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石师的教泽，并直接感受先生渊博的学识与认真敬业的精神，还是在几年以后听他的课时。记得是在1981年春天，石师给我们历史系七七、七八两个年级的同学讲“历史地理专题”课，加之还有一些外系的学生前来旁听，使得“教二楼”二楼的大教室异常“爆满”，同学之间还要轮流提前去“占位子”。因是“文革”之后第一次重开此课，十多年前的讲稿难以适应新的教学需要，必须全面调整、修改，甚至完全重写，于是石师一边整理材料，一边编讲义，一边找人刻蜡纸，一边油印，其中有几部分因来不及找人，都是老师自己“赶急”刻印的。每到上课之前，才把一章一节的讲义和参考材料发给大家。所以直到一学期的课快结束时，全部讲义才分发完毕，最后大家各自想办法将它们装订成册。后来读研究生时听师母李涵老师说，当时为了编写、刻印那本讲义，石师总是“开通宵”，天亮后简单洗漱，吃过早餐，在座椅上“靠”一会，即拎着“大包小捆”地赶往教室上课。石师讲课条理清晰，材料娴熟，旁征博引，逻辑严密，不管是谈历史地理的理论问题，还是有关专题，都是史论结合，融会贯通，深入浅出，令人信服，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与敬佩。

 石师在课堂讲授的同时，还经常布置一些作业，并对每一份作业认真批改，加以启发引导。有一次石师发给每人几张油印的地图，要求大家标出中世纪我国西北地区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域，我想当时的分布地域并没有太明确的范围，就没有按常理用闭合的线圈标出，而是用铅笔画的平行虚线示意，石师在批改时表示赞许，在旁边加了“设计较好，较科学”的批语，并在下次课前讲评时以予鼓励．石师的这门课，使我深受启发与教益，以至二十四年前那本刻印、后用回形针装订而不甚整齐，外面用牛皮纸作封面的讲义，连同当时的听课笔记与作业，至今一直保存在我书架最顺手的地方。也正是石师的学识与人格魅力，使我作出此后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的选择。

 在学问上真正入门，还是在跟老师读研究生以后。我进师门时，已有国雄、甬坚两位师兄早我半年，捷足先登，除了公共课、基础课外，几门“专业课”都是石师在他书房里给我们三人一起讲授、讨论的。老师曾对我们说：指导研究生我没什么经验，就按当年陈寅恪先生指导我的方法来指导你们，边摸索边改进。同时教导我们：作学问首先要有扎实的基础，同时要有开阔的眼界，否则成不了大器。所以他给我们首先开的两门课一门是“历史地理理论”讨论，一门是“历史地理史料学”。在老师书房里上课，虽然地方比较狭窄，作笔记不太方便，但也有几点好处，一是资料“现存”，可以边讲，边讨论，边实习，需要什么资料就取什么，当堂解决问题，印象特别深刻；再就是中间休息时，师母常给我们送些茶水、水果或点心之类的“犒劳”，有时因某个问题“拖堂”，下课晚了，老师担心我们回去后食堂没菜吃，就要师母加两个菜，留我们在他家“蹭”一顿，若逢节日，这顿饭必吃无疑，时间一久，老师家上课那天的晚餐，几成了当天课堂的必然内容。

 我本科学考古，在实物资料和田野方面有点基础，对商周文明与楚文化有一些兴趣，而文献方面的底子薄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缺乏系统的训练。针对这一具体情况，我刚入门，石师就对我说：你学考古出身，这是你的优势，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加强，力求做到准确认识、科学运用考古材料，而不是简单下结论；同时要在历史地理与文献方面下功夫，从原始材料人手，在鉴别、理解与运用文献资料上花气力，决不要随手拣来就用，这方面我能帮你。老师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不错，一定要抓紧时间。希望你今后能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在先秦历史地理与文化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我不懂的，可以请其他老师来帮你。如果说四年前老师的那番话我只是礼貌的听听而已，四年后的这番话，我是深深领会到其中的份量与期望的，同时也感到无形的压力与责任。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学习的动力与方向。


 在石师的安排下，读硕的前两年，徐德宽老师给我补了一学期的自然地理，蔡述明老师教了一学期的历史自然地理专题，王克陵老师讲了一学期的地图学。同时，老师还安排我补修夏渌老师的古文字学，周大璞、钟福邦老师的音韵训诂学课，并特地给几位老师打招呼，要他们多给我指导。在考古方面，老师还安排萧亢达、王光镐等老师专门辅导，定期请益。三年的硕士生活虽然过得非常紧张，甚至是近乎“严酷”，但也正是这三年，使我们在学术上受到了严格、系统的训练，为以后的学习与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回想起来，可见石师的用心良苦和因材施教。

