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的战列舰是人类最杰出的发明之一，它笨重而强大，但航行起来却轻快敏捷，舰上所有的桅帆都安排得顺风易行。胜利号是历史上一艘典型的战列舰，这是以胜利号命名的第五艘战列舰。第一艘胜利号在十六世纪与西班牙无敌舰队战斗中是约翰·豪金斯爵士的旗舰。第五艘胜利号于1759年开始建造，1765年下水，但和平时期的经济使得这艘战列舰推迟了十三年才服役。1771年3月，年轻的霍雷肖·纳尔逊到理智号上服役时，胜利号就闲泊在查塔姆港理智号的附近。纳尔逊在理智号的甲板上就可以望见这艘有朝一日挂上他的司令旗的战列舰。
当时英国的造船厂基本上遵循传统的生产程序，所以胜利号和大多数其他的一级战列舰颇为相似。只是胜利号比其他姊妹舰稍大些，设计考究，比多数三层甲板船更能吃风，具备更优越的航海条件。这些优点使得胜利号成为那些有资格乘坐旗舰的海军将领们的宠儿。
胜利号战列舰就象一座高耸出水面的木质建筑，装饰华丽的船艉部排列着三层镶金边的舷窗，看上去犹如一座浮在海上的宫殿。
后甲板自主桅向后几乎占去整个上层甲板的一半。后甲板是舰上49名军官的活动场所，也是胜利号的整个艉部。在十八世纪军舰等级分明的制度下，任何普通水兵，除非上级传唤或需要执行某些特别任务，决不允许进入后甲板或艉部的任何地方。普通水兵的活动区域是上层炮甲板，舰艏楼(前甲板)以及下层炮甲板。这些地方拥挤得象伦敦的贫民窟，空气十分混浊，没有军官享有的那种舒适条件，水兵们忍受着这一切，他们不得不忍受。何况军舰上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比起当时英国穷苦大众如牛马似的生活来还是强些。
在军舰下面的两层炮甲板上，炮手们吃饭、睡觉、工作，都在那发射24磅和32磅炮弹的巨大的火炮旁。夜晚，不值更的水兵打开吊铺，挂在横梁的钩子上，悬吊在大炮上面睡觉。白天，放下顶梁上的木板，背靠着大炮吃饭。炮甲板的间隔狭小，上下不到六英尺高，唯一能透进阳光与新鲜空气的窗口是炮门。
下层炮甲板首端的挡水板，既可用来遮挡从锚链孔漏进来的海水，又可以作为牲畜栏，里面饲养着专供舰长及军官们食用的牲畜。牛、山羊、绵羊这类大牲畜被牢牢地圈了起来，但是鸡、鸭，偶尔也有猪溜过挡板，从甲板上窜过，甲板被污浊得象饲养场。下层炮甲板仅仅高于水线几英尺。一遇到海上暴雨天气，关上炮门，水就从前挡板溅进来，牲畜乱挤在甲板上，将近600名水兵在肮脏潮湿的黑暗中挤在一起，整个甲板便成了又吵又臭又黑的地方。
拥挤不堪的水兵舱，空气污浊，条件极差，生活在里面既艰苦又危险。天刚刚亮，水兵们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听到水手长刺耳的哨音和“全体**”的呼喊声，水兵们手扶着吊铺边缘的绳结，匆匆穿过下层炮甲板。一些未及时挤出去的水兵跌倒在甲板上。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穿上衣服，忍着吊铺绳结的刺痛，将吊铺捆好，送往上层甲板，然后将吊铺装入上甲板舷墙上的吊铺网中。吊铺有专门的绑法，用绳索将粗帆布缠缚七道，水手长使每一个水兵操作得正确无误。战时，舷墙可利用来遮挡小型炮弹，如有人落水，还可当作救生浮具。一个捆得结实的吊铺可在水上漂浮好几个小时。
水兵们一登上甲板，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劳动，冲洗甲板，用一种叫“圣石”的沙石打磨平甲板的裂纹。水兵们将磨甲板的沙石叫做“圣石”，因为一些小磨石正好和圣经一般大。甲板上还要撒上沙子，这样才便于磨平。人们干活时为了不损坏衣服，便将裤腿卷起来，但沙石却往往磨破人们裸落的膝盖。


