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 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并且成为其中的一个小小部落。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 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 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个意义上, 个人主义,自我, 启蒙, 国家与革命, 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大众, 人民性, 阶级, 主体, 民族文化——诸如此类与现代性话语有关的概念术语涌入文学理论, 相继成为论述文学的关键词。为了容纳这些概念术语, 有效地与西方对话, 文学理论不得不改变了传统的表述形式, 加大分析、思辨和抽象推导的分量。理论体系逐渐成为常规形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这是文学理论进入现代性话语的标志。也就是在这个时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迅速地衰竭了。
    通常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现今的不少理论家倾向于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存在一个潜在体系, 其中包括了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以及文学的基本解释。尽管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这个体系相当危险, 但是, 人们还是可以将“诗言志”视为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命题。这个开创性的命题提出之后, “志”逐渐演变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从献诗陈志, 赋诗言志到“思无邪”、“温柔敦厚”、“发乎情, 止乎礼义”, 儒家经典的很大一部分即是对于“志”的规范。《毛诗序》云: “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这与唐宋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遥相呼应。当然,“诗缘情”也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沧浪诗话》断言: “诗者, 吟咏情性也。”这似乎带有更多浪漫主义式的内心抒发。由于庄禅思想的影响, 不少诗人的内心体验玄妙难言, 品味精微。意境、滋味、炼字炼句均是这个命题的派生物。然而, 在许多正统的理论家看来, 如果“诗缘情”不是归属于“诗言志”, 那么, 各种佳辞妙句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文章不是游荡于青楼的落魄文人搬弄是非的游戏,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诗缘情”无法企及这个伟业。因此, “诗言志”或者“文以载道”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正宗, 并且与宇宙、自然、社会、历史的解释相互阐发。
    现代性话语的迅猛冲击导致儒家经典的溃决。现代社会如同一个庞然大物生硬地塞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志”或者“道”所依存的理论系统突然丧失了阐释能力。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崛起之后, 新的宇宙观、社会观赫然登场。儒家经典无法继续对现实的重大问题发言,也无法给文学定位。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衰落的主要原因。洋枪洋炮面前, 平平仄仄的工稳对仗又有什么用? 蒸汽机、铁道和远洋轮船正在架设一个新的空间, “文以气为主”或者“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又证明了什么? 大机器生产驱走了诸如枯藤、落叶、斜峰夕阳、孤舟野渡这些农业文明的意象, 空灵悠远的小令和一唱三叹的古风嵌不进钢铁世界。文学还能做些什么? 新文学在崛起吗? 文学理论不能不感到惶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诗学、词学、文章学为主体, 这些知识处理不了现代性话语之中隐含的一系列复杂内涵。
    理论的无能甚至引起了更为严厉的质疑: 文学理论是否有必要存在? 战乱频仍, 危机四伏, 国恨家愁, 广袤的大地甚至已经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然而, 一些人还在那里研究吟风弄月、模山范水的文字, 这究竟有什么用⑧ ? 释除这种质疑的唯一办法是, 重新证明文学理论具有不可代替的分量。换言之, 文学理论的意义是重新发现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更为具体地说, 发现文学对于大众觉悟所具有的意义。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是在这个时刻应声而出。梁启超指出,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他描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撼动人们意志的力量, 得出了“可爱哉小说! 可畏哉小说”的结论。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⑨。这不仅是孔子“兴、观、群、怨”之说的复活, 同时, 这是文学理论的历史性新生。梁启超证明, 文学提供的悲欢不是一己之情,文学产生的美感可以成为强大的社会动员。文学是一柄双刃剑, 可能是封闭社会的保守意识形态, 也可能是改革社会的利器。因此, 文学理论的使命即是, 把文学改造成现代社会的呐喊者。梁启超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这同时表明了文学理论向叙事文类的转移。


