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以前在她迷茫的时候我还开导过她

没什么可以绝对今后的好坏 信命理会活得容易的多

十年后我在北京的地铁站遇见了她。孩子快要满月了，她脸上的笑像十月温暖的阳光。而我还没有固定的工作，手里攥着的十块钱不够一顿午饭。她没有认出我，因为我的头几乎埋到了胸口。密集的人脸的暴政压迫着我。整点的钟声想起，我不属于这里。

真伤心，先哭一盒卫生纸

又过了十六年，正匆匆赶去学校的她偶然路过了我的葬礼现场。她的孩子给隔壁班女孩的情诗掉到了老师手里，据说用词是不堪入目的。

说是葬礼，也许叫纪念会更好。那时我已经死了一年多。一群充满热情的青年刚从粗心的出版商口中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他们在广场上开辟了不大的一片空地，摆上一摊充满斗争色彩的小说，高举着喇叭说道：“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据说他们还在网上淘到了我的骨灰盒，并按照我的最后一本书上所写，将我最后的遗产抛在董桥的墓前。

还是把物理刷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