早晨六点钟，水手长的哨子又吹响了，水兵们开始吃早餐。早餐一般是水煮燕麦和苏格兰咖啡。苏格兰咖啡实际上就是用白开水泡饼干，调成一种苦味汤水。
十八世纪的军舰上，食物数量一般较充足，但质量却极其低劣。一日当中主餐在中午，通常是咸猪肉或咸牛肉、饼干、豆粉布丁、啤酒，有时还有点黄油和乳酪。到了巡逻的后期，咸牛肉已干得很硬，只能切成赤褐色的碎丁，乳酪中尽是些红色的长蛆。即使是这样，饥饿的水兵吃起来仍是狼吞虎咽，一点儿也不倒胃口。至于饼干，虽然生了虫，还不是最糟的，这只不过是刚刚变质，蛆虫吓不倒饥饿的水兵，相反人们把蛆虫当作美味佳肴。有一位候补生描写说，“蛆虫好象牛犊蹄冻，吃起来清凉爽口。”但是到了后来，象鼻虫代替了蛆，饼干被虫子蛀成了碎末，失去它原有的营养。因此，如果人们在舰上捉到老鼠，倒不如吃老鼠。老鼠大部分时间钻在面粉里，裹了一身的白面粉，因此被人称作“面粉商”。一只剥了皮的大老鼠对于饥饿的水兵，可算是一种理想的食物。
正是这样的午餐扩大了皇家海军的两种等级之间的差别。一面，普通水兵们在下层炮甲板上悬吊着的餐桌旁吃着粗劣的食物，有时难以下咽；另一方面，军官、舰长和将官们却坐在餐厅，或自己的舱室里，享用着仆人送来的新鲜烤牛肉、烤羊肉，还有上等葡萄酒。然而，水兵们并不羡慕军官们的美酒，他们将晚餐后的那一顿劣酒作为自己的愉快享受。笛手奏起欢乐的乐曲，各餐室的代表各带一只木桶，放在甲板上，由一人分发甜酒和水。有些人如有雅兴，再在酒中掺些柠檬汁。柠檬汁含有维生素C，是发下来防止坏血病的。每个水兵分到的酒，非常浓烈，数量足以使人酩酊大醉。
酒后，不值更的水兵便可以睡觉，或在炮甲板前艏楼周围蹓跶蹓跶。担任值更的水兵必须坚守岗位，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一点点醉意都可能导致失职而受到鞭笞。
值夜是最辛苦的事情，尤其是军舰航行在寒冷而又有暴风雨的海区时。夜班时间为四个小时——晚上8点至午夜，午夜至早晨4点。值更者穿着与普通水兵一样单薄的衣服，在寒冷的深夜里实在受罪。水兵的衣服用帆布和棉花制成，没有合身的粗呢大衣和厚大衣。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皇家海军是不发制服的。
在十八世纪水兵的生活中，最残酷的要算处罚。当时海军各种法规繁多，稍有触犯，就要受到处罚。如出言过分粗鲁，就会被用脚镣锁在露天的上层炮甲板上(两脚锁上脚镣，双手反扣，平坐在甲板上)，直到舰长来释放为止。
鞭笞更加痛苦。惩罚的时间一般在上午11点。水手长的哨音和阵阵鼓声召唤全体水兵到上层炮甲板上去观看这杀鸡儆猴的场面。军官们站在后甲板上，衣冠齐整，佩着剑。前面站着纠察长和几名彪悍的水兵，双手被铐着的水兵由两名操舵兵押着。这时舰长问罪犯是否有什么要申辩的，罪犯一般缄默不语。“脱下衣服！”舰长一声令下，于是一人脱下他的衬衣。“架起来！”舰长亲自指挥道。操舵兵将罪犯双手捆在两根架子上。“先生，捆好了。”操舵兵向舰长报告。接着舰长宣读军纪中有关章节，所有到场者都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然后舰长对水兵说：“执行！”
一接到舰长的命令，水兵就取出九股皮鞭，向后一扬，使出全身力气，“哼”的一声，狠狠地抽下第一鞭。这一鞭在罪犯的背上留下了一道青黑色的血痕，随后几鞭，血痕更深，鞭打了12次之后，背部变得一片血肉模糊。每抽一鞭子，水兵都要用手指抹去鞭子上的血，甩到甲板上。身强力壮的水兵都爱吹嘘自己再抽12鞭力气也不会减，但一般要另换一名水兵接着抽。舰上的老水兵也向人吹嘘，他可以挨多少下鞭子一声也不叫。一些狂虐的舰长竟命令鞭打100下以上，没有人能够在这种酷刑面前不害怕。很少有人在这样的鞭笞下还能够幸存。


　皇家海军军舰上的生活并没吸引多少志愿者。少数小伙子梦想荣耀，报名上了舰，一些老水兵则是被招募广告所吸引，广告号召“忠实的勇士”与舰上老水兵和其他伙伴们一道共同为英王和国家效忠。对那些有特殊技术的水兵付给赏金。