    梁启超推崇小说, 无疑是以西方文学的社会声望为蓝本。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告诉人们:“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 其魁儒硕学, 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 及胸中所怀, 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⑩。当时,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论证方式。无庸置疑, 西方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成功范例。西方中心主义是地缘政治运作的产物, 西方的引路人形象本身就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前提。酒井直树清晰地揭示了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组织装置”: “从历史的角度看, ‘现代性’基本上是与它的历史先行者对立而言的;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它与非现代, 或者更具体地说, 与非西方相对照”。“它排除了前现代西方与现代的非西方的同时共存之可能性”11 。这种排除的后果是压抑各个民族的独立精神创造, 从而将西方价值观念确立为各民族普遍遵从的标准——当然包括文学理论。然而, 至少在当时, 以维新为使命的理论家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可以从《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之中看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许多著名论文均毫无芥蒂地追随西方。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形成共识: 追随西方即是民族自强的当务之急。西方的意义甚至无须论证。在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蔡元培、钱玄同等人那里, 这已经成为论述之中自然而然的修辞。
    当然, 并非没有人为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而担忧。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学衡派”到“新儒家”、“寻根文学”, 顽强地维护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始终是一脉不绝的声音。然而, 现代性话语的声势如此强大, 以至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同样惧怕被现代性所抛弃。他们的发言常常流露出矛盾的心情, 他们不得不把传统文化的挚爱压缩为一个曲折的主题: 这些传统文化是现代性的可贵资源, 可以巧妙地“转换”为有用的素材。儒家文化对于亚洲经济的贡献是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著名例证。可是,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中指出的那样: “区分古代和现代似乎总隐含论辩意味, 或者是一种冲突原则”; 现代性话语的“最深层使命”是“追随其与生俱来的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12。现代性话语强调的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非连续性。因此, 更多的时候,现代性话语制造的典型姿态常常占了上风: 抛弃传统的辎重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现代生活——这种“现代生活”通常已经暗中得到西方文化的示范。的确, 萨义德曾经对这种“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表示了愤怒: “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13然而, 必须看到的是, 这种“西方意识”已经不再依赖刺刀的强制推行, 甚至不再是一种诱骗的圈套, 而是“东方”业已自愿接收和承认的现代性想象。这时, 萨义德对于西方的愤怒有些焦点模糊——因为这才是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基础的真正原因。

    三

    用“断裂”形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向并非夸大其辞。无论是知识的形态还是概念、范畴、命题,《毛诗序》、《文赋》、《文心雕龙》、《艺概》以及一系列诗话、词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今的各种“文学概论”存在很大的距离。至少可以说, 中国文学理论的突变程度并不亚于现代诗或者现代小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半重妙悟而轻思辩。直观体察, 印象评点, 有感辄录, 三言两语,吉光片羽, 一得之见, 不屑长篇大论, 不可与不知者道也; 相反, 现今的“文学概论”架构复杂, 体系俨然, 众多命题背后隐藏了严密的逻辑之链。如此巨大的跨度为什么可能在短时期之内迅速完成?
    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时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猛烈颠覆。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与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无疑是一个激烈的开端。然而, 从揭竿而起的叛逆呼啸到新的理论模式确立, 新锐的勇气只能支持一时, 强大的知识后援才是稳固的理论基础。这个意义上, 现代性话语始终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突变赖以完成的背景。


    如果说, 一套专业的概念术语是一个学科的重要标志, 那么, 文学理论的一大批概念术语迅速转换显示了现代转向的激烈程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系统拥有悠久的历史积累: 温柔敦厚, 思无邪, 意象, 兴象, 文与质, 志, 道, 气, 赋, 比,兴, 风骨, 韵味, 滋味, 象外之象, 境, 趣, 格调, 性灵, 天籁, 形与神, 巧与拙, 虚与实, 情与景, 自然天成, 古与今, 美刺, 兴寄,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如此等等。这些概念组成了先秦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繁衍的生态。令人惊奇的是, 大约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一套概念大面积地消失了。另一批文学理论概念全面地取而代之。时代, 国民性, 道德, 意识形态, 文学批评, 思想, 风格, 古典主义,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个性, 内容, 形式, 题材, 主题, 游戏说, 劳动说, 大众, 人民性, 党性,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美学, 典型, 个性与共性, 个别与一般, 偶然与必然, 作品, 现实, 文本, 叙事, 抒情, 民族性, 人道主义, 人性, 美感, 真实性, 虚构, 想象, 结构, 无意识……尽管其中的某些概念存在了互译的可能, 但是, 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两套概念分别拥有各自的理论根系。自然的磨损或者少数理论家的思想探索无法解释如此大面积的转换——这一切毋宁说暗示了知识范式的转换。按照托马斯一库恩的著名观点, 特定的科学共同体通常接受某一个范式的统辖。范式“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4。可以看出, 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是完成现代性话语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同杜书瀛在《中国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序论》之中所说的那样:

