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外国音乐文化的“二传手” ——访外国歌曲翻译家薛范
在翻译工作者的队伍里，薛范先生可说是个特殊人物。他的专项是音乐翻译——把外国歌曲译成中文。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他译配外国歌曲1800多首，其中苏联歌曲占一半，另一半是美、英、德、西班牙及亚非拉等近百个国家的歌曲。不少曲目在民间久唱不衰，成了一些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如《我们举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遥远的地方》、《丽达之歌》、《草帽歌》、《音乐之声》插曲、《红河谷》、《友谊天长地久》……如果认为，以译文配乐曲仅仅是填填词的工作，十分简单，那就大谬不然了。如同其他优秀翻译作品一样，一首好的翻译歌曲同样要求“信、达、雅”，而且要求有传神的音乐形象，才能广为传唱。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译者功力的要求并不逊于译一部大作品。这是聆听薛先生的一席谈后，我的一点感受。
薛范出身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少年时代的梦想是研究无线电专业，没想到终生以译歌为业。这是由于他两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下肢致残，高中毕业后他不能投考心仪已久的理工科，而考取了上海外语专科学校，却因残疾而不能入学。由于爱好音乐艺术，他尝试译歌，不料从19岁译第一首歌到现在，一直未能停笔，成了我国目前唯一的专门从事外国歌曲译配的翻译家。 关于他克服由于身体条件局限带来的种种困难，如何自学成才的故事，我在报刊上已读到过一些。然而，作为一个翻译家，他是如何运用他的知识和底气，把翻译外国歌曲作为一项乐此不疲的事业追求，并获得了巨大成就，我却知之不详。他的译词通俗，优美，唱起来上口，而且讲究音韵及句法，其中的艰辛甘苦，可能未必尽为人知。于是，我的访谈就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先有曲，后填词，同样要“顾盼自如”，神胜过形 薛先生告诉我，作为翻译作品，译配歌曲与其他翻译作品固然有共同之处，但也有所不同。它不可能像翻译科技作品那么忠于原作，甚至要求一字不差地表达原作；也不可能像翻译文学作品那样，虽受原作的限制，但还是有一点“二度创作”的自由。一首歌曲的诞生，大多先有歌词，再由作曲家谱曲。而译配外国歌曲的顺序恰恰颠倒过来，是先有曲，后填入译词。它要受音乐形象的限制，要求神胜过形。并不是懂点外文者都能译配好外国歌曲。不少歌词如诗歌，本身有音乐性。有的外国歌曲的歌词往往选择一些大诗人的诗句，如德国歌曲《野玫瑰》，就是舒伯特根据歌德的诗谱曲的。也有的选择人们可以接受的朗诵诗，因为它们朗朗上口。优秀的歌词常具有文学性，有意境。比如：“兰兰的天空，满地黄叶，西风猛烈，北雁儿往南飞。早晨醒了，树叶被霜打红了，如一对情人分别时的眼泪。”这是大白话。如果用王实甫《西厢记》的原词：“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意境就出来了。所以译歌词，首先应有文学上的修养，才能传神。
然而，译歌词又不能完全等同译诗，它还要考虑音乐性。薛范谈到了他翻译生涯中的一些小插曲。巴西民歌《在路旁》中有这么两句词：“在那里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一见她就神魂飘荡。”这两句词读起来并不费解，但配曲唱后便成“我一见，她就神魂飘荡”，再三推敲后，他译成“一见她，我就神魂飘荡”，意义就不会被误解了。（此歌并不是薛范先生译配，薛范先生在这里只是举此作个例子说明歌词与节奏的关系——转贴者按） 由于汉语是四声，平上去入，与音乐关系甚为密切，处理不好，也会引起误解。比如中国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与陕西按拼音是相同的，只是四声不同。山西两字如果放在词头“山西是好地方”，唱来就易误为陕西，如果放在中间“人人都说山西好”，就不会误为陕西。这就涉及配词问题，词放在曲中什么位置，对于演唱效果来说显得至关紧要。
他说：“一首歌曲没有几行词，如果马虎从事，花20分钟就可译完。可是我译一首歌常常得花十个小时以上。有时为了一个词反复推敲，总是不得要领，即便手摇轮椅车行在马路上，脑子里还在折腾，一旦想出来了，真是其乐无穷。”
