以荆州被曹操大军进攻损失甚巨需要回救为名索要钱粮。不过没有其他方面的印证，参考荆州军后来大举入川的表现，此次曹军的攻势是被刻意夸张了）。人的意志是会被长年的太平享乐消磨的。关羽应该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的问题，所谓“骄于士大夫”，当然不仅指对文官，也是对武将不客气的严格要求。为此关羽与糜芳、士仁早有不睦。以关羽的性格和地位是会向刘备直接反映的，只是刘备没有认真对待。
关羽在此阶段犯的错误主要有二：拒婚东吴，虽合理正确，但不讲究策略和技巧，加剧了孙权对自己的厌恶，加强了东吴袭取荆州的决心；联络反曹绿林武装，虽为加大声势并转移曹魏的注意力，但使用不当，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促使曹魏下决心扑灭关羽。在一场局部战役中，声势搞得太大未必是好事，尤其在接近对方核心区域的敏感地带。关羽正确的做法应是给这些绿林武装规定明确的任务，并指派得力的部下统一指挥，例如袭扰曹军运输线，破坏桥梁关隘，进行某些疑兵、伏兵操作等。当然，关羽是否能达到这种控制程度是可以质疑的。不过能联络如此多的绿林武装，也说明刘备集团和关羽的确在荆州北部和许昌以南的中原地区（刘备亦曾为豫州牧）有相当的基础和影响力。
关羽这两个错误并没有给战役造成实质的影响，因此比刘备的错误轻得多。

(6) 如何理解廖立的一段话？
廖立原为刘备主政荆州时选拔的青年才俊，早据要职。后来若干关键时刻表现不好（例如建安二十年孙刘争荆州时，廖为长沙太守却弃城逃跑），渐不为备所待见。备取益州后更被原刘璋集团的一些人，如李严等骑在头上。廖以资历自居，多有不忿。夷陵之战后曾向蒋琬等发了一通牢骚，涉及蜀汉用人和高层过失等问题。蒋琬将原话转告诸葛亮，亮以“诽谤先帝”等罪名流放之。史载廖立原话中有关襄樊战役的部分如下：
“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
论者常有人以这段话作为关羽的襄樊之战是刘备指使，甚至认为“直以意突”是盲目坚持刘备的“意”而“突”。这种观点未免牵强。我们首先应注意到廖此时的身份仍为蜀汉高级官员，对自己的仕途尚未绝望，说话时面对的又是公门同僚。那么当他言及先帝时，应十分谨慎。只有那些他认为有确凿证据和直接因果关系的事，甚至已有不少人私下如此议论的事，他才敢说，否则就是找死。廖立这样聪明的人不会不懂这个浅显的道理。
廖立原话的前半部分没有大问题，基本与史实相符。但刘备与孙权争南三郡应不至于一无所得（在刘备当时看来，廖立的马后炮不算），至少他让孙权承认了自己对荆州西部的继续占领，如要“归还”，肯定也要让孙权承诺后得多的时间，而绝非仅在取汉中之后。由此蜀汉才会对东吴背信弃义的偷袭准备不足，东吴也没有在刘备取汉中后即根据新协议名正言顺地再次索要荆州。
关键是后半段：“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后来刘备去了一次汉中，这次去汉中与关羽败亡和上庸失守（注意是两件事）有直接和明确的因果关系。至于“直以意突”，联系上下文，显然应指关羽“直以己意突”，而非“直以刘备之意突”。
那么刘备“后至汉中”是哪一次到汉中？正史明确记载的襄樊战役前后刘备到汉中只有两次，后一次已是关羽败亡和上庸失守之后，显非所指。前一次就是到汉中指挥和曹操作战，胜利并称王封官后于当年七月返成都。这次到汉中和关羽败亡和上庸失守有直接和明确的因果关系吗？
前文已经分析了，当时发动襄樊战役的确有许多有利条件，而战役过程中也曾一度取得巨大胜利，几近成功。因此即使攻襄樊是刘备这次到汉中时所指使，也不能认为和关羽败亡有直接和明确的因果关系。而且廖立后面说了，关羽也有“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的过错。那么刘备的责任和关羽的责任就是扯不清的，将一个扯不清的责任扯到“先帝”身上是极为不智的，更是廖立所不敢的。