    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 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古典文论中大力宣扬“文以载道”, 大谈“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关系等等时, 它从哲学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到命题、范畴、概念、术语⋯⋯, 以及它所使用的一整套语码, 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范畴, 是“古典”思想的一个组成因子。但是, 到了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 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 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了, 它们逐渐变成了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 再后来的朱光潜、周扬、蔡仪、胡风等等, 虽然理论倾向可能不同, 但都是“现代”的了, 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 是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15。

    第二套概念术语绝大部分源于翻译, 这显然源于“西方”在现代性话语之中的优先地位。不仅如此,“西方”甚至提供了知识形态的楷模, 例如理论“体系”问题。尽管精通西方文化的钱钟书公然表示不屑所谓的“体系”16, 但是, 迄今许多人依然把“体系”的庞大与完备视为西方理论家的特殊能耐。诚如钱钟书所言, 过时的“体系”远不如精采的思想片断; 然而, “体系”依然是现今理论的内在诉求。其实, 与其追溯西方理论家擅长组织“体系”的传统, 不如考察现代性话语如何维护和支持这种传统。现代性话语包含了一套社会、历史的解释; 文学理论被纳入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整体, 并且与各个学科互动。因此, 文学的阐释时常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或者伦理道德联系起来, 相互衡量各自的位置。这即是“文学概论”不得不形成体系的重要原因。相当长的时间里, 人们并没有将“体系”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予以抵制; 很大意义上, 现代性话语的威信压抑了民族自尊的主题。
    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大学制度的肯定——大学显然是现代性话语的另一个产物。1902 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立“文学科”, 分为七门: 经学, 史学, 理学, 诸子学, 掌故学, 词章学, 外国语言文字学——文学知识仍为传统的“词章之学”; 1903 年, 修正之后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重新公布, “文学科”包含了九门。“文学研究法”从属于“中国文学门科目”。根据科目略解,“文学研究法”内容庞杂。尽管其中包括文学与地理、世界考古、外交等关系, 但是, 音韵、训诂、词章、修辞、文体、文法等课程显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仍然充任主角17　。到了20 世纪20 年代初, 北京大学正式开设“文学概论”。大约相近的时间, 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相同的课程, 并直接采用温采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为教材18。20 年代之后, 各种版本的“文学概论”纷至沓来, 大约有四五十种之多。这些“文学概论”多半充任教科书使用, 它们的基本体例至今沿用。这意味着文学理论开始以一个学科的面目出现, 并且逐步建立规训(discipline) 制度。一套评价、审核、奖惩的体系日益严密。这时, “世尊拈花, 迦叶微笑”式的教学已经不合时宜。零散的感悟或者转瞬即逝的妙想与考试、分数、学位论文格格不入。现代大学制订了一套程序规范知识的生产、传播、交流。实证、实验、归纳或者演绎乃是一些不可或缺的环节。无法纳入这一套程序的知识将会遭受质疑乃至抵制, 并且可能被贬为前科学的种种未经证实的传闻。“科学”是现代性话语的一个核心概念, 科学的论证方式以及知识生产机制正在享有愈来愈高的威望, 文学研究几乎是最后一个就范的领域。

