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告诉人家你更聪明

　　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指出别人的错误：一个蔑视的眼神，一种不满的腔调，一个不耐烦的手势，都有可能带来难堪的后果。你以为他会同意你所指出的吗？绝对不会？因为你否定了他的智慧和判断力，打击了他的荣耀和自尊心，同时还伤害了他的感情。他非但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还要进行反击，这时，你即使搬出所有柏拉图或康德的逻辑也无济于事。


　　永远不要说这样的话。“看着吧！你会知道谁是谁非的。”这等于说：“我会使你改变看法，我比你更聪明。”——这实际上是一种挑战，在你还没有开始证明对方的错误之前，他已经准备迎战了。为什么要给自己增加困难呢？

　　我认识一位年轻的纽约律师。他最近参加一个重要案子的辩论；这个案子牵涉到一大笔钱和一项重要的法律问题。在辩论中，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对年轻的律师说：“海事法追诉期限是6年，对吗？”律师楞了一下，看看法官，然后率直地说：“不。庭长，海事法没有追诉期限。” 这位律师后来对我说：“当时，法庭内立刻静默下来。似乎连气温也降到了冰点。虽然我是对的，他错了；我也如实地指了出来。但他却没有因此而高兴，反而脸色铁青，令人望而生畏。尽管法律站在我这边，但我却铸成了一个大错，居然当众指出一位声望卓著、学识丰富的人的错误。”


　　这位律师确实犯了一个“比别人正确的错误”。在指出别人错了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做得更高明一些呢？
　　用若无其事的方式提醒别人。提醒他不知道的好像是提醒他忘记了的。
　　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你认为是错误的话，你这样说不更好吗？“唔，我倒有另外一种想法，但也许不对。我常常弄错。如果我弄错了，我很愿意得到纠正。”这将会收到神奇的效果。无论什么场合，试问，谁会反对你说“我也许不对”呢？ 其实，那才是科学的做法。有一次，我去访问著名的探险家和科学家史蒂文生。他在北极圈内生活了11年之久，他告诉我他正在做一项实验。我问他：“史蒂文生先生，你打算从实验中证明出什么呢？”我永远不会忘掉他的回答，他说：“科学家永远不会打算证明什么。他只打算发掘事实。”


　　那位因为正确而犯了错误的律师，如果懂得史蒂文生的思考方法，他就一定会使法官的态度宽容大度起来。
　　我们不少人都犯有武断、偏见的毛病，我们不少人具有固执、自负和嫉妒的缺点；一般都不愿改变自己对事物的看法。 罗宾森教授在《下决心的过程》一书中说过一段富有启示性的话：
　　“人，有时会很自然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人说他错了，他就会恼火，更加固执己见。人，有时也会毫无根据地形成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想法，那反而会使他全心全意地去维护自己的想法。不是那些想法本身多么珍贵，而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胁……。”


　　罗宾森教授所说的“人”确实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久以前，我请一位室内设计师为我布置一些窗帘。等到帐单送来后，我大吃一惊：费用远远超过了我所预计的。过了几天，一位朋友来看我，问起窗帘的价格，我告诉他以后，他说：“什么？这太过分了！他占了你的便宜了！你怎么会上当的呢？”我吃亏了吗？是的，他说的是实话。可是没有人肯听别人否定自己判断力的实话。作为一个凡人，我开始为自己辩护了。我说：“好货总有好货的价钱，你不能以便宜的价钱买到高质量的东西。” 第二天，另一位朋友也来拜访；他赞扬那些窗帘，表现得很有兴趣，说他要是负担得起的话，也希望在家里布置上这样的窗帘；我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了。我说：“说实话，价钱太高了，我也负担不起。我后悔订了这些窗帘。”我甚至为自己的坦白直率而自豪起来。 可见，如果对方处理得巧妙而且和善可亲，我们也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如果把难以下咽的事实硬塞进我们的食道里，结果就适得其反了。


　　如果你还想知道一些有关做人处世、控制自己、加快人格成熟的知识的话，不妨看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我立下一条规矩，决不正面反对别人的意思，也不让自己武断。我甚至不准自己表达文字上或语言上过分肯定的意见。我决不用‘当然’、‘无疑’、这类词，而是用‘我想’。‘我假设’或‘我想象’。当有人向我陈述一件我所不以为然的事情时，我决不立刻驳斥他，或立即指出他的错误；我会在回答的时候，表示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他的意见没有错，但目前来看好像稍有不同。我很快就看见了收获。凡是我参与的谈话，气氛变得融洽多了。我以谦虚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但容易被人接受，冲突也减少了。我最初这么做时，确实感到困难，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习惯，也许，50年来，没有人再听到我讲过太武断的话。这种习惯，使我提交的新法案能够得到同胞的重视。尽管我不善于辞令，更谈不上雄辩，遣词用字也很迟钝，有时还会说错话，但一般来说，我的意见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其实，富兰克林在这里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念——这只不过显示了他人格成熟的重要标志：宽容、忍让、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