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知道，在黄瓜被叫黄瓜往前三百年，往后三百年都没人用它做那事。。

第一个给黄瓜起名的人到底对黄瓜做了什么？！！

“黄瓜”原名“胡瓜”,又称“王瓜”。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28卷《菜部三·胡瓜》载:“张骞使西域得种,胡名胡瓜。”但有关“胡瓜”变成“黄瓜”的由来，却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因为石勒“讳胡”的缘故。晋·陆翙《邺中记》中称，“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名胡饼曰麻饼。”《晋书·石勒载记》中也有着“石勒讳胡”的记载，如“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
由石勒的“讳胡”而将“胡瓜”改为了“黄瓜”，这其中据说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石勒在单于庭召见地方官员，当他看到襄国郡守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时，很不满意。他劈头就问：“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慌乱之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没道义，把衣物都抢掠去了，害得我只好褴褛来朝。”他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请罪；石勒见他知罪，也就不再指责。等到召见后例行“御赐午膳”时，石勒又指着一盘胡瓜问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看出这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石勒听后，满意地笑了。自此以后，胡瓜就被称做黄瓜，在朝野之中传开了。
对于这段关于樊坦和石勒的历史传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晋书·石勒载记》记载：勒以参军樊垣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在《晋书·石勒载记》上，我们看到石勒不仅没有计较樊坦言语上的失误，还大方的替胡人对樊坦进行了赔偿。至于后面改“胡瓜”为“黄瓜”之事，并未见记录。不但如此，史书上的章武内史樊垣，在历史传说中却变成了襄国郡守樊坦。章武与襄国，地名不同；内史与郡守，职位不同。或许，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一些人以讹传讹，便使之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在此情况下，我们当以史书记载为准。也就是说，史书上并没有什么樊坦情急生智，将“胡瓜”称之为“黄瓜”一事。
另一种说法是，胡瓜改为黄瓜是源于隋炀帝的“讳胡”。据唐吴兢《贞观政要》第6卷《慎所好》载:“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这原是唐太宗李世民总结隋朝教训时，批评隋炀帝的一段话。《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
唐·杜宝的《大业杂记》中也有记载，大业四年“九月,(炀帝)自幕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胡瓜为白露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在这里，相比《贞观政要》中的论述，其记载更为清楚。时间、地点、事件，均可清晰查寻。《大业杂记》一书主要记载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炀帝即位,到越王侗皇泰三年(公元621年)王世充降唐间的历史事件。另外，杜宝还在其著作《拾遗录》亦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
石勒是羯族，隋炀帝有着鲜卑族血统，他们相同的一点是，身为胡人反而特别忌讳胡人。胡人是中国古代汉人称除了汉人以外部族的称呼，通常是指中国北方以及西方的游牧民族，主要包括匈奴、鲜卑、氐、羌、吐蕃、突厥、蒙古国、契丹、女真等部落，带有藐视的意义。据称，隋炀帝还将“胡床”改名为“交床”。除《贞观政要》有记载外，宋程大昌《演繁露》卷14“交床”亦有类似记载。
所以，隋炀帝讳胡,才将胡瓜改为“黄瓜”,也因此,后代又称其为“王瓜”，另说是有些南方人对“黄”、“王”二字的读音难以分清之故。如果黄瓜是由石勒时期所改，则唐代的吴兢和杜宝就不应说是出自隋炀帝之手。吴兢和杜宝都是史学家，他们不会张冠李戴或毫无根据的将“胡瓜”改“黄瓜”之事记在隋炀帝的头上。而在他们之前，并未见有史书记载“胡瓜”改“黄瓜”出自石勒时期。在隋唐之前，同样未见“黄瓜”一词的相关文字记载。哪怕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里，我们也难以觅其踪迹。
因此，就历史记载而言，胡瓜改为黄瓜，源于隋炀帝时更为可信。虽然因石勒讳胡，胡物改了不少名字，但“胡瓜”改“黄瓜”却不一定、也不是出自石勒所处的十六国时期。倒是隋炀帝改“胡瓜”为“黄瓜”，却有着真实可信的历史根据和文字记载。我们不能仅凭历史传说就此推断黄瓜的由来，应以历史文字记载为准则和依据。即便是历史传说将其细节都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出来，如无史书或相关文字记载，也是不可信和不能信的

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