至于上庸，关羽败亡后曹魏并没有立即进攻，而是孟达受不了刘封的气，率己部四千兵马投魏，徐晃再会同孟达进攻，上庸等地的原曹魏降将乘机叛乱。如果孟达没有投魏，上庸不会那么容易丢掉。后来孟达复投蜀汉，以四千兵马对司马懿的二万尚能守十六天，为部下杀害献降才破城。刘封当时自有兵力也不会少于孟达，否则也不会那么容易“数侵凌达”了。那么即使曹魏大举进攻，以至少八千以上的兵力，守一个地势险要的山城，坚持一两个月等到后方援军应是没有问题的。由关羽败亡到上庸失守还有半年的时间，将关羽败亡说成上庸失守的间接原因都很勉强，更不要说刘备这一次到汉中和上庸失守有什么直接和明确的因果关系，除非廖立真是嫌命长了。
因此廖立说刘备“后至汉中”，最合理的解释应为：刘备在称王回成都之后，关羽败亡之前，襄樊战役进行期间又去了一次汉中。由于关键时刻离开了大本营成都，使得本来可以采取的某些紧急措施被耽误了，直接导致了关羽败亡，荆州沦丧的恶果。刘备此次去汉中的另一目的应为安抚刘封，调解其与孟达的纠纷。但刘备对刘封的怨恨情绪估计不足，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例如，将刘封调离上庸，指派其他将领接替。刘封阳奉阴违，继续欺负孟达，又导致孟达投魏，上庸失守。那么刘备究竟什么时候去的汉中？去汉中干什么？耽误了什么措施的实行？由于蜀汉无史，正史无载，我们只能通过其他蛛丝马迹，加上合理的推断尽量还原真相。这个问题留待后文再进一步探讨。

三、 襄樊战役第一阶段，关羽取得重大胜利，“威震华夏”
这个阶段大致由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底到十月初，约两个半月时间。史载各方活动如下：
约七月底
于禁率“七军”（约三万人，一说是青州兵）至樊城，曹仁派庞德出城，于、庞屯樊城北。
八月
于、庞部与关羽军接战，关羽有所不利（演义中说是关羽为庞德暗箭所伤）。
襄樊附近大雨，上游水涨。
吕蒙称病，孙权以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代替吕蒙。
陆逊至陆口，修书关羽，言辞谦卑，表示虽不能派兵支援，亦有资助之意（此两事发生在关羽抵樊城之后，具体时间未知）。
关羽数次致书上庸，召刘封来援，封辞以“山郡初附，未能动摇”（此事应在整个八月期间）。
暴雨诱发山洪，淹于禁、庞德军。魏军登高避水，关羽乘大船猛攻（设想一下当时情景：魏军被洪水分割，完全暴露在弓矢的有效射程内，毫无防御能力）。于禁投降，庞德拒降被斩。
关羽俘于禁数万人马，以舟船送回江陵。一下多了几万人，粮草不足，“擅取”湘关米。
关羽攻樊城。樊城进水，多处被毁，城中只数千人，曹仁沉马立誓，坚守不退。关羽围樊城、襄阳，断绝两城交通。曹魏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
（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汹惧。或谓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 。”汝南太守满庞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沉白马与军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马才数千人，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资治通鉴》）
九月
徐晃到阳陵陂，以所部多新兵且不足员，未敢进攻关羽。
孙权与曹操通信，称藩，请求讨伐关羽以自救（此事大致应发生在八至九月间）。
关羽派兵屯驻偃城（樊城北五里），再次从江陵调兵（估计五千到一万人，至此，荆州留守部队已不足万人，且分散在各据点）。
魏讽欲联合长乐卫尉陈祎谋反，袭击邺城，失败（未及期，祎惧而告之。太子丕诛讽，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通鉴》）。