    如果说, 亨廷顿的文化挑衅是一个短暂的突发事件, 那么,“全球化”的概念无疑是一个正式的理论表述。由于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覆盖了全球,一个地域性的局部事变可以及时地放射到全球——尽管“全球化”的内涵并不复杂, 但是, 许多理论家都在深谋远虑地盘算全球化的多重后果。显然,全球化概念与现代性话语的遭遇必将形成一个理论漩涡。按照约翰•汤姆林森所赞同的观点, 全球化即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现代性话语之中的西方文化霸权会不会因为全球化而得到进一步的放大? 汤姆林森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全球现代性的到位”与西方某些民族国家的文化主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甚至不惮于提倡某种“宽厚的普遍主义”:“我这里所说的‘宽厚的普遍主义’, 是指这样一种意识: 可能存在着某种同感的( consensual) 价值观, 它是在这个公共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29。
    这并非无稽之谈。这代表了一批西方理论家考察这个历史事变的基调: 善意和乐观是他们进入全球化和现代性话语的常见表情。这显然与他们置身的强势文化密切相关。他们体验不到“后发”现代性国家深入骨髓的危机感和莫名焦虑。全球化并不是对所有的民族国家普降甘霖。一些弱小的民族国家必须以后来者的身份竭力开拓出自己的可怜位置。这些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于种种“普遍主义”的名义充满戒意, 而且往往首选抵抗的策略。从普遍性之中提取特殊性的独异, 或者, 在特殊性之中发现普遍性的因素, 这永远是同一个问题的两
    面。至少在目前, 弱小的民族国家更为重视问题的第一个面。许多时候, “普遍主义”的口号相当诱人; 抽象的意义上, 这些口号时常闪烁出理想的光芒。可是, 追溯它们的历史形成以及具体内容, 这些口号往往以强势文化为主体, 并且不知不觉地吞噬种种异质文化, 或者贬之为愚昧的低级文明。
    文学理论时常复制这个模式。某种意义上, 文学理论的阐释最终涉及到一个民族想象领导权的控制; 因此, 西方文学理论的统治令人反感。耐人寻味的是, 中国的文学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拒绝普遍主义的诱惑。许多人援引钱钟书《谈艺录•序》的一句话拥戴普遍主义的文学研究视野: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30, 不少理论家期待出现一部理想的文学理论读本, 这里全面汇聚了各个民族文学理论的精华。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将会贡献出一些原创性的范畴和命题, 从而在这一幅巨大的理论拼图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最容易想象的普遍主义图案。然而, 这种文化大同迄今没有出现。相反, 人们更多地察觉民族差异导致的文化不平等。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发出声音。强大的民族利用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手段有效地操纵学术资源、出版机构、教学体制、传媒、翻译, 引荐、褒扬和扩展自己的理论, 并且有意无意地挤垮或者封杀竞争者。更为深刻的是, 西方的文学理论甚至设定了不可逾越的思想囚牢, 生硬地拘禁了弱小民族的理论活力。西方文学理论的隐蔽主宰暗示了普遍主义隐藏的危险。
    反抗西方文学理论的隐蔽主宰意味了反抗西方的文化霸权。这种反抗似曾相识, 只不过反抗的主题已经从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经济压迫和军事压迫改变为文化符号的压迫。这个意义上, 民族文化认同替代了阶级认同。
    重新纳入民族国家的表述时, 文学理论不得不卷入民族主义和现代性话语派生的多重关系, 成为后殖民文化的一个复杂案例。清理这些关系的时候, 我想提到如下几个重要的原则——

    六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 文学理论企图加入谈论现代性的对话。换言之, 种种争辩或者论证必须在现代性话语的平台上展开。现代性是困难所在, 也是意义所在。倡导“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时, 林毓生赞同选择性地改造31 。显然, 这是以现代性为依据的选择; 另一方面, 种种源于西方文化的观念也将接受相同的甄别。操持后殖民理论的射手没有理由一律将后者列为打击目标。某种程度上, 正如徐贲所言, 致力于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后殖民理论即是这种现代观念的受惠者———公民社会的平等观念已经到了允许讨论少数族裔的文化和权益问题的水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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