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体验·感悟——大山深处的接力
文/殷浩哲
本文原载于2005年第6期《读者》（原创版）。
确切来讲，我不知道这是一篇调查报告还是几篇日记的组合。我只知道，每一个字背后都有我的足迹，都凝聚了我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它们是鲜活的，真实的，它们是不带一丝杂质的。
我与徐本禹（山东聊城人，华中农业大学1999级学生，央视“感动中国”2004年度十大人物之一。他放弃公费读研机会，志愿赴贵州义务支教的事迹引起媒体和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是好朋友。今年7月，我以一名华东政法学院在校大学生的身份独自奔赴贵州省毕节地区徐本禹支教的大水乡和更加贫困的黄泥乡进行为期20天的义务支教和社会调查，受到当地政府和村民的热情接待。短短20天，在崎岖不平的云贵高原上，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中，在贫困而朴实的村民家中，我默默地走着、看着、问着、记着，写下一份沉重的人生履历，也收获着贫穷带给我的震撼和感悟，在漂流中体验，在漂流中感悟，在漂流中成长。
2005年7月10日 晚上
昨天的此刻，我还在贵阳车站驻足、张望，今天，我已经在大水乡政府报到了。
下午三点多才辗转来到大水乡。刚下过大雨，车子开得小心翼翼。路的一侧是大山，另一侧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泥泞、狭窄、崎岖、颠簸……
在乡政府找到党办王主任报到，随后被安顿到乡政府招待所。傍晚，王主任叫我去吃饭，并且告诉我，由于今天是周末，派驻到大石小学、大慈小学的支教老师都要“回家”补补油水，正好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饭菜很是丰盛，我和几位志愿者坐在一起，大家都很热情。经过交谈我了解到，王震是山东团省委派驻大石小学的志愿者，来贵州前是山东大学大三学生，休学一年。王龙则是我真正的老乡，聊城人，今年刚从华东理工大学毕业，在上海电视台实习，来贵州做一期纪录片。两个杨老师都是支教一年的志愿者，杨梅老师来自广东，辞去高薪工作自愿来贵州支教，被派驻大慈小学。杨璐锡老师则是从毕节地区的中学教师中脱颖而出，受贵州团省委和毕节团市委的委派来到大石小学的。他们向我讲起支教过程中的震撼和触动。我静静地听着，分享着他们的欢乐和感悟。
2005年7月12日 傍晚
我的脚下是磅礴的乌蒙山，眼前苍茫的天空，飘落着零星细雨。这几天一直没有动笔，心情很复杂。
去大石的路，我们走了3个小时。下着小雨，碎石、泥土和雨水混在一起，泥泞至极。15里都是山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路很窄，大概只有三四十厘米。
我们小心地向前“滑行”，翻越一座座山，当远远地看到大石小学崭新的楼房和那旗杆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时，我们欢呼起来。
由于徐本禹的“品牌效应”，大石小学已经成为“天堂”。两层的教学楼，外面贴着白色的瓷砖，孩子们有了图书室，老师办公室也配备了电脑。新校舍旁边仍保留着原来的大石小学——那是一个简陋的茅草屋，破草席就是屋顶，大门紧闭，贴着封条，静静地呆在楼房旁边的角落里。
当初徐本禹就是在这样摇摇欲坠的“教室”中履行着自己阳光下的诺言，而孩子们，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中努力去实现自己“走出大山”的梦想。
我去给二年级的孩子上语文课，站在讲台上俨然是一个老师，二十几个孩子专注地看着我，一双双眼睛里充满渴求。破旧的衣衫，露出脚趾的鞋子，蓬乱的头发，黝黑的小脸荡漾的却是纯洁得不带一丝杂质的笑容，满是幸福和快乐。他们贫穷，却依然快乐，他们快乐，却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出生在深山，过早地承受了贫困和苦难！
到吃午饭的时间了，王震远远地招呼我过去洗菜，我兴致勃勃地跑过去，却发现只有土豆。王震看出了我的惊奇，解释道：“毕节地区的主食就是土豆和玉米，当地称土豆为‘洋芋’。我们吃的所有东西，都是家长让孩子们从家里带来送给老师的。有时也会有西红柿、绿辣椒和鸡蛋，但这种情况很少。现在知道了吧，我们每个周末去乡政府食堂补补油水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文/殷浩哲
