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涂说。此说源于汉代的班固。他在《汉书•地理志》中解释“丹阳属丹阳郡”时说：“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在该著后的总论又说：“吴地斗分壄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这里的丹阳就是指长江下游的今安徽当涂县东，与今江宁县接界处的小丹阳。谭介甫《楚的开国史》认为：“楚到山东后，由于周族的发展，楚又被迫迁徙到今江苏丹阳，丹阳这个名称也是楚迁移时带来的。”这里的“江苏丹阳”也是指安徽当涂之丹阳。早在北魏时期，此说即已被郦道元《水经注》所驳斥。《水经注》卷三十四说：“《地理志》以为吴子之丹阳。……寻吴、楚悠隔，蓝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是为非也。”此后，宋王茂《野客丛书》、明方以智《通雅》、清顾炎武《日知录》、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清宋翔凤《过庭录》等等，纷纷驳斥当涂说。近几十年来，从考古情况看，此说没有证据，而且作为楚始都亦不可能远在吴境，因此，当涂之说几乎无人再提了。


2、秭归说。《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东晋郭璞注此说：“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篇》引东晋袁山松《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又说：“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也。”郦道元不仅较详细描述了秭归丹阳城的地理位置，而且说“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
郭璞、袁山松、郦道元均主张楚都丹阳在湖北秭归县境内。历代许多方家均从此说。如：南北朝陈顾野王《舆地志》说：“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回八里，熊绎始封也。”此说唐代最盛，唐魏王泰《括地志》说：“熊绎墓在归州秭归县。”并说：“归州秭归县丹阳城，熊绎之始国”；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丹阳）在秭归东七里，楚之旧都也。周成王封熊绎于荆丹阳之地，即此也”；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南蛮列传》说：“周成王封楚熊绎，始居丹阳。今归州秭归县东南故城是也。”到了宋代，“秭归说”仍久盛不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说：“丹阳城在秭归东三里，今屈沱楚王城是也，北枕大江，周十二里”；宋祝穆《方舆胜览》说：“丹阳城即楚王城，今长宁千户所是也”。北周建德六年（577年）秭归为长宁县。另外，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罗泌《路史•国名纪》等也沿袭此说。


但“秭归说”中又有长江南北两说之分。郦道元《水经•江水注》说：“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此处意指丹阳在秭归长江北岸；而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所指“楚王城”位于秭归长江南岸，今人杨宽《西周时代的楚国》赞同此说。赞同长江北岸之说的当代学者亦不乏其人。刘彬徽则主张江北说，他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试掘秭归长江北岸鲢鱼山遗址情况，在《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一文中说：“此地西距秭归7.5里，位于长江北岸，与《水经注》所记的丹阳城位置大体相符（距县城七里）。”刘彬徽认为长江北岸的鲢鱼山遗址是楚始都丹阳。文必贵《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一文亦认同此说。


3、枝江说。此说最早始于汉代。唐张守节在《史记•楚世家•正义》中引东汉颖容《春秋三传例》之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汉末三国时人宋衷注《世本•名篇》亦说：“丹阳在南郡枝江县。”南朝刘宋裴珚《史记•楚世家•集解》引东晋徐广之说：“（楚丹阳）在南郡枝江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说：“枝江，侯国，本罗国，有丹阳聚。”当代学者中，赞同此说者较多。如：黄盛璋与钮仲勋《楚的起源和疆域发展》（5）一文说：“从荆山与郢的位置来考察，枝江说法较为合乎事实。……楚都丹阳应即在此，它介于荆山与郢（纪南城）之间，楚沿沮、漳水上游往下游发展，经过这里，最后才到江陵的郢，而江陵亦为沮水会江之处。”俞伟超通过实地考察后，在《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考》（6）一文中说：“感到还是枝江之说可能性最大。……楚文王时，就把都城迁到了郢（今江陵纪南城）。楚国把都城东徙江陵，显然是为了控制江汉平原，便于北进到河南南部。”高应勤与程耀庭的《谈丹阳》和高应勤的《再谈丹阳》，亦力主丹阳为枝江之说。