　　然而，最有效的招募办法还是抓壮丁。强募队由六名强壮的水兵组成，在一名下级军官带领下，在港湾村镇乱窜，见到有海上生活经历的人就拉去“强迫”服役。早期，就是靠这种办法强行将人们征入几乎没人愿意去的严酷而危险的海军中。
　　这些强行征集的水兵一登上军舰，首先洗澡灭虱，然后分为四个组。第一组为二等水兵，这些人是有经验的水手，可以在桁瑞上高空作业。二等水兵每月可领取33先令，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工资。第二组是三等水兵，月薪23先令6便士，懂得甲板上的操缆技术。第三组是新水兵，月薪17先令6便士，他们只能干一些舰上的其他工作，如操纵下帆横支索，或当军官的勤务兵。第四组叫做“不值更的水兵”，他们会木匠手艺，会修船帆，或能当舰上军医的助手，他们不必值更。这部分人享有二等水兵的工资待遇。
　　一旦出海，军官们便着手将这些人训练成精干的水兵。二等水兵负责调整帆索，收紧、放松，直至军舰平衡为止。木匠们负责堵漏，制作战时修补弹孔用的木料，保证舰上的一切井然有序。炮长和炮手们将火药装入弹药筒。那些被戏谑地称作“厕所所长”的水兵们专门打扫舰艉军官住舱内的卫生间，使之保持整齐清洁。
　　在三层炮甲板上，炮手们要特别注意大炮的拉索，确保各门大炮不得松动。除实际战斗外，没有比这三吨重带轮子的巨大铁家伙活动起来更危险的了。随着军舰左右摇摆，铁炮猛烈地来回冲撞。据说，松动的大炮曾经冲过船舷，撞伤过后面的炮手。
　　军舰在驶往战场时，舰长按战备的规定，严酷地训练水兵。炮手们的射击速度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大骄傲。后来在尼罗河战役中成为纳尔逊忠实的“兄弟团”成员的科林伍德舰长，将他的炮手的射击速度训练到惊人的程度，平均每两分钟发射三发炮弹。


一天的日常工作开始了，早晨，纳尔逊海军中将常常和候补生们共进早餐。大伙儿吃肉，而他自己只用一杯茶和一小块土司。他在与部下共进早餐时特别愉快，很多海军候补生后来都忘不了他的快活神情。7点，他到后甲板散步，然后回到将军舱批阅文件或在特制的桌子旁办公，那张桌子打起仗来可以折叠起来放置东西，桌子和椅子连成一体，椅子下面藏着便壶。下午2时，胜利号上的乐队开始奏起乐曲，2时45分，响起熟悉的曲调“古老的英格兰烤牛肉”，3时，准时供应午餐。纳尔逊按资历轮流邀请舰长们共进午餐。午餐上一般有三道主菜：鱼、肉和蔬菜，还有新鲜的餐后水果。酒有三、四种，有时还有香槟，最后上来的是咖啡和甜酒。纳尔逊有晕船的毛病，所以吃得很少，有时也许只吃一个鸡翅膀和一点通心粉，喝一两杯酒。他的仆人用水把酒冲淡，并且提醒他，“不要多喝，会生病的。”然而，纳尔逊明白，对军官们来说，午餐可是一天的高潮，一般也得5时才能吃完。正如舰队的军医所描绘的那样：“如果有谁感到还不满意，那一定是他自己的过错，这里的服务质量是无可指责的，非常文雅和热情。”
午餐后，大多数人在乐队奏起的小夜曲声中在后甲板上散步。6时在将军餐室内喝茶和用晚点，8时喝混合酒和吃蛋糕。纳尔逊在大餐室中和舰长们亲切交谈，宽大的艉窗台上点着蜡烛，室内摆设着红木制作的桌椅、宽大的沙发、盛满水果的银盘、精致的瓷痰盂。他的情妇，埃玛的大幅画像显眼地挂在高处，俯瞰着一切。到了9时，舰长们才分别登上小艇返回各自的军舰。
即使在这样愉快的环境中，仍然有一种沉闷的气氛。有一位舰长以种芥菜和水芹来消磨无聊的时光；另一位舰长养了鸟，还有一位竟酿出了云杉酒。