糜芳、士仁供应军资不及，为关羽责难，曰“还将治之”。孙权听说此事，诱降糜芳（吴录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芳潜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孙狼、陆浑等人趁势而起，杀县主簿，依附关羽。关羽授印符、给兵，还为贼寇。许昌以南，诸多义军与关羽遥相呼应，关羽威震华夏。
十月初
曹操到洛阳，与大臣商议迁都以避关羽，为司马懿、蒋济所阻。（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言于操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操从之。）

下面探讨几个问题：
(1) 关羽和于禁、庞德的初战
按“正史”记载，关羽初战不利，似乎荆州兵的战斗力和关羽的指挥能力就那么回事。但前面分析了，这些“正史”几乎都是以曹魏为正统，或者根据偏向曹魏的材料编写，因此它的真实性是可疑的，特别是那些宣称胜利却没有任何战果记载的战斗，关羽和于、庞之战就属于此例（后面徐晃攻关羽好歹还有具体战果罗列）。编者这样写的目的很明显：贬低关羽，同时也贬低东吴的作用。让人觉得即使没有东吴偷袭荆州，关羽也是要败的，总之大魏威武。
事实上，曹魏惯用的防御方法是，前线部署的部队不多，而在后方第二线保持强大的机动部队。例如徐晃部早就驻宛城，随时准备支援襄樊。关羽到达樊城的同时或之后不久，于禁的七军也到了。荆州地区的曹魏军与蜀汉军已长期没有大战，在对方底细不明的情况下，初战不会是大规模的激烈对抗，而只是试探性的各自进攻，互有胜负是最可能的结果，只是偏向曹魏的官史将于、庞部不利的情况忽略掉了。初战后不久，襄樊地区即下起大雨，根本不能再战了。而在未解决于禁援军之前，关羽围困襄樊都没有可能（所以才有庞德出城支援于禁），更不会贸然与敌人主力大战。
退一步说，即使如这些“正史”所言，关羽接战有所不利。但请注意，正史没有于、庞部具体的战果记载，关羽军也没有后退，说明关羽的损失并不大。以小半个荆州的力量对抗曹魏大半个中国的精锐，能取得这样的战绩也实属不易了，关羽的指挥水平和荆州兵的战斗力是应该肯定的。另外如小说所言，关羽中箭受伤也是有可能的，这样也会影响他对战斗的有效指挥。只是这个箭伤应该并不重，也没有毒，不存在华佗“刮骨疗毒”这样的故事。
(2) 关羽“水淹七军”是否纯属撞大运？
应该说这里的确有相当的运气成分，但有句话讲得好：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关羽战前不是进行了充分准备，例如大举造船和训练水军，并坚持在有利的作战季节水陆并进，这样巨大的战机也不会落到关羽头上，相反，关羽很可能也受困于洪水并造成重大损失。公平地说，曹魏主要将领的确犯有严重错误，而不能仅将责任推卸到天气等客观原因上。无论如何，利用天气的积极因素或避免其不利影响应是高级将领时刻谨记的常识。即使如于禁，虽不常驻襄樊，但也应当尽早了解清楚当地的气候情况和可能的不利影响（古代汉水泛滥应不是罕见的事），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至于庞德、曹仁的责任就更大了。庞德的部队也被淹，说明他选择驻扎的地方完全不比于禁高明，这对于一个常驻襄樊的高级将领来说是很不应该的。特别地，曹魏将领还应明白自己没有水军，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无法避险。
不过，演义中描述关羽故意筑堤放水的情节应该只是小说家的虚构。首先正史并无此种记载；其次，筑堤那么大的动静不可能瞒得过曹魏；再者，于禁和庞德的部队都有充分时间逃跑，躲到高处避水，这说明水位是逐渐而非一下子上涨的，显然洪水应是漫过堤坝，而非决堤而出。

(3) 关羽处理战俘是否得当？
