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沉于昆明湖吧？

误记了
实在羞惭

说起叶德辉被“处决”直接原因，历史风霜，文士戾气，均富韵昧。是时也，“一切权力归农会”，叶德辉还是当他的长沙总商会会长。大概韬晦为计，“表现”尚可。不知逢何盛典，“农会”请这位大名士写副对联。也许鬼使神差，多半“气候”促成，骨鲠在喉久矣，今日一吐为快，叶进士大笔一挥，写下：“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横额是：“斌尖卡傀”（长沙方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此言闻于湖南文艺出版社朱正老师，朱老言华，评曰：“自己找死！”的当之至，也是一幅好“横批”。叶氏时年63岁；是日也，1927年4月11日。稍为推寻，这日子历史意味深长，足令后人感慨莫名：冥冥中果有定数耶？
比起那些隔靴搔痒的传闻，杨钧在书中准确记录了叶德辉的忌辰：旧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申刻。叶德辉之死本不足为道，可是不久遥远的北方传来大学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消息，王国维自杀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谜语。一时议论纷纭。陈寅恪在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周作人取此说），不关满清之灭亡”。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曰：“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拈出了这一句式，谓“两非逼一是”。另有一说，即王自杀，因叶被杀。这不是空穴来风。杨钧当天也被农会抓去审问，他事后写道：“彼时之余不仅不能救叶，且不能自救，更不能如王国维之自杀。”这句话象一条无形的线将三个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这只是杨钧的一家之辞。还是一代史家陈寅恪破人我之执，得历史理性之“鱼”，在挽王国维的碑文里发出振聩欲聋的声音：“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这句话也成了陈寅恪自己一生的写照。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义宁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