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就是觉得这帮人特别帅」,访《再见乌托邦》导演（转）

窦唯的专辑[黑梦],这麼多年来一直在我的架上
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第一次听到窦唯的[黑梦]时
倘佯在血液海洋裏的感觉
我没有打算过改变我对那时的窦唯的感觉
所以我也就没有打算过忘记那个年代
这样子的我
看见台湾的[破周报]这篇访问
就很想把访问转载在这里

这里内容是我节录过的
想看完整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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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谢谢[破周报]借我转载

回忆八零年代末期的他曾言：「当时觉得真正的生活方式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它是人性的、破坏道德的，但生活方式是对环境的一种态度，这给我们激情，还有同甘苦共患难的气质。」
然而一切在1993年间产生变化，那年台湾滚石唱片在北京王府井饭店替窦唯当时的黑豹乐队发行白金唱片,
1994年《北京青年报》张楚、何勇与窦唯成为报导主角，前两次该报与摇滚相关报导分别为Nirvana乐队主唱Kurt Cobain,与当时唐朝贝斯手张炬的死亡。该年三人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垃圾场》与《黑梦》高踞该报销售排行榜前三名，皆由台湾魔岩发行，被称之「魔岩三杰」；
乐评颜峻口中过著波西米亚、反体制日子的一群「氓」,并在同年登上香港红勘体育馆的舞台，成为「摇滚中国乐势力」。
然而随著国内盗版兴起、魔岩与其所持的资金离开大陆。

破：您曾於访问提及《再见乌托邦》拍摄构想的来由是因为好奇;吴柯—-当时[做梦乐队]的吉他手-—的何去何从。怎麼在20年后想起这号人物？
盛：他是莫名出现在我大脑里头，我也挺奇怪在2007年想到他。虽然他是推动这部片拍摄的主要力量，但其实还是自己想拍。
他16岁进入摇滚乐，并且是在进入摇滚乐后离开世间的，可以说他带领我们进入这20年的摇滚生活。另一方面，这部片之后出现的山东男孩小畅也是16、7岁，也把摇滚乐视作人生最重要的事。但是小柯面临的环境与社会完全不同於小畅，片末我们看见一个充满商业语汇的访谈。两个人就像是轮回的概念。
我说这部片不是在讲摇滚乐的电影，而是八零年代改革开放的进程。
小柯的遭遇不是这圈子仅有的，可他不像后来（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人们用各种方式，譬如发纪念专辑来怀念他。张炬有著Rock & Roll高大的形象，那小柯就是很阴柔。玩摇滚乐都像张炬那样高、帅，可我认为那是摇滚乐的外在层面，内在可能是小柯这样一个很小的孩子，很阴柔、很漂亮，但是很脆弱。

破：2007年您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拍摄此片，累积了130多个小时的素材。在拍摄过程中，如何处理个人面对被拍摄者的情绪？
盛：事实上，在北京party上或live house内相遇时，我们还是会聊天，可是肯定不像以前密切联系。基本上是隔离的，只是打打招呼呀。但还是会听到一些老朋友发生什麼事情。当我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是高兴的，大家又开始聊天、回忆一些东西，但我还是把问题带往我想要的地方。
我的录音师是一个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也玩摇滚。一开始我跟他说你别太兴奋，可他还是很兴奋。在拍摄过程中，很快地他觉得这些人怎麼那麼惨，以为他们开凯迪拉克、戴钻戒、带小弟。我其实心底也挺不舒服。因为我知道他们当下生活状态，而且要他们在过程中来回以前跟现在，全部说一遍。
比方说访问吴柯父母，这些年他们没说肯定是不想说。我透过祝小民—吴柯的吉他家教—跟他们父母说为什麼我要拍这部片子，他们后来可能也觉得儿子必须出现在这部片。第一天访问的时候就慢慢地聊，我就发现每次他们看你的眼神，知道他们在等待一个时刻把故事说出来。心情会很不舒服，真的不舒服，但只能这样。


破：影片当中的小畅从北京练团室回到自己的山东老家，环境与其他受访者背景形成强烈对比；为什麼特别保留村里孩子放烟火一幕呢？
盛：那一段是把整个影片拉回现实环境里，对我来说生活里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用了一个长镜头，从遥遥的天空回归地面。
小畅这个孩子很有意思，象徵著农村的改变；片末的他口中吐出「版权」、「独家」、「签约」等商业术语，我一直在问：这是他真正的理解，还是外界灌输给他的东西？因为他对音乐的热爱，与外界灌输给他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小畅回去的那个村子，其中大多数年轻人在外地（譬如青岛）的工厂工作，有的穿珍珠项鍊，有的在电线厂。小畅虽然是村里唯一搞音乐的，但其实他们手机里存了很多的歌，用著山寨手机播放特别大声的歌。
小畅回家其实是和张楚回家那段作并置的。可后来张楚不想让其他人打扰家人生活，所以我只能匆忙地赶到机场拍他上飞机。那一幕他指著前面女士裘皮大衣问著：「这妈妈穿的是真的吗？」露出了笑容，当时他那种孩子气的单纯全回来了，我看了也特别感动。

破：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作为摇滚乐世代，那麼当许多向往自由的年轻人来到北京树村之后，您怎麼看待树村来来去去的青年呢？难道这个世代的大陆年轻人没有摇滚乐了？
盛：树村出现时，我已经离开摇滚圈去搞戏剧了。树村引领一批年轻人到来，向往著乌托邦生活、自由的生活。大家都愿意享受自由，但都不知道自由背后的代价是什麼，就奔著自由来了。
那时我觉得大陆年轻人开始强调自我、如何变成有个性、与众不同，当然其中有人有理念与梦想，可向往自由生活。走了一批、来了一批，这生活很爽，可爽是不够的，还得吃饭。他们追求是一种形式上自由，而不是心灵解放。那种自由还是肤浅的。总有一天觉得不行就跑了。体会到真正自由的才会留下来。
八零后第一代独生子女历经了20年的迅速变化，比起其他几代更有他们的独特性。但我觉得他们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所以有可能被牺牲。社会变革往往有人会被牺牲掉，这边总是用牺牲来换取社会进步、这是往前走的一个代价。
现在出现更多年轻乐队、更多形式与表演地方，不是没有摇滚乐，而是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年代了。我在北京Mao Live house看便利商店或果汁VC也会很激动，可是慢慢听下去，三首、五首就知道他们与我们不同在哪。

破：会担心观众带著一种怜悯的态度关注这群不再是舞台上巨星的人们？
盛：我想是最重要是他们已经面对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过去被抛在空中的感觉。
片中何勇坦然清楚地述说关於他的精神状态。我想，观众觉得他们是不是巨星并不重要，重点是这些人还想在当下环境继续做事，他们已经不在那个神台上，也没希望回到当年状态，而是想著当下，思考能不能用音乐与现实发生关系，我想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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