有人说，关羽将数万战俘送回江陵，造成粮食紧张，错了，应解往上庸。这种观点是缺乏军事常识的。就算没有关羽和刘封之间的矛盾，上庸比起江陵也更不适合遣送战俘。首先，上庸在襄樊的上游，水深未必足以行大船，即使因洪水能暂时通行，也十分危险，而且水退得太快，运俘的船只就可能搁浅回不来；其次，如果水路不能用而用陆路，不仅要派出大批部队押解，遣送过程中还很容易出现大量战俘溃散逃脱；最后，如果江陵这样的大城容不下这些战俘，小得多的上庸就更不用说了。
古代的帆船虽然速度不快，但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日夜兼程，不必中途休息，因此其日均行进距离远比陆路步行要长。特别是襄樊到江陵，大部分路程是顺水，不到两天就可以送到，回程还可以载运补给物资，当然是最有利的方案。关羽将战俘送回江陵，还用留为己用的意思。当时中国经过长期内战，人口锐减，数万精壮熟练的战俘无疑是一大笔宝贵的兵源。但是，甄别，改造和整编战俘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和大量的工作，这对于正在前线紧张作战的关羽来说是无法兼顾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关羽当时的确没有更好的选择，将战俘送回江陵的处理是无可挑剔的。
不过也正是这数万战俘让东吴最终下定了袭取荆州的决心，而不是吴方所宣称的“擅取”湘关米。且不说陆逊曾表示乐意资助关羽北伐，即使有“擅取”，也只是一次外交事件，完全可以先尝试外交途径解决。东吴真正忧虑的是，关羽一旦将这几万战俘改造和整编完毕，关羽军将成为一支非常可怕的力量，到时非但荆州再不可取，东吴自己也将深感威胁。而在此之前，由于尚顾及到同盟和面子问题，以及成功的把握有多大等问题，东吴还一直犹豫不决。
关羽没有滥杀战俘，而是尽量合理地利用，无论如何，这证明了他的确有“善待卒伍”的一面，反映了他人性中值得称道的亮点。关羽真正失误的不是遣送本身，而是对遣送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即对东吴袭取荆州的决心可能因战俘问题而变化估计不足。
(4) 关羽为何没能攻下樊城？
谈到这个问题，许多人就要归结为关羽的指挥水平和荆州军的战斗力不行，或者曹仁如何英勇神武。这又是一种误解。首先注意关羽能集中力量进攻樊城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前期于禁的援军没有解决，不可能猛攻；后期徐晃的援军陆续赶到，也无法全力进攻。而在这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樊城其实根本不适合进攻，因为洪水淹没了半截城墙，但离城顶还有“数板”的距离；后来水稍退，但地面肯定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十分泥泞。古代主要的攻城器械，云梯，井栏，冲车等等都必须在天气好地面干燥的情形下才能施展。因此在关羽能集中力量攻城的那段日子全部用不上。
所以史书才会记载关羽率战船攻城。我们不知道“数板”是多少，权当三至五米。那么城墙上的曹军相对于战船上的关羽军依然是居高临下，其防御性和稳定性都远非战船可比。关羽最多只能在战船上和曹军弓矢对射，这样依然会处于下风。正是看到樊城暂时攻不下，关羽才会分兵取襄樊的外围据点，例如偃城等，目的之一应为阻截徐晃的援军。
另外，樊城虽小，但却是军事要塞，城墙自然高厚结实。防守小城需要的部队也少，这些都对防守方有利。曹仁兵虽然只有“数千”，但只要组织得当，正常情况下（即没有洪水等意外）也是能守个半月到一月的（可以参考上文的司马懿攻上庸之战，司马懿/孟达兵力之比应和关羽/曹仁接近）。
因此除非洪水直接冲垮了城墙，否则樊城当时的形势是非常有利于守而不利于攻的。毁灭于禁、庞德军的洪水却同时帮助曹魏守住了樊城，这大概就是“祸兮福所伏”的最好注脚。关羽没有攻下樊城，非战之过，不能说明他的指挥水平和荆州军战斗力如何。

(5) 古代怎样围城？