在翻译工作者的队伍里，薛范先生可说是个特殊人物。他的专项是音乐翻译——把外国歌曲译成中文。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他译配外国歌曲1800多首，其中苏联歌曲占一半，另一半是美、英、德、西班牙及亚非拉等近百个国家的歌曲。不少曲目在民间久唱不衰，成了一些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如《我们举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遥远的地方》、《丽达之歌》、《草帽歌》、《音乐之声》插曲、《红河谷》、《友谊天长地久》……如果认为，以译文配乐曲仅仅是填填词的工作，十分简单，那就大谬不然了。如同其他优秀翻译作品一样，一首好的翻译歌曲同样要求“信、达、雅”，而且要求有传神的音乐形象，才能广为传唱。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译者功力的要求并不逊于译一部大作品。这是聆听薛先生的一席谈后，我的一点感受。
薛范出身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少年时代的梦想是研究无线电专业，没想到终生以译歌为业。这是由于他两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下肢致残，高中毕业后他不能投考心仪已久的理工科，而考取了上海外语专科学校，却因残疾而不能入学。由于爱好音乐艺术，他尝试译歌，不料从19岁译第一首歌到现在，一直未能停笔，成了我国目前唯一的专门从事外国歌曲译配的翻译家。 关于他克服由于身体条件局限带来的种种困难，如何自学成才的故事，我在报刊上已读到过一些。然而，作为一个翻译家，他是如何运用他的知识和底气，把翻译外国歌曲作为一项乐此不疲的事业追求，并获得了巨大成就，我却知之不详。他的译词通俗，优美，唱起来上口，而且讲究音韵及句法，其中的艰辛甘苦，可能未必尽为人知。于是，我的访谈就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先有曲，后填词，同样要“顾盼自如”，神胜过形 薛先生告诉我，作为翻译作品，译配歌曲与其他翻译作品固然有共同之处，但也有所不同。它不可能像翻译科技作品那么忠于原作，甚至要求一字不差地表达原作；也不可能像翻译文学作品那样，虽受原作的限制，但还是有一点“二度创作”的自由。一首歌曲的诞生，大多先有歌词，再由作曲家谱曲。而译配外国歌曲的顺序恰恰颠倒过来，是先有曲，后填入译词。它要受音乐形象的限制，要求神胜过形。并不是懂点外文者都能译配好外国歌曲。不少歌词如诗歌，本身有音乐性。有的外国歌曲的歌词往往选择一些大诗人的诗句，如德国歌曲《野玫瑰》，就是舒伯特根据歌德的诗谱曲的。也有的选择人们可以接受的朗诵诗，因为它们朗朗上口。优秀的歌词常具有文学性，有意境。比如：“兰兰的天空，满地黄叶，西风猛烈，北雁儿往南飞。早晨醒了，树叶被霜打红了，如一对情人分别时的眼泪。”这是大白话。如果用王实甫《西厢记》的原词：“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意境就出来了。所以译歌词，首先应有文学上的修养，才能传神。
然而，译歌词又不能完全等同译诗，它还要考虑音乐性。薛范谈到了他翻译生涯中的一些小插曲。巴西民歌《在路旁》中有这么两句词：“在那里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一见她就神魂飘荡。”这两句词读起来并不费解，但配曲唱后便成“我一见，她就神魂飘荡”，再三推敲后，他译成“一见她，我就神魂飘荡”，意义就不会被误解了。（此歌并不是薛范先生译配，薛范先生在这里只是举此作个例子说明歌词与节奏的关系——转贴者按） 由于汉语是四声，平上去入，与音乐关系甚为密切，处理不好，也会引起误解。比如中国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与陕西按拼音是相同的，只是四声不同。山西两字如果放在词头“山西是好地方”，唱来就易误为陕西，如果放在中间“人人都说山西好”，就不会误为陕西。这就涉及配词问题，词放在曲中什么位置，对于演唱效果来说显得至关紧要。
他说：“一首歌曲没有几行词，如果马虎从事，花20分钟就可译完。可是我译一首歌常常得花十个小时以上。有时为了一个词反复推敲，总是不得要领，即便手摇轮椅车行在马路上，脑子里还在折腾，一旦想出来了，真是其乐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