4、丹淅说。此说又称“丹淅之会说”、“淅川说”，以楚丹阳在汉江最长支流、流经陕豫鄂三省交界地带的丹江北岸与淅水交会处。以其在丹、淅二水合流之处，故称“丹淅之会”。其具体位置在今河南淅川县，故又称“淅川说”。今存最早的说法始于唐代。唐初的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释《史记•韩世家》“（韩宣惠王）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时，释“丹阳”说：“故楚都，在今均州。”丹淅之会在唐代初年属于均州，此“故楚郢”，即指丹阳而言。清代宋翔凤在批驳“秭归说”、“当涂说”的基础上，断定楚丹阳在丹淅之会。他在《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中说：“战国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水、淅水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淅。”今人吕思勉《先秦史》说：“宋翔凤谓丹、淅二水入汉处，与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以楚、邓并举者相合，其说是也。”童书业在《吕氏春秋研究》一书中说：“《史记》谓熊绎后丹阳，据宋翔凤考证，在今河南西南部丹、淅二水间。”顾铁符在《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一文中也认为：“关于丹阳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争论了一千好几百年，至今还没有得出结论。在这许多不同的主张中，……丹淅说虽然提出比较晚，可是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在几种说法中似乎是最有可能的一处。”此外，冯永轩《说楚都》、张西显《浅说楚都丹阳在淅川》、石泉与徐德宽合著的《楚都丹阳地望新探》、罗尔纲《楚建国考》等，均力主此说。
孙重恩、黄运甫《楚始都丹阳考辨》、裴明相《楚都丹阳地望试探》、《再论楚都丹阳》等，均认为楚丹阳在今淅川县下龙寺城。


5、迁徙说。首创楚都丹阳迁徙说的是唐代杜佑。他在《通典》中释“归州秭归县”时说：“楚熊绎初都丹阳，今县东南故城是也。后移枝江，亦曰丹阳。”同时释“荆州枝江”时又说：“江陵枝江，古之罗国，汉旧县。楚文王自丹阳徙都，亦曰丹阳。其旧丹阳在今巴东郡。”按照杜佑的说法，楚旧都丹阳在秭归，后迁都枝江时仍沿袭旧称丹阳，楚文王再迁江陵，称楚都为郢的同时亦曰丹阳。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说：“盖诸侯迁都，常仍旧名，故有两丹阳。”此处的“两丹阳”，就是分别指秭归、枝江。清宋翔凤《过庭录》主张楚之丹阳先在淅川，后迁南漳。
在当代学者中，主张迁徙说的不乏其人。如：张正明《楚文化史》认为，楚丹阳原在淅川，后迁至南漳。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丹阳郢都考》说：“楚丹阳当先于鬻熊时在淅川，后于熊绎时迁至今南漳县东北。”
石泉与徐德宽合写的《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根据陕南商洛地区古代记载的楚山、楚水和丹江流域遗存的古文化遗址，推论西周时代的丹阳先在陕西商县，尔后迁至河南淅川。
刘彬徽《试论楚都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一文认为，楚国初封之丹阳在秭归，熊渠时迁至枝江，仍称丹阳。
顾铁符《楚三邑考》一文认为，楚都丹阳的地点应先在丹淅，后迁荆山。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一文认为，楚都丹阳先在淅川后迁秭归、枝江。


1977年—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当时的淅川县仓房公社(现为仓房镇)，丹江岸边下寺龙山附近发掘24座春秋时期的楚国墓葬，共出土了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和玉器等各类文物达8000余件，在这群楚墓中最大的一座是下寺2号墓，该墓为楚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庚墓。子庚名午，亦称公子午、王子午，楚共王晚期任司马，楚康王元年(公元前559年)冬前令尹子囊死，由他接任令尹，至康王八年(前552年)夏病死。死后的漫长时间里，他的整个家族也都葬在这座龙山上，至今已有2500多年。整个下寺楚墓群出土的器物数量之多、造型之精美、工艺之先进、铭文之丰富，为国内同类楚墓所罕见，其中很多器物后来都成为“全国之最”。下寺岭楚墓的发掘，一时间轰动了全国，使人们重新审视楚文化，开始把寻找楚文化的目光投向了这里。


1990年—1992年间，考古工作者再次在下寺春秋楚墓群附近的和尚岭、徐家岭等地发掘了10余座楚国贵族墓葬群，出土文物达2000多件。这是继下寺春秋楚墓群发掘之后，丹淅流域楚文化考古中的又一重大收获，再一次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992年，该墓地的发掘还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先后几次的考古大发现使丹淅流域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新的焦点，后来，考古工作者为了对丹淅流域的楚墓群做一个全面了解，先后对该地区的楚墓葬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共在这里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群28处，其中包括下寺、和尚岭、徐家岭、毛坪等诸多墓区，总数已达2000多座，而实际上却远远超过此数，因为还有许多墓葬及遗址已葬身水底而无法统计。


一座座贵族墓地的发掘，一件件惊世文物的出土，丹江口水库区域已成为研究楚文化绕不开的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丹江口水库很可能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楚国最初的封地丹阳，而当地老百姓世代传称的龙城，极可能就是楚国国都。龙城到底是不是楚国始都，楚人是否从此起步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创造出浪漫瑰丽的楚文化，成为楚国早期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也有其他种种说法，现在我们根据《史记》、《汉书》等古文献记载，再结合考古学上的巨大发现，以及该地区所处重要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个地区作为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所在地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其他任何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