 先生做事极其认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告诫我们：做学问要先学做人。做人贵在诚信，做事务在认真，做学问定要求真，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对我们的课程作业和学位论文，他总是严格把关，一丝不苟。在几十年对古代荆楚地理的研究与探索中，石师对今本《水经注》中有关长江中游的《江水》、《沔水》诸篇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在讲“历史地理史料学”时，他通过大量史例教育我们：现存诸版本的《水经注》已非本来面目，在先已散乱残佚后，虽经历代学者加工整理及订补，至今内容紊乱费解以至有明显错误之处仍屡见不鲜，不能笼统凭信。并告诫我们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对《水经注》的有关记载要作细致剖析，力求返本探源，尽可能恢复《水经注》的本来面目。后来做课程论文时，我拟根据《水经注》卷20《丹水篇》的记载对其中下游的山川、城邑作了一番“梳理”，在收集、分析材料时，我意识到今本《丹水篇》确实有很多问题，如与卷29《均水篇》的分割，析水、黄水、均水诸水的位置，古析县、丹水县、南乡县诸城邑的关系与地望等，颇有疑点，因囿于汪士铎、杨守敬等前代大师们的成说，加之当时自己的学识浅薄，又不愿在这上面下“死”功夫，觉得没法理清这些疑难，便回避矛盾，在汪、杨等学者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考古材料，仅对古析县、丹水县的地望作了简单的分析和推论，其实根本没有找到问题的原由，更谈不上解决矛盾，只是“和”了一团稀泥而已。作业交给石师后，没过几天，老师把我叫去，拿出我的“论文”，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满是批语和补充材料。老师对我说，你没把问题弄清楚，只作了些面上的工作，关键是没有吃透材料，没有深入进去。然后老师打开《水经注·丹水篇》与《均水篇》，又翻出《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和有关《地图册》等，与我一边查阅文献，一边教我认真对照、分析，寻找问题的根源，同时教导说：作学问就要舍得花“笨”功夫，脚踏实地，决不能投机取巧，避重就轻，否则出不了成果，更谈不上创见。老师的话语虽然不重，但的确令我感到万分羞愧而无地自容。那天晚上老师在他书房里手把手的教，面对面的讲，条分缕析，返本探源，使我基本上弄清了问题的结症所在，明确了下一步收集材料的范围，探索的目标与方法(该文后经全面改写，又得到辛德勇先生的指正，在《论丛》发表)。从老师家出来已是夜深人静了，当时的心情是既有苦辣也有甘甜，既有悔恨也有收获。这是我初识石师严格、认真之“真格”，也是我学作论文、步入学术之起步，令我永志难忘。

 记得在作硕士论文时，涉及先秦古申国、楚宛县与汉晋南阳郡治宛城的地望。据《汉志》、《水经注》及《寰宇记》，古申国、楚宛县与汉晋南阳郡治并在一地，考古材料也比较明确。然唐初的《括地志》却说“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县北三十里”(《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清代地理名著《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皆依此而定古申国、楚宛县于汉晋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市)以北二三十里处，近世出版的各类历史地图集亦以此为据。我在整理材料时虽看到了此间的矛盾，然在一番“分析”之后没有弄清原由，就对传统说法作了认定，并以考古材料加以“印证”。初稿交老师后，过了些时我去面谈，老师拿出这部分稿子，指着用铅笔加在上面的材料说：你注意到没有，《括地志》在讲“故申城”在当时南阳县北三十里的同时，还有一条相关记载“南阳县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 (《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这里提到“南阳县故城”在“宛大城”的西南部，说明在唐初《括地志》成书时，南阳县已有迁动，故城为古宛城，是申国故都所在，而当时的南阳县治则在古城南三十里。《括地志》与汉晋记载并不矛盾，问题出在清人对《括地志》的理解有误，以至影响至今。其实这几条材料我都“认真”比较过，但没有看出什么道道，经老师这么一分析、点拨，使我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在深感愧疚的同时，由衷地敬佩老师敏锐的学术眼光与深邃的洞察力。问题基本明朗后，老师还提示我要结合《隋志》等弄清唐初前后南阳县的沿革变化，尽可能完满解决这一疑难．临离开时，老师开导我说：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要充分理解原始材料，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陈寅恪先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往往从常见史料中分析出使人意外而又理所当然的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