下甲板的生活同样沉闷无聊，更加难熬。纳尔逊除邀请候补生们共进早餐外，还想用破格晋升的办法来提高士气。一名候补生救上了一个落水的水兵，纳尔逊提升他为海军上尉。然后他斜靠在艉楼的栏杆上，对其他候补生发表讲话，企图告诫大家不要对晋升上尉存过多希望，“弗林先生今天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他过去也做过许多好事，现特提升他为上尉以资鼓励。不过，今后我是不会只因营救落水水兵而提拔一位上尉的。”
纳尔逊一贯重视部属的健康情况。他向国内的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写信说：“一切军务之中，健康是件大事。军官预防水兵生病要比军医治病容易，你一定会同意我的这种看法。”他介绍了他使用的办法：派供应船到撒丁岛和被占领的米诺卡、马略卡岛上去，“寻找我认为对水兵最有好处的洋葱；使病员总能吃到新鲜的羊肉，如果能搞到还可以吃上牛肉，并有足够的淡水饮用。”
纳尔逊派出船只捕捞金枪鱼和鳗鱼，以弥补肉类食品的不足。纳尔逊特别希望弄到水果汁以预防水兵患坏血病。他派人到西西里搞到5万加仑柠檬汁，8400人平均每人每天分得一品脱。


英国海军与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交战时，双方的优秀军官集中在一起，他们都是社会的栋梁和海军的精粹。这些军官们不分哪一方，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属于上层人物。
西班牙军官都出身贵族豪门，他们瞧不起被**废除了贵族地位的法国军官。海军舰队司令维尔纳夫中将是8世纪时，曾与查理曼大帝打过仗的贵族的后裔，在他的军官中，有的人的贵族身份可追溯到12世纪。从时间上讲，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的贵族算是后来者，但这些海军军官中也有许多爵士和勋爵，他们同法国海军中的贵族一样，理所当然地享有一定的尊严。
的确，那种贵族的尊严，往往超出国家之间的敌意，与被俘的敌舰长互相寒暄并互赠礼品是件光彩的事情，有时甚至用白兰地来招待对方。可是军官对待自己水兵的态度却十分严厉。水兵和舰长谈话时，就象进教堂一样，要摘下帽子，水兵或许可以把舰长看成朋友——科林伍德手下的水兵就是如此——但在心里却把舰长当成恩主而不是同志，因为水兵的生死取决于舰长。18世纪的一位讽刺作家曾写道：“舰长就是一位海上的神明，具有无上的权威。可怜的水兵们崇拜他就象印度人崇拜魔王一样地虔诚。
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西班牙海军，舰上的一切都由舰长决定，舰长只回答他的舰队司令官提出的问题，舰上的管理严格还是松弛，残酷还是仁慈，这一切都取决于舰长。参加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各位舰长具有各种不同的爱好和性格。所以每艘军舰无不打上舰长个性的烙印。


英国水兵主要靠海上战斗来维持生活。即便是执行不大可能有仗打的海上封锁任务——也就是说哪怕是捞取战利金机会不多的差使，他们也愿意干。但是对在英国港口执勤或担任近海警戒任务却厌恶之极。因为这种任务单调枯燥，缺少刺激，相反只会给英国海军带来种种危害：军官专横跋扈，水兵偷盗行窃，营舍肮脏不堪，食品难以下咽，薪水微乎其微，以致许多水兵的家眷常常不得不沿街乞讨求生。
1797年的复活节早晨，锚泊在朴次茅斯港外斯皮特黑德的且6艘战列舰上，水兵们被压抑的忿恨情绪终于爆发了，水兵们赶走了65名最为众人深恶痛绝的军官，他们爬上军舰的前桅侧支索上，发出雷鸣般的三声欢呼，宣布反叛的开始，并拒绝执行出海巡逻的命令。
水兵们提出几项要求：每月适当增加几个先令的工资；改善伙食与病员待遇；允许定期回家探亲；不准那些最恶劣的军官再回到舰上；水兵们还请求英王宽恕他们的行为。斗争坚持了一个月之久。最后，当局终于答应了增加工资等几项要求，并同意宽恕他们的行为。