本文原载于2005年第6期《读者》（原创版）。
确切来讲，我不知道这是一篇调查报告还是几篇日记的组合。我只知道，每一个字背后都有我的足迹，都凝聚了我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它们是鲜活的，真实的，它们是不带一丝杂质的。
我与徐本禹（山东聊城人，华中农业大学1999级学生，央视“感动中国”2004年度十大人物之一。他放弃公费读研机会，志愿赴贵州义务支教的事迹引起媒体和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是好朋友。今年7月，我以一名华东政法学院在校大学生的身份独自奔赴贵州省毕节地区徐本禹支教的大水乡和更加贫困的黄泥乡进行为期20天的义务支教和社会调查，受到当地政府和村民的热情接待。短短20天，在崎岖不平的云贵高原上，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中，在贫困而朴实的村民家中，我默默地走着、看着、问着、记着，写下一份沉重的人生履历，也收获着贫穷带给我的震撼和感悟，在漂流中体验，在漂流中感悟，在漂流中成长。
2005年7月10日 晚上
昨天的此刻，我还在贵阳车站驻足、张望，今天，我已经在大水乡政府报到了。
下午三点多才辗转来到大水乡。刚下过大雨，车子开得小心翼翼。路的一侧是大山，另一侧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泥泞、狭窄、崎岖、颠簸……
在乡政府找到党办王主任报到，随后被安顿到乡政府招待所。傍晚，王主任叫我去吃饭，并且告诉我，由于今天是周末，派驻到大石小学、大慈小学的支教老师都要“回家”补补油水，正好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饭菜很是丰盛，我和几位志愿者坐在一起，大家都很热情。经过交谈我了解到，王震是山东团省委派驻大石小学的志愿者，来贵州前是山东大学大三学生，休学一年。王龙则是我真正的老乡，聊城人，今年刚从华东理工大学毕业，在上海电视台实习，来贵州做一期纪录片。两个杨老师都是支教一年的志愿者，杨梅老师来自广东，辞去高薪工作自愿来贵州支教，被派驻大慈小学。杨璐锡老师则是从毕节地区的中学教师中脱颖而出，受贵州团省委和毕节团市委的委派来到大石小学的。他们向我讲起支教过程中的震撼和触动。我静静地听着，分享着他们的欢乐和感悟。
2005年7月12日 傍晚
我的脚下是磅礴的乌蒙山，眼前苍茫的天空，飘落着零星细雨。这几天一直没有动笔，心情很复杂。
去大石的路，我们走了3个小时。下着小雨，碎石、泥土和雨水混在一起，泥泞至极。15里都是山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路很窄，大概只有三四十厘米。
我们小心地向前“滑行”，翻越一座座山，当远远地看到大石小学崭新的楼房和那旗杆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时，我们欢呼起来。
由于徐本禹的“品牌效应”，大石小学已经成为“天堂”。两层的教学楼，外面贴着白色的瓷砖，孩子们有了图书室，老师办公室也配备了电脑。新校舍旁边仍保留着原来的大石小学——那是一个简陋的茅草屋，破草席就是屋顶，大门紧闭，贴着封条，静静地呆在楼房旁边的角落里。
当初徐本禹就是在这样摇摇欲坠的“教室”中履行着自己阳光下的诺言，而孩子们，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中努力去实现自己“走出大山”的梦想。
我去给二年级的孩子上语文课，站在讲台上俨然是一个老师，二十几个孩子专注地看着我，一双双眼睛里充满渴求。破旧的衣衫，露出脚趾的鞋子，蓬乱的头发，黝黑的小脸荡漾的却是纯洁得不带一丝杂质的笑容，满是幸福和快乐。他们贫穷，却依然快乐，他们快乐，却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出生在深山，过早地承受了贫困和苦难！
到吃午饭的时间了，王震远远地招呼我过去洗菜，我兴致勃勃地跑过去，却发现只有土豆。王震看出了我的惊奇，解释道：“毕节地区的主食就是土豆和玉米，当地称土豆为‘洋芋’。我们吃的所有东西，都是家长让孩子们从家里带来送给老师的。有时也会有西红柿、绿辣椒和鸡蛋，但这种情况很少。现在知道了吧，我们每个周末去乡政府食堂补补油水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