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然主义民族概念在格林(Jacob Grimm) 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众所周知,格林在中国因童话故事而家喻户晓,其实,他更是一位杰出的语文学家和法学家。在这次“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上,他直接引导了德国精神科学的自我理解的形成。在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时候,他有意识地把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界限的厘定引向了对精神科学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诗歌、法律和历史当中的人性内容,比动物、植物和化学元素离我们的心灵要近得多”⑧。由此,格林进一步指出,精神科学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对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作深入的探讨,而在于为民族精神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就是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换言之,一个民族就是一个语言共同体。民族精神的创造性集中体现在这个民族的语言当中。这样,精神科学在与自然科学划界过程中,就与民族认同纠缠到了一起。
    但哈贝马斯认为,以格林为代表的精神科学家把民族还原为语言共同体,实际上暴露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而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想在空间和时间上明确划定一个民族的范围。这种主张一方面反映出了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乃至德国民众在民族认同上的焦虑,但另一方面也暗合了德国的民族主义的文化传统。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时候,这种主张是有其建构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当忽视其负面作用,这就是建立在自然主义民族概念基础上的排他性的政治认同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反犹主义、纳粹统治等。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自然主义民族概念的负面后果呢? 哈贝马斯主张建立一种“抽象的团结”⑨ ,以便推动民族认同由作为民族精神的民族向作为国家公民以及世界公民的民族的转化。或者说,推动民族认同由民族格局向后民族格局转变。为此,他呼吁必须形成一个涉及到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公共领域和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以便各个不同的民族能够形成一种集体的认同意识。可见,哈贝马斯是想扬弃掉精神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便再一次把精神科学与民族认同和作为跨民族认同的后民族认同牢固地联系起来。
    我们再回到文艺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之后,德国文艺学乃至整个德国语文学的致命错误在于彻底放弃了其社会关怀,人为地把自己限定为一项研究使命,从而把自己导向了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具体表现为以文艺学为核心的语文学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当中迅速地完成了其制度化过程,拼命地强调其科学使命,极力地回避社会担当:

    它(语文学——引注) 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方向,而没有充分发扬其与就业和培训系统、阅读公共领域以及政治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职业准备、一般培训以及公共的自我沟通等诸多功能,在日尔曼语言文学那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履行。⑩

    换个角度说,德国文艺学乃至整个德国语文学的失误就在于放弃了对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的关注,忘记了自己在研究目的和职业准备之外,还肩负着塑造社会的神圣使命。而正是由于对自身所承担的使命缺乏自我意识和反思意识,德国文艺学乃至整个语文学才要么采取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全心全意地关注所谓“封闭的非理性主义文学”,要么完全沦为政治话语的附庸而失去了其学术意义。为此,哈贝马斯呼吁人们要充分认识到由洛文塔尔(Leo Lj wenthal) 、阿道尔诺(Theodor W. Adorno) 开创并在斯冲迪( Peter　Szondi) 那里得到大力发扬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研究路径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把审美结构的内在性和社会实践的外在性结合了起来。

    三

    通过对文艺学在西方精神科学语境中发展历史的重建,我们发现,文艺学还是大有可为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恢复起文艺学的历史关联和现实关联,让文艺学在后民族结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哈贝马斯在阐述文艺学的社会功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动声色地告诉了我们重建文艺学的思路,即以批判的文学社会学作为取向。


    对于文学社会学,我们并不陌生,但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是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由于缺乏规范的批判性而需要加以淘汰11 。换句话说,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和经验的文学社会学虽然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但后者强调的是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机械关系,因而成为了庸俗的文学社会学,而前者则要把文学领域作为社会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明确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重视社会语境对于文学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更强调文学自身的固有规律,这就是文学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批判功能12。换言之,强调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就是要阐明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绝不允许文学与社会之间存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决定关系。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那就是:在对法兰克福学派所主张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加以再批判的基础上,把它和中国语境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加以反思和重建。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要把批判的维度引入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当中。我们都很清楚,当代中国文艺学所面临的危机是由社会(包括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 和政治(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的急剧转型造成的,因此,当代中国文艺学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更好地揭示国内社会和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的转型。或者说,如何更好地明确和发挥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形态批判功能。
    要想明确文学的批判功能,首先还得搞清楚批判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文学批判和我们一般所说的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究竟有什么不同。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作为批判理论的奠基人,霍克海默在就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际曾对“批判”有过专题论述13,后来又在不同的地方作过进一步的阐明。在霍克海默看来,和经济批判、政治批判不同,哲学批判并不是要对这样或那样的东西进行谴责,或对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提出抱怨,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否定和驳斥;相反,哲学批判是一种知性的和实践的努力,它反对不加反思而纯粹习惯地接受主流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

    哲学批判作为一种努力,就是要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取得和谐,让社会生活与时代的一般观念和目标取得一致,把现象和本质区分开来,对事物的基础加以研究,一句话,真正对事物有所认识。14

    霍克海默虽然是从哲学的角度对“批判”范畴进行阐述,但由于哲学和文学等在批判理论那里被归入同一个领域,即相对于政治和经济的文化领域,因此,霍克海默对于哲学批判功能的论述显然也适用于文学。
    明确了“批判”范畴的内涵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批判”的途径是什么?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批判的途径就在于建立一个“文学公共领域”15 。而所谓“文学公共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在市民公共领域中占据中介地位,不仅是市民公共领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市民公共领域的一个催发因素和表现因素,还为市民公共领域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机制(咖啡馆、沙龙和文学团体) 16 。而“文学公共领域”发挥批判功能,其根本目的还在于培养和训练公众,使个体通过阅读和讨论进入文化共同体。换言之,使个体在完成社会化的同时成为国家的公民,也就是成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主人。
    我们不能不提醒人们对眼下文艺学学科当中的诸多观念和诸多做法抱以谨慎的态度。比如,风行一时的文艺学学科建设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原因很简单,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根本动机是要把文艺学树立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并且让文艺学的研究规范起来。上文指出过,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学科观念,在西方已经受到深入的批判,而今在汉语世界却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暴露出了文艺学学者对于自身所承担的社会使命缺乏应有的认知,他们在现实面前不是采取退缩的策略,就是采取迁就的方法,从而把文艺学的学科使命由“教化”降低为“培训”。
    因此,当代中国文艺学的首要使命或许就在于重新焕发起教化的冲动,促使“文学公共领域”在中国快速形成并长足发展,为个体在社会和国家两个层面上实现一体化提供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寻求民族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奠定牢靠的基础。把文艺学与中国的民族认同结合起来,或许还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不同学科内部和文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一句话,中国的文艺学需要一种跨学科的关联和广阔的社会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