与此同时，停泊在泰晤士河口诺尔的十几艘军舰上也发生了骚乱，并且比前次事件更为糟糕。造反者的头目名叫理查德·帕克，过去曾经当过教师，他不仅提出增加工资等项要求，而且还以封锁泰晤士河相要挟。这实际上是一种叛国行为，谅解他的水兵廖廖无几，叛乱爆发后，战舰一艘接一艘地退出了造反的行列。叛乱后五个星期，帕克本人也向官方投降。理查德·帕克与其他28名叛逆者一同被绞死在全舰队最高的桁端上。


皇家海军——“精神病人的摇篮”
皇家海军历史上大部分伤亡不是来自作战，而是死于疾病，而单次作战行动中伤亡最大的要算弗农上将指挥的围攻卡塔赫纳，这次行动死于疾病的就高达8000人，其次要算海军少将弗朗西斯.霍西尔指挥的波托贝洛港封锁行动，那次死了4000人，两次行动之间只有13年之差，这还不算完，卡塔赫纳之战后一年就是死了1200人的海军准将安森环球之旅。那段时间真是皇家海军水手们噩梦般的日子。下面咱们就按时间顺序来讲讲这段和死神纠缠的时光。
在那个时代海上的生活是艰苦而危险地，危险不仅来自战斗，更多的是来自生活环境和当时的科学水平以及更致命的指挥官对此的认识。在1815年英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英国人平均的精神病率大概是每7000人中有1例，而海军中要比这高7倍，达到千分之一。
是不是皇家海军总是很不幸的征召到精神病患者呢？当然这个可能性蛮高的，很大部分水兵是从港口绑架来的，有些本身就来自医院，不过要说这就是主要因素那就有些过于牵强了。
实际上当时很多皇家海军的军官都有些疯狂的气质，有些人有奇怪的嗜好，例如慈祥的少将霍恩和亨利.约翰.鲁斯会让舰员们穿着小丑的衣服作战，苏格兰号舰长让士兵都穿上格子裙，宣布者号则被命令穿蓝白条纹制服，弗农号穿红色斜纹咔叽上衣，带红色羊毛围巾，前面几个可能还属于服饰偏好，那么尤尔特舰长让自己所有的舰员都把一只眼睛涂成黑眼圈就很有点不正常了。阿尔杰农.查尔斯.费希尔.赫尼奇则禁止任何人给他洗衣服，为了避免没衣服穿他携带了20打衬衣出海，在经过巨浪翻滚的合恩角时，大家都在向上帝祈祷，只有赫尼奇在想如何把脏衣服转移到一艘遇到的返回英国的船上带回家去。你要说他很干净吧，还真说不上，他为了把头发保持卷发每天早上要打两个鸡蛋抹在头发上……上帝啊，这得什么味儿啊？海军少将查尔斯.普罗特芬则是个非常保守的人，因为他做候补生时没有任何设施装个人物品并且没有牛奶喝，因此他也禁止任何人喝牛奶并且拥有装个人的箱子。这样的变态比比皆是，不得不让人怀疑皇家海军是不是特别容易催生精神疾病。
有人说烈性酒的供应是个重要因素，不过这似乎更容易造成肝损伤，这些让水兵麻痹自己来让自己在这么艰难而残忍的生活中能觉得好过一点的东西对他们的身体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天一品脱的朗姆酒虽然让那些臭水变得能咽下去，也让很多人承受着肝病的痛苦，而有些人则已经因为酒精中毒而处于疯狂状态；不过疯子多最重要原因恐怕是低矮的舱内横梁，无数人在上面撞破过头，诺森伯兰号的舰长沃森就是其中之一。
几百年里，皇家海军在战斗中经常表现出近乎疯狂的勇气，一是来自那种轻微的疯狂，二是集体性的酗酒后狂热。射击技术已经在无数次演练中变成了舰员们的本能，而醉酒后对其他事情反而难以分神去考虑，这对士兵来说反而是件好事儿。
那些显性的精神病指挥官其实造成的损失远不如那些看起来正常却执拗的，安森准将航海的1740-1744年坏血病实际上已经被人们所熟知，柑橘类水果能够有效避免坏血病也被作为航海常识，所以在安森时代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种疾病当做一个值得注意的威胁，除非在开始没有采取准备措施，恰好安森就是这样一个人。
