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张大千到日本留学。同学中有一位叫朴锡印的朝鲜人，是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同学，英文说得非常地道，张大千甚为佩服，相比之下，觉得日本人的英语说得太蹩脚了。
一次，他对一个日本同学说：“日本人的英语真蹩脚，听听朴先生的英语说得多好。”谁料日本同学反唇相讥：“你不知道亡国奴的舌头是软的？要伺候人当然得学好话。”张大千听了非常生气，他用家里寄来的钱专门请了一个在天津长大的日本姑娘做翻译，决定从此不学日语。他发誓：今后不管身在何处，自己只说中国话。

□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期间，自己雇了一位人体模特。这位名叫雪子的日本少女，是房东的女儿。为了学习油画的需要，他请雪子做他的人体模特儿。时间长了，两人便产生感情。毕业回国，李叔同曾将这位神秘的情人带回国内一起生活。
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为僧。他托友人杨白民(1874～1924)将日本情人送回日本。情人不能接受，问：“日本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要送我回日本呢？”杨白民向她解释了中国佛教的清规戒律，她提出要到杭州见李叔同最后一面。于是，杨白民夫人詹练一、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糺思陪她一起到杭州找李叔同。她们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见面时，三人有问，李叔同才有答。终席，李叔同始终不自动发一语，也从不抬头注视三人。
饭毕，李叔同即雇一小舟，告辞回庙。三人送到岸边，船行了，李叔同始终不再回头。日本情人大哭而归，从此离开中国，下落不明。

□1928年，傅抱石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教书。有一天，他在上篆刻课时，坐在前面的一位女同学忽然举手，要求发言。她站起来说：“傅老师，你在黑板上写错了字。”傅抱石回头一看，果然发现一个字少了一横，同学们立即哄堂大笑起来。后来，一个同学说明原委：那一横，正是那位举手的女同学偷偷抹掉的。
傅抱石记住了这位调皮的名叫罗时慧的女学生。罗时慧出身于翰墨飘香的大家，实际上她已经悄悄爱上了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老师傅抱石，而修伞匠出身的傅抱石却不敢存这奢望之念。后来，罗时慧说动父亲请傅抱石给她的两位弟弟做家庭教师，又以方便教育两个弟弟为由让父亲请傅抱石到家里住。
两年后，两人终于如愿以偿走到了一起。举办婚礼那天，傅抱石亲自用隶书写了一副对联：“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张贴于大门两侧。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蒋兆和参加19路军临时组织的宣传队。
一天，蔡廷锴一位姓陆的副官找到蒋兆和，请他为蔡廷锴画像。蒋兆和立即同意，问：“在哪里画？”陆副官说：“前线。军长正在前线指挥抗战，我们急需绘制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的画像，印成宣传品，以鼓舞战士的士气。”
蒋兆和在沪西南翔前线司令部用三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蔡廷锴将军的油画像。接着，又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蒋光鼐将军的画像。据说，这两幅画像，创下了当时的最高印刷纪录。停战后，陆副官给蒋兆和送来了200元钱作为稿酬。当他知道蒋兆和正失业，便帮忙介绍他给京沪铁路局局长郭承恩画像，郭承恩又介绍他给宋子文夫人画像。郭承恩到上海中央造币厂任厂长后，又邀请蒋兆和设计银币。

□1932年6月19日，画家瞿世玮于贫病交加中在济南正宗坛与世长辞，终年57岁。他本人的绘画成就或许并不足以在绘画史上留下一笔，但是，令他足以自豪的是，他留下了一个足以在中国**史和文化史彪炳千秋的儿子瞿秋白。
他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他的长子瞿秋白正在上海过着隐居避难的生活。他的学生吴炯和儿子阿尧在乡友的帮助下，将他安葬在济南南郊江苏第二公墓，并立一石碑。此碑“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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