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译文】
我朝既然秉承天命，作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蒙受我朝抚育爱护的百姓，怎能用中原和边远地区来区分和歧视呢！而中外臣子和百姓，既然共同尊奉我大清朝为君主，那么就应诚心拥护并为我朝效力，以尽臣子和百姓的责任，尤其不应当以中原内地和边远民族的区分而产生异心。用这来揣测天道，验证人情，即使在海角天涯日出之乡，普天下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我朝是大一统的国家。凡是我朝的子民和臣下，是没有敢于越规的想法的。
可是逆贼吕留良，是个凶恶狂悖的人，好乱乐祸，扰**理纲常，私自著述书籍，狂悖地胡d自宋恭帝德年以后，天地有了大变，是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而到今天又重复出现”。而他的徒弟严鸿逵等，又互相附和，猖狂到极点。余波又影响到曾静，受希奇古怪的言论煽动，恣意地诋毁诽谤，胡说什么“八十多年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诗经》里说过：“痛击北狄和西戎，严征荆楚使知痛”，是因为他们僭称王号，不懂得尊重周朝天子而丧失了君臣大义，所以数说他们的罪行并加以征伐，并不是称他们为戎狄，就是把他们划为外国。
如果把戎狄解释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而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如把西戎当成外国，那么孔子在删定《诗经》时，就不应当把《秦风》列在周朝国风的后边了。至于过去把中国分为华夷的说法，是产生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分裂为很多小国，彼此之间地域都很小而道德威望也差不多，谁也压不倒谁而有能力统一中国，所以北方的人便攻击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便指责北方人为索虏。在那时候的人，不懂得去修整道德实行仁义，而只知道从口舌上去互相讥讽，已成为一种十分卑鄙和十分浅陋的错误思想。而逆贼一伙，在今天中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家共处的时候，而去荒谬地划分中外，错误地制造矛盾怨恨，这岂不是违背天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禽兽吗？现在且用天地间的气数来说，明代是嘉靖朝以后，君臣们丧失道德，盗贼四起，百姓们受到苦难，国家疆域也得不到巩固。在当时的天地，气运难道能不说是闭塞不畅吗！本朝统一中国以来，扫除了国内寇乱，全中国得到安宁，政治教化兴旺发达，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这怎么能说成是天昏地暗呢？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译文】
我朝既然秉承天命，作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蒙受我朝抚育爱护的百姓，怎能用中原和边远地区来区分和歧视呢！而中外臣子和百姓，既然共同尊奉我大清朝为君主，那么就应诚心拥护并为我朝效力，以尽臣子和百姓的责任，尤其不应当以中原内地和边远民族的区分而产生异心。用这来揣测天道，验证人情，即使在海角天涯日出之乡，普天下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我朝是大一统的国家。凡是我朝的子民和臣下，是没有敢于越规的想法的。
可是逆贼吕留良，是个凶恶狂悖的人，好乱乐祸，扰**理纲常，私自著述书籍，狂悖地胡d自宋恭帝德年以后，天地有了大变，是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而到今天又重复出现”。而他的徒弟严鸿逵等，又互相附和，猖狂到极点。余波又影响到曾静，受希奇古怪的言论煽动，恣意地诋毁诽谤，胡说什么“八十多年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诗经》里说过：“痛击北狄和西戎，严征荆楚使知痛”，是因为他们僭称王号，不懂得尊重周朝天子而丧失了君臣大义，所以数说他们的罪行并加以征伐，并不是称他们为戎狄，就是把他们划为外国。
如果把戎狄解释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而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如把西戎当成外国，那么孔子在删定《诗经》时，就不应当把《秦风》列在周朝国风的后边了。至于过去把中国分为华夷的说法，是产生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分裂为很多小国，彼此之间地域都很小而道德威望也差不多，谁也压不倒谁而有能力统一中国，所以北方的人便攻击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便指责北方人为索虏。在那时候的人，不懂得去修整道德实行仁义，而只知道从口舌上去互相讥讽，已成为一种十分卑鄙和十分浅陋的错误思想。而逆贼一伙，在今天中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家共处的时候，而去荒谬地划分中外，错误地制造矛盾怨恨，这岂不是违背天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禽兽吗？现在且用天地间的气数来说，明代是嘉靖朝以后，君臣们丧失道德，盗贼四起，百姓们受到苦难，国家疆域也得不到巩固。在当时的天地，气运难道能不说是闭塞不畅吗！本朝统一中国以来，扫除了国内寇乱，全中国得到安宁，政治教化兴旺发达，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这怎么能说成是天昏地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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