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6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总理、李选念等人的办公桌上。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柒仵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
　　1961年11月10日，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邓晓贤在会上阐明，1961年就靠这30天的工作，这30天如抓不到粮食，就呜呼哀哉。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无一点回旋余地；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


　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订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

　　特别是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会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负责食品供应的人找来开会，但每到快吃饭时就赶紧散会，不然就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只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
　　作为一次全国性会议来说，就餐问题本应是个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竟引起如此关注，足见当时粮食问题的艰难，也说明七千人大会的就餐都是与当时的粮食问题密切联系的。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作自我检讨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润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
　　广东检讨了1958年11月向中央报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斤，和由此体现的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的问题。浙江检讨了在1959年4月29日毛润东提出纠“左”的六条指示后仍在不切实际地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等错误。上海也检讨了对纠“左”没解决思想问题，仍然制定较高增产计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