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什么言的新闻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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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玲
总是有人问我在中国采访顺利吗？容易吗？因为一般的印象向来是：中国信息不透明，甚至外国人会有“中国政府行事神神秘秘”，“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让知道”的印象。一些消息即使在官方通讯社上宣布，“说也等于没说”的感觉。
情况或许不至于像一般想像中那么糟，但是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要采访政府机构，确实烦恼不小。我在香港工作时，政府新闻处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一清二楚，而且打电话去对方一般都是有问必答，体贴入微。而在中国，我们有时连该把电话打给什么人都不知道。好容易查到号码，要问个事，一个可能是甲让我们打给乙，乙推给丙，丙说“不知道”就把电话挂上了。对方接电话姓啥名啥都不肯说，却要把我们端详一番似的。
因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去年底国新办一次记者会上，把整理出来一批部委发言人的名单和联系电话分发给记者，令我们很是感激。现在公布的中国国务院62个部门共有75位新闻发言人，一些地方也逐渐建立起类似新闻发言人制度，比如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20个省市区也都如此。
所谓新闻发言人，除了在定期或非定期的记者会上面对记者，按照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的说法，是“不仅要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面对记者”。
新闻发言人作为一种“制度”的建立，被“当回事”来处理和宣传，显示中国高层推进“政务公开”何等认真。中国政府意识到自己有必要经营自己的形象，并且在同民众沟通的过程中把握好自己的话语权。
这是一个好的改变，那天和一位美国同行交流时，他和我一样高兴。高兴不是因为这个制度已经建立了，整个情况已经完全改变过来。美国同行在中国住了十多年，充分了解改变的端倪出现时，除了心存怀疑，仍然应该有些喜悦。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些部门，特别是与国外有更多接触的部门的确已经越来越开放。而所谓的“开放”，讲的不是种种形式上的开放——有没有新闻处、新闻发言人的编制，有没有提供电话而已。而是官员本身的观念。说到底，都还是回到观念的问题。“政务公开”不是因为上司这么说，新闻官就这么做，目前上面吹什么风，下面就摆怎样的姿势。而是新闻官本身也有很强的信念，作为公务员，他首先要相信信息流通对这个社会很重要。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既从部门的利益、形象考虑，但更要从维护民众知情权的目的出发。
当然，新闻官总是可以说自己是从“稳定”和“讲大局”的立场来进行判断。不公开某个事件，不回答某些问题，不透露某些信息，是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后果。但谁能够确定他们的判断永远都是正确，谁能绝对地说他们没有扼杀改变一些事情在曝光后，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谁又能保证他们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担心无法收拾局面，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个好的开始。但它必须是建立在整个政府都有政务公开，尊重民众知情权的基础上。因为新闻发言人最终还是得向部里、向上司交代。上层害怕“失控”的心理需要调节，否则新闻官只会设更多的屏障来确保不会“失控”。新闻官是否有能力，不在于他能否控制新闻，而是即使不太如意的结果发生了，他也能很好地处理，把坏事变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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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玲
总是有人问我在中国采访顺利吗？容易吗？因为一般的印象向来是：中国信息不透明，甚至外国人会有“中国政府行事神神秘秘”，“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让知道”的印象。一些消息即使在官方通讯社上宣布，“说也等于没说”的感觉。
情况或许不至于像一般想像中那么糟，但是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要采访政府机构，确实烦恼不小。我在香港工作时，政府新闻处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一清二楚，而且打电话去对方一般都是有问必答，体贴入微。而在中国，我们有时连该把电话打给什么人都不知道。好容易查到号码，要问个事，一个可能是甲让我们打给乙，乙推给丙，丙说“不知道”就把电话挂上了。对方接电话姓啥名啥都不肯说，却要把我们端详一番似的。
因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去年底国新办一次记者会上，把整理出来一批部委发言人的名单和联系电话分发给记者，令我们很是感激。现在公布的中国国务院62个部门共有75位新闻发言人，一些地方也逐渐建立起类似新闻发言人制度，比如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20个省市区也都如此。
所谓新闻发言人，除了在定期或非定期的记者会上面对记者，按照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的说法，是“不仅要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面对记者”。
新闻发言人作为一种“制度”的建立，被“当回事”来处理和宣传，显示中国高层推进“政务公开”何等认真。中国政府意识到自己有必要经营自己的形象，并且在同民众沟通的过程中把握好自己的话语权。
这是一个好的改变，那天和一位美国同行交流时，他和我一样高兴。高兴不是因为这个制度已经建立了，整个情况已经完全改变过来。美国同行在中国住了十多年，充分了解改变的端倪出现时，除了心存怀疑，仍然应该有些喜悦。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些部门，特别是与国外有更多接触的部门的确已经越来越开放。而所谓的“开放”，讲的不是种种形式上的开放——有没有新闻处、新闻发言人的编制，有没有提供电话而已。而是官员本身的观念。说到底，都还是回到观念的问题。“政务公开”不是因为上司这么说，新闻官就这么做，目前上面吹什么风，下面就摆怎样的姿势。而是新闻官本身也有很强的信念，作为公务员，他首先要相信信息流通对这个社会很重要。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既从部门的利益、形象考虑，但更要从维护民众知情权的目的出发。
当然，新闻官总是可以说自己是从“稳定”和“讲大局”的立场来进行判断。不公开某个事件，不回答某些问题，不透露某些信息，是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后果。但谁能够确定他们的判断永远都是正确，谁能绝对地说他们没有扼杀改变一些事情在曝光后，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谁又能保证他们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担心无法收拾局面，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个好的开始。但它必须是建立在整个政府都有政务公开，尊重民众知情权的基础上。因为新闻发言人最终还是得向部里、向上司交代。上层害怕“失控”的心理需要调节，否则新闻官只会设更多的屏障来确保不会“失控”。新闻官是否有能力，不在于他能否控制新闻，而是即使不太如意的结果发生了，他也能很好地处理，把坏事变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