安森选择了个最坏的季节出海，没有做好贮藏工作，使得他储备的水果在还没到太平洋时就腐烂了，接下来在巴西他也没有补给新鲜水果，更糟糕的是他给士兵吃的那种沃德博士发明的治疗坏血病的药丸，很多人吃了以后连续腹泻直到死去，但是安森仍然坚持让士兵们使用这药，结果就是死亡率高达60%，虽然安森在太平洋俘获了巨大的马尼拉帆船，缴获了价值50万磅的银币，但是有谁知道这个辉煌胜利之后有多少水兵的生命被无谓的挥霍。
与安森相比，1726年霍西尔少将指挥的远征加勒比海行动更加可怕，霍西尔比起安森来更执拗的可怕。对于加勒比海的热带疾病例如黄热病登革热等当时的人虽然还没有认识其传染机理，但是对它们的危险却已经很了解了，因此当霍西尔得到命令封锁波托贝洛港阻止西班牙宝船出港但是不得主动进攻港口时，他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726年英法还未宣战，所以当霍西尔到达波托贝洛港时，他被命令不得主动进攻港口，西班牙人也决定不出海，他们把金银卸下，将船锚泊在港内，和英国人耗上了。霍西尔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一根筋的本质，他选择了一个靠近沼泽的停泊点，然后始终没有换过地方，他似乎选定这里作为迎接末日的地方。从1726年6月到12月，英国舰队几乎成了死亡舰队，舰上唯一的活动就是死亡和葬礼。大量船员死于黄热病，因为他们的停泊点太靠近蚊子滋生的沼泽，当剩下的船员不足以操纵军舰时，霍西尔就驶向牙买加抓水手和当地人进行补充，然后再回到那个该死的锚地去执行他那见鬼的命令，直到人员再次减员到危险程度后他再次出去抓壮丁。霍西尔舰队的最初定员为3300人，但是整个舰队死亡的人数超过4000人，霍西尔本人也于1727年8月死于黄热病，接下来是继任的准将斯特罗，最后第三任指挥官少将霍普森也死于黄热 病。到1727年底，这场可怕的磨难终于结束了，讽刺的是霍西尔的尸体作为压舱物被叫做"幸福"的帆船运回了英国。霍西尔不知道疾病的危险么？他当然清楚，他给海军部的报告里报告说船员已经大量感染了坏血病和热病，每艘军舰上患者都很多，使得健康人也面临严重的危险。虽然清楚这一切，但是霍西尔仍然在没有目的的情况下顽固的坚持他的封锁行动，他所坚持的行动肯定会摧毁他的舰队，但是他仍然坚持执行了命令，和那些怯战的军官相比这种坚持实在让人无法作出评论。
弗农上将在13年后再次远征加勒比，令人遗憾的是他和英国议会以及海军部似乎都忘记了霍西尔的教训。这次战争的起因是由于所谓的詹金斯之耳，1739年船长詹金斯来到国会下院，向议员们陈词，讲述他遭到西班牙私掠船袭击以及虐待的经历，他向议员们展示了他装在玻璃瓶里被海盗们割下的耳朵。他说他在加勒比海遇到了那些长期以来掠夺英国商船的西班牙海盗，他们袭击了他的商船，把他吊起来打个半死，然后割掉了他的耳朵，并且命令他把这个礼物连同他们的问候带给乔治二世国王。下院群情激愤，詹金斯之耳成了报复西班牙的借口。1739年10月19日，英国向西班牙宣战，伦敦的钟声响彻大西洋。


皇家海军——“带木乃伊味道”的咸肉
外号愤怒上将的弗农坚决要求派出一支强大的远征队进攻加勒比海上西班牙人的巢穴卡塔赫纳，以恢复英格兰在西属美洲的威望。他使英国政府相信打击卡塔赫纳将会沉重打击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贸易，迫使他向英国商人开放港口，并打破其对秘鲁金银的垄断。为了执行这次任务，弗农要求提供9000名陆军来进行登陆作战攻克这一城市。此外他还担心拥有30艘战舰的法西联合舰队会对他的行动进行反击，因此要调集所能搜集到的所有战舰作为掩护力量。