这是一个有趣的相关问题。关羽的兵力并不很多，大半又都去攻樊城和外围据点了，怎么还能围得住襄阳呢？
其实，古代的围城并不是真的派军队把城池团团围住，那样非常笨，而且再多的兵力也不够。只要封锁城池的所有出口，即城门附近的通道，并在必经之路处设置鹿角，陷阱等障碍，在其后安排部队随时监视和拦截守军可能的出击，就能达到围城的目的。
这样，守军不能从城门冲出，只能从城墙上吊下来。显然这种方式不仅效率非常低，而且非常危险。攻方只要加强监视，一般情况下可以轻易发现并及时射杀之。所以通常来说，守军只能趁着黑夜或大雾等天气吊下一两个人通风报信，大部队运作是不行的。
所以只要守方兵力足够，一般要分出一部分到城外驻扎，形成所谓“犄角”之势，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出路的畅通（其他目的可能是为了快速反应和增加攻击方向等）。
(6) 关羽如果选择主攻襄阳是否更好？
表面看来，关羽如果选择主攻襄阳，可能也有一些有利条件。例如，襄阳城大，但魏军主将在樊城，襄阳的守军很可能不比樊城多，以同样数量的军队守更大的城池显然难度更高。襄阳在汉水南，关羽可用水军隔绝北岸魏军的增援，或调动北岸魏军寻机击破之。襄阳守将吕常，无甚名气和作为的记载，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将领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但是有关资料太少，不足以令人信服地比较这两种选择的优劣。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关羽俘于禁、庞德的部下后，必然对他们进行过大量审讯，因而对襄、樊两城的布防情况应有较透彻的掌握。关羽继续选择樊城作为主攻方向自然是有他的根据的。或许襄阳的城墙更高更结实是重要的原因。关羽认为只要攻下樊城，襄阳的魏军就会逃跑或投降。

(7) 关羽再调荆州兵的原因
吴方的记载是，关羽为陆逊言辞谦卑的书信所欺骗，认为荆州暂时没有危险而放心调兵。有评论指出，这也是吴方对自己计谋效果的夸大其词。关羽对陆逊个人或有轻视，但对整个东吴军事力量的估计，及其袭取荆州的可能性的估计，并不会因陆逊个人而降低。而取不取，怎样取荆州，显然不是陆逊个人能决定的。当时关羽所能得到的情报就是，东吴和曹魏仍有大部队在淮南战场对峙和战斗，而吕蒙的确称病离开了荆州前线。当然关羽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确切知道这两桩都是烟幕弹。如果说关羽被骗的话，应主要是被这两个烟幕弹所骗，而非陆逊的书信。而且，陆逊的书信是在关羽出发或到达襄樊后不久的事，这时期关羽还一直希望上庸方向的增援，而非从荆州再调兵。
关羽再调荆州兵应是在确认上庸增援无望和徐晃的压力逐渐加大之后，时间上应不早于九月下旬。其时关羽军已连续作战两个月，虽然形势看似不错，也未曾大败，但本身积累的战死和伤病等减员也不会少了，即使只是补充军力也需要调兵。关羽这一步的确是险着，但也不能说一定是错的。因为连曹操也曾想迁都，可见襄樊当时的确有可取之势，而襄樊对蜀汉和关羽的价值更大于江陵。并且，其一，关羽认为荆州剩下的兵力仍足以固守十天半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够他率领大军赶回来了（当然前提是留守将领不怯战，这一点他忽略了）；其二，关羽为防不测，采取了一项补救措施，就是直接向益州求援，让刘备调兵充实荆州防务。关于第二点，史无明载，但后文的分析中将看到，益州方面的确陆续派出了不少兵马，而这些兵马不太可能是在得知荆州失守后才出动的。
由于前线吃紧，关羽没有等到益州方面的第一批援军就将部队调走了。在他原本的预期内，益州援军是可以及时赶到，填补荆州的空白的。还是那句话，关羽只是在各种可能的决策中选择了风险较大但收益也较大的一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恰好在同一时期，刘备跑到汉中去了，而关羽要求调动的部队不会只是几百人，而是至少几千，很可能上万人。这种数量的部队调动没有刘备批准是肯定不行的。于是，益州方向的增援被耽误了十天半月的时间，而就是在这十天半月中，江陵、宫安，几乎整个刘属荆州都失守了。
