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京，我就去找陈赓司令员。沿途我在想，中央军委毛主席命陈司令员筹建军事工程学院，为我军培养人才，朝鲜战争也证明我军的装备，技术确不如敌人，我们急需现代化高级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但我感到自己不适合到军工学院工作，文化程度低，起不了作用，还是到部队好，我已三十五岁了，要去部队锻炼。可是我从没有在调动工作时，向党讨价还价过。我尊重陈司令员，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接受任务从不讲价钱，坚决执行。这次应该讲价钱吗?

1951年3月5日陈司令员到昆明，晚上和我谈话说：“我去朝鲜战场参观之后，请求入朝作战，中央任命我为志愿军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希望你去司令部任通信处长。你愿意吗?”我回答：“愿意去，很高兴。”他说：“你就是志愿军了。你现在任云南省的两个局长和部队的处长，马上提出三个接替你的人选。”我提出，他同意后，命我马上起草调令。我起草了电报调令。他将“接电后迅速到职”的“迅速”改成“立即”两字，并说由他请宋任穷、郭天民同志签字。并说：“马上交待工作，3月8日随我乘飞机去北京，之后即入朝。”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我刚要走出房门，他又问我：“你爱人身体好吗?”我说：“听说今天生了个女孩，我还没去医院看。”他说：“不管交待工作多么紧张，你一定抽点时间去看看她。她很苦。1937年和你分别时她在怀孕，一别十几年，去年才来昆明团聚。这次刚生下孩子，你又要告别。朝鲜战场，敌人占空中绝对优势，我们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回答：“有思想准备。”他说：“我知道，但你爱人没有思想准备。一定抽空去看她。”我走在路上想：“陈司令员经历的艰险太多了，已四十八岁了，两腿有伤，又要出征。我才三十岁出头，这算得了什么!……”对他的关心，我很感动。这是往事。

这次我到了陈赓院长办公室，见到他，他就命我在北京不要久停，检查身体后，即去哈尔滨报到，已决定我到空军工程系工作。我提出想去部队工作，因为我文化水平低，到学院工作成了“文盲”起不了作用，倒不是考虑个人发展。他说：“毛主席命我主持学院筹建工作。我说是‘外行’毛主席说：‘你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提一个懂高级工程技术的人。’我说：‘我提不出。’毛主席说：‘那你就应该干!’我就服从命令了。坚决干。建设军事工程学院为我军现代化所必需，开始需要一批老干部，过些年就让教授他们干了。”我说：“我服从，为了干好，我利用晚上、星期天，自学大学基础课，争取两年内补上，我记忆力还没很衰退。”他说：“不需要。哪个助教都比你强。除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计划正确执行之外，初建系时，你要将全部精力用在教师、学生身上，为他们解决科研教学条件、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将全部感情倾注在教师学生身上，全力为他们做事。你以实际行动，将我们的艰苦奋斗、顽强毅力，果断和雷厉风行……传统作风影响他们…”。

我说：“前两项我可以做到，不管两个‘全部’有多少，可以尽力而为。可是用实际行动对教师学生施加上述影响，我可做不到。上述道理，大学生都懂。学校不是战场，我又不会上课，做实验，没有表示实际行动的机会，不好影响。”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到系里工作时，少坐办公室，天天围着教师学生转，日久天长，总会有些影响。”他对我的这次教育，已经三十九年了，回忆起来仍历历如昨，很亲切。这些话，现在看来，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不过在那时，他是站在时代前列，有的放矢，根据我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要求，绝不是泛泛之论。他不同意我学大学基础课程，并非反对学业务，是主张在实际中学，目的是为教师学生解决科研教学条件，学习条件。

我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十三年，从35岁到48岁(1953.5—1966.4.1)。追忆当年与师生朝夕相处，确实受到师生不少好的影响，增添我青春活力，还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至于当时我做了些什么有益的事，左思右想，确实想不出来，太微不足道了，深感个人作用的渺小。同时在有的关键时刻，眼看着有些教师、学生受打击，甚至受迫害，而无力保护，每念及此，深感内疚。时光不能倒流，人也不能返老还童，我不能用实际行动来消除这些损害，涂感负罪。这感受将伴我到死，永世难忘。这感触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绝非虚语。我已74岁了，总是思亲人，怀旧友。我的老友们就是当年战场上的老战友和军工学院的师生们及部分干部。年纪愈大，思念愈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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