但是英国海军刚刚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时期，海军中严重缺少水手，因此在陆军已经集结待命时，海军的船只还没有做好出航准备。结果舰队不得不滞留在港口里长达6个星期。结果就是士兵们在船上就耗尽了为远航准备的大部分食物，尤其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神奇的景象出现了，远征军在港口里就受到坏血病的折磨！而旁边的码头上水果和蔬菜满地都是，却从没有人想到把它们带到船上，在舰队出海前已经有60人死于坏血病。
这种事情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再次重演，不过那次演员是陆军。这次灾难太典型了，以至于咱们从皇家海军岔出来讲讲英国陆军的大糗事儿。
1855年3月，从克里米亚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英国人震惊，以至于他们不能坐视不理大兵的死活，因为死亡率实在是太高了。约翰.麦克尼尔爵士和亚历山大.塔罗其上校被派往克里米亚调查英军食品供应。
在斯屈达尔的野战医院，他们发现伤员和病人在恶劣的饮食下简直是在送死。当时英国士兵冬天的主要食物是腌肉和饼干以及很少的蔬菜，全无新鲜肉食和蔬菜以及新烤的面包。而且即使这样的食物士兵们也通常只能得到半数，有时则根本得不到任何食物。
1854年圣诞节，贝尔上校的团竟然没有得到口粮，结果上校和一名军需官打了一架才得到少许鲜肉，但肉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士兵们没办法把肉做熟。但是无论如何在那种气候下如此长期的战争中士兵们无法靠咸肉和饼干维持健康，更不用说士气了（一天保证一顿热食是维持士气最好的办法，当然那绝对不能是煮咸牛肉）。那种可怕的咸牛肉不要说吃，就是闻一下今天的诸位可能都要吐出来。那东西按照一名皇家海军水手的说法是“它一定是从天主创世之初就被放在木桶里了，当它被烧煮的时候，你所能闻到的那种味道就像一具埃及木乃伊所散发的味道。”
它的别名叫做盐骨头，因为它很咸并且硬的像骨头一样，厨师们不得不用斧子和锯子来对付它。它储藏的时间也超乎想象的长，1839年达尔普林船长在阿松森岛的仓库发现那些咸牛肉是1809年腌上的，这还不是最可怕的，1870年海军水手发现他们吃的咸牛肉是1805年装进木桶里的。有一片牛肉实在是太硬了，一名水手把它雕刻成一艘战舰的外形，用砂纸磨光，然后钉在战舰的横梁上。几十年后它撞破了很多忽视它存在的颅骨，自己却发出红木般的光泽。
很多人吃了咸牛肉后就会腹泻，大量的牛肉因此被扔掉，有的步兵团一天就会扔掉几百磅。即使有鲜肉，军需官也会用咸肉代替，因为“分发鲜肉太费事了”。对于军需部门来说，分发鲜肉比分发咸肉麻烦，烤制新鲜面包比分发成袋的饼干麻烦，所以他们为了自己少点更省事而选择让几千人死于粗劣伙食。
说起这个饼干，也是一种奇物，大家注意过怒海争锋里船长宴会上那从饼干里爬出的虫子么？
硬饼干上的象鼻虫和蛆是整艘船上最公平的，它对不论船长还是水手都不会厚此薄彼。饼干经常为几十代象鼻虫和蛆提供住所，水手们想出了一个消遣来清除那些虫子，他们把饼干放在袋子里，里面放上一条鱼，这样那些蛆就会爬出饼干爬到鱼上，把鱼扔掉饼干里的虫子就会少点。
最糟糕的是这种可怕的食物，陆军士兵得到的还不足，塔罗其做的调查显示，英国水兵日常口粮28.5盎司，黑森雇佣兵中32.96盎司，克里米亚英国陆军士兵只有23.52盎司，这食物量还不如同期苏格兰场里的犯人，他们每天得到25.16盎司，而且其中包括面包、蔬菜、鱼、牛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需要在那么恶劣的气候下露宿并作战。