关于这些问题的证据和分析，为了行文方便和论述清晰，也是留到下一章再说。
(8) 糜芳、士仁是否一早暗降东吴？
这一点也是东吴方面对自己的攻心战效果的夸大。糜芳、士仁都是刘备老部下，蜀汉高级将领，虽然他们和关羽不睦，但东吴未必能很容易确认其对刘备也不忠；即使有所不忠，是否敢于背叛？如果不能确认他们对刘备不忠和反叛的可能性，把话说得太明白，无疑就是泄露了偷袭的情报，很可能导致整个计划失败，这是东吴所不敢为的。因此旁敲侧击的试探会有，直接的预早的收买可能性不大，史书记载江陵、宫安的失陷过程也不支持这种收买存在。
东吴劝降糜芳、士仁的手段主要就是“威逼”+“利诱”。即以绝对优势的大军兵临城下，威胁若不降必满门抄斩，同时许诺降则高官厚禄。而糜芳、士仁等之所以轻易投降，除了客观上的兵力不足和主观上的贪生怕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家眷都在城内。刘备进益州后，对于荆州留守高级将领非常优容，没有让他们把家眷迁往益州，所以江陵陷落后关羽的家眷也被俘了。或许刘备以为这是彰显自己的“仁义”，但客观上，也失去了控制部下的一个有效手段。
至于关羽是否应该斥责糜芳、士仁等？这就更简单了，当然应该，因为他们的确有过错。在大战进行的紧张时刻拖后腿，连斥责一下都没有，还怎么严明军法？这仗还怎么打？而且关羽也只是说“还将治之”，没有明确说怎么“治”，应该是很克制的了。关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错误。

下面再探讨几个问题：
(1) 徐晃与关羽之战
有人认为徐晃部多新兵，关羽军仍不能敌，因此证明荆州兵的战斗力实在不行。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在凭体力格斗为主的冷兵器时代，“新兵”如果仅指年纪较轻的话，显然比所谓“老兵”更好用。新兵的主要不足是缺乏作战经验。但这一点对于普通士兵来说不会构成大问题，因为作战经验的要求主要针对校尉、百夫长之类的中下级军官，而这一类人曹魏是不会缺的。因此徐晃军很可能的组成是有经验的中下级军官+体力充沛的青年士兵，这种配置其实是相当理想的。
反观关羽军，其合格的中下级军官很可能不如曹魏。首先蜀汉打的仗就没有曹魏多；其次，如前文，荆州留守部队有近十年时间没有打过大仗，这对于发掘和培养中下级军事人才显然是不利的；最后，关羽部已连续作战两个多月，而徐晃军在此之前一直以逸待劳。
即便如此，徐晃第一次和关羽交战也没有太大的战果。需要将书信射入樊城，说明此时樊城仍被关羽围困，徐晃和曹仁并不能直接会合。徐晃大概是派了一支突击队和敢死队，趁夜冲到城下的。当然，徐晃第二次战关羽，应是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不过此时徐晃也得到了大量（十二营）增援。
(2) 关羽接到曹军射来的孙权书信后，是否应该立即撤回江陵？
很多人认为关羽在得知后方可能有危险后没有立即撤退是一个致命错误。其实，这又是一次收益/风险的选择，关羽只是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收益较大而风险也较大的方案。
首先在关羽看来，孙权的信可能是曹操伪造的。所谓兵不厌诈，即使曹操向无奸雄之名，伪造书信扰乱关羽的判断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这样更说明曹军后继无力，襄樊可取。
其次，即使真有其事，曹操也不可能给关羽足够的时间撤退。关羽接信后如何反应，江陵、宫安的蜀汉军能坚持多久都是曹操无法确定的。唯一能确定的是，如果关羽立即撤退，退回江陵需要多少时间。曹操最希望见到的不是关羽成功撤回江陵，或者东吴成功偷袭江陵，而是两家火拼，两败俱伤。如果关羽退回江陵时，江陵正好将陷未陷，或者只陷落一部分，那才是最理想的结果。因此，曹军给关羽射去孙权的书信，很可能是在东吴偷袭荆州的同时，最多只提早一两日。由于荆州丢得太快，关羽撤不撤，结果都是一样的。