士兵们几乎完全是靠朗姆酒和饼干活下来的，因为咸牛肉会导致肠炎，有人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1854年10月1日至1855年4月30日，克里米亚英军死亡35%，这样大量的死亡并非是由于特别恶劣的天气，而是由于在寒冷的天气里劳累过度、暴露于潮湿和严寒中、不合理的食物、不充足的衣物…….”。
也不能说后勤部门从未考虑过给士兵们提供蔬菜，1854年11月4日，150吨蔬菜被先驱号运到巴拉克拉瓦，但是当船离开博斯普鲁斯时没有弄好符合英军标准的文件，结果官员们为账单和标签争吵到食物腐烂丢进水里。从11月到3月，英国士兵每个月只能得到两个土豆和一个洋葱。拉格伦勋爵曾经命令给士兵们每天分发两盎司大米，以对抗坏血病，但是军需部门宣称尽管有大米，但是没法分给士兵，因为士兵们没有容器携带这种非常规补给。
在巴拉克拉瓦英军有大米、土豆、豌豆和大麦，这些会给士兵健康带来很大好处的食物被军需部门拒绝，他们告诉拉格伦勋爵，这些不在他们的条例上。
坏血病如此严重，但是却被军需部门的愚蠢行径进一步加剧，1854年12月10日爱斯基摩人号带来了278箱近两万磅酸橙，这本来是治疗坏血病最好的药物， 但是从12月10日到2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些酸橙在爱斯基摩人号上一动未动，因为军需部长菲尔德认为告诉军队酸橙已经到了不是他的职责。
塔罗其的报告中称：饼干对患有坏血病的士兵尤为残酷，他们只有忍着牙龈发炎的剧痛来吃饼干。面包可以再巴拉克拉瓦的居民手里买到，但是其价格超过普通士兵的承受能力。
菲尔德的蠢事还有的是，他命令将生咖啡豆运到克里米亚，因为生咖啡豆不容易在运输中受潮和发霉。但是士兵们怎么对付这些东西呢？第一燧发枪团的团长这样说： 定量配额的生咖啡豆被分发下来，这只是所有不幸的笑柄。没有东西用来烘烤咖啡豆，没有工具来研磨，没有火没有糖，除非我们像马吃大麦那样生吃它。除了他们已经做的：把它扔到泥土里，我实在想象不出士兵们还能用它做什么。
决不能责备士兵们缺乏创造力，他们用炮弹来碾碎咖啡，用咸牛肉做燃料烘烤，不过随军医生说，那些粗糙加工的咖啡实际是一种对士兵身体有害的不洁混合物。对了，菲尔德的仓库里还有2700磅茶叶，他把它们忘记了。
除了吃的，被服供应上克里米亚战争的英国陆军也堪称灾难，克里米亚冬天很寒冷，士兵们都在自己脚上套上几双袜子，这就使原来的靴子显得小了，并且那些靴子质量极其糟糕，在潮湿泥泞的环境中几天就会鞋底脱落，比如说2月1日第55团接受检阅，他们在一片泥泞的黑土上走过后所有的靴子底都被泥粘掉了，士兵们只能穿着袜子继续完成检阅。
后勤部门称根据女王授权制定的服役条例规定，士兵每三年配发一次军大衣和靴子。刚开始英国士兵们看到土耳其盟军从死尸身上剥下靴子 甚至抢劫墓地里的死人时吓得目瞪口呆，但是不久后他们面对穿不穿掉底儿鞋的选择时也很快加入其中。伊夫林先生当时还是一名军校学员，他花了10先令托一名水手到墓地去找些俄国人的靴子，并对找到的东西很满意。
当士兵们在克里米亚登陆的时候，士兵们被告知将背包留在运输船上，结果当士兵们登陆以后登陆船开走了，六个星期都没有再回来，于是士兵们六个星期都没有换洗衣服。在潮湿的环境中士兵们穿着整天湿漉漉的衣服，裹着大衣躺在毯子上，毯子直接铺在潮湿的地面上，没有任何东西来阻止潮气对身体的侵害，几千张草垫运到克里米亚后却没有干草填充，4万件加厚大衣和靴子随着王子号在11月14日沉没，到11月底有1.2万件大衣运到巴拉克拉瓦，但到次年1月，仅仅发放了3000件，9000件军大衣呆在仓库里，士兵们却在寒冷中挣扎。小块地毯倒是不断运到，到1月就有2.5万条，但是没有人把它发给部队，仅仅有800条供给了各指挥部门，因为那是给军官们使用的。
归根结底，士兵们不是死于俄国枪弹，也不是死于疾病和严寒，而是死于那混蛋的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