最后，关羽认为江陵、宫安留守部队仍有近万人，东吴即使偷袭，也能支持最少十天半月的时间，足够自己的大军撤回。常理而论，这样判断没有错。古代攻城是一件很艰苦的事，只要江陵、**的守将能有曹仁、孟达一半的战斗精神，荆州就不会那么快丢掉，历史记载的将是关羽回师与吕蒙大战的情形，战争的最后胜负仍未可知。甚至关羽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期望东吴真来偷袭，这样也好彻底撕破脸皮，教训一下江东的“鼠辈”。

(3) 吕蒙的“白衣渡江”是怎么回事？
按演义的描述，吕蒙派了许多精壮士兵假扮商人，穿着白衣。在夜黑时先袭击关羽在长江边设的烽火台，俘其兵，然后让这些降兵去赚开城门。小说写得很生动，但真实的情况很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关羽北伐后，尤其再调荆州兵后，荆州必然加强防范和巡查。忽然多了这么多穿白衣的东吴商人，显然会引起守军的怀疑。同时，太多的船藏着大量武器，也是很容易被搜到的。
因此“白衣渡江”的，很可能只是一些间谍和先遣队，数量上不会太多，也不可能在船上藏着大量武器。这些间谍和先遣队的确起了破坏哨所，散布谣言和为大军带路等重要作用，但不是小说里所写的那样。东吴迅速取得荆州的关键在于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守将的怯战投降。
(4) 关羽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是什么？
得知江陵陷落后，关羽没有果断撤往尚在蜀汉手上的宜都，而是企图回师收复江陵，这才是关羽在襄樊战役中，也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
关羽虽为徐晃击败，但主力尚在，估计仍有不下二万五千人的可作战部队，否则也不会企图收复江陵了。但关羽的部队长期作战无果，后方失守，不仅非常疲惫，更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再要求他们去做收复江陵这样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切实际的。此时关羽的部队只能执行最简单的任务，就是退守到某一设防坚固的据点，休整恢复，再图其他。
宜都是荆州的西大门，三峡航道东段出口处的江北，张飞入川前曾任宜都太守，可见城池不小，其时仍在蜀汉手上。关羽大军如果立即撤退到宜都是完全可行的。这样不仅保住了关羽的主力，而且保住了宜都这个重要的战略出口。将来如果蜀汉要收复荆州，也可以宜都为前进基地，而不需要再象刘备后来那样一路苦战了。可以说，关羽这个错误不仅直接导致了自己的败亡，也间接导致了蜀汉后来的夷陵大败。不过关羽犯的这个错误也并非“大意”所致，而是“刚而自矜”的性格使然。
至于关羽的部队所以溃散，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丧失胜利信心，与及可能的另一原因是缺粮（大军作战粮食主要靠后方不断供给，前线通常不可能也不适宜储备太多的粮食，关羽在襄樊时就是如此，江陵陷落后军粮自然不继）。所谓吕蒙利用信使动摇关羽军心之说，应该也是吴方刻意夸大。荆州与江东的对立自刘表时期就已开始，且以关羽的性格和对东吴的一贯看法，自然会长年累月给士兵灌输“吴人狡诈阴险”之类的观念。东吴背后插刀，违反道义也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士兵们不会那么容易就轻信了吴人的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