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在1863年下半年取得的军事胜利对联邦和邦联的内政产生了强大影响。在波托马克河以北，这些胜利完全改变了过去半年一直在加速发展的后方对前方的支持日益减弱的现象。特别是葛底斯堡战役使北部人民兴高采烈，恢复了信心。一位纽约人得悉宾夕法尼亚这一战役的结果后写道：“这次胜利所产生的后果是无可估量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政府的力量都增强了好几倍。……铜头蛇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但是，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前，铜头蛇的势力已发展壮大，他们几乎使社会濒于分裂，在政界要重新组合，并使北部的战争努力发生动摇。


瓦兰迪加姆与铜头蛇争夺权力
　　 1863年春，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正在俄亥俄州竞选民主党的州长提名。他在寻找一件有助于自己作出牺牲并得到提名的事件时，发现伯恩赛德将军无意中成了他的盟友。伯恩赛德的政治判断力表明并不比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所表现出的军事判断力好些。他被免去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职务后，便被任命为俄亥俄军区司令，司令部设在辛辛那提。 [ 注：联邦军和邦联军都建立了名为“军区”的地区军事组织机构。每个军区由一位负责指挥的将军领导，负责军区管辖范围内的作战和军事行政事务。某些军区的边界线和名称经常改变，这对研究南北战争的人来说，是产生极大混乱的根源。最活跃的联邦军区设在作战地区以及被占领的邦联各地。然而，联邦各边疆州以及北部各州亦自行组成军区。部队在这些军区内负责击退入侵、镇压内部暴乱、防范间谍活动及破坏活动，负责征兵等。在1863年，俄亥俄军区由田纳西河以东的俄亥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歇根和肯塔基各州组成。 ] 在这里，他发现自己身处铜头蛇的老窝，而此时又恰逢反战情绪上升时期。4月19日，他发布“将军第38号通令”，宣布他的军区将不再容许叛国行为。


身穿蓝军装的黑人
　　瓦兰迪加姆事件是在民主党人畏惧黑人的心理日渐增强的情况下发生的。政府决定招募各黑人团队，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1863年2月，一位反对黑人士兵法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大发雷霆道：“这是个白人有、白人治、白人享的政府，应该由白人来管理、防御、保卫和维持。”43位民主党国会议员签署了一份环形签名请愿书，谴责征募黑人士兵是共和党企图建立“黑人与白人一律平等”的邪恶的阴谋的一部分。
　　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黑人士兵为北部而战的一个后果就是把取得人身自由的**向种族平等推进一大步。这很早就是北部黑人和废奴主义者的目标，他们要求把招募黑人入伍放在首要地位。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的那样：“一旦让黑人获取黄铜色的人身特权证，让他带上饰有鹰像的衣扣，让他扛上一支滑膛枪并在兜里装上子弹，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否认，他已获得了公民权。”
　　尽管黑人在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中都曾持枪作战，但他们后来很快地被解除了武装。1792年的一项联邦法令禁止黑人参加州里的民兵，而且也没有任何黑人获准参加正规军。1862年，反蓄奴制的将军们在堪萨斯州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占领区招募黑人士兵时，政府就不予支持。只要北部仅仅为恢复联邦——原先的联邦而战斗，那末林肯政府就会认为不得不让这场战争一直成为“一场白人的战争”。
海军中的黑人
　　然而，海军历来有一些黑人水手。战争一爆发，联邦海军就不管什么人都用，其中包括来自北部各海港的自由黑人和来自南部的逃奴。他们大都以奴仆身份当司炉和抬煤的脚夫，但也有些黑人执行战斗任务。早在1861年8月，在成功地袭击哈特勒斯湾要塞时，就有一队由逃奴编成的炮手在“明尼苏达”号旗舰上操纵一门大炮。九个月后，一个名叫罗伯特·斯莫尔斯的南卡罗来纳奴隶立下了这场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战功之一。他在查里斯顿港强行夺取了邦联舰只“普兰特”号，驶出港口投奔联邦封锁舰队。在战争后期，斯莫尔斯“舰长”就在联邦海军当领航员，之后，进入政界，开始其杰出的从政生涯。总计有好几千黑人在联邦海军服役。他们在海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部对征兵的反抗与骚乱
　　虽然穷人和国外出生的人都按适当的比例担负战斗任务，但是，征兵对这些群体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最大。联邦征兵法成了民主党人和民族文化论者反战的触发因素。民主党的报纸和政治家煽动反对征兵的情绪。当兵打仗去解放黑人的前景加倍激怒了畏惧黑人的民主党选民。在一些城市，反对征兵的抗议变成了暴力行动。在中西部巴特纳特的几个区，武装团伙袭击并谋杀了征兵官员。
　　反征兵和反黑人的不满情绪犹如两颗火星，在纽约市引发了一场大骚乱。骚动于1863年7月13日开始，爱尔兰工人和妇女组合的暴民横行大街，火烧征兵办事处，抢劫和焚烧共和党的要员的住宅，企图捣毁《纽约论坛报》大楼未逞。暴民们的主要目标是黑人。在一片“杀死黑人”的喊叫声中，他们至少杀死了十几个黑人，烧毁了黑人孤儿院。由于大部分民兵已开赴宾夕法尼亚州参加葛底斯堡战役，所以这座城市像滚雪球一样迅猛增长的暴力面前，不堪一击。在骚乱的第四天，**和从宾夕法尼亚州匆匆赶来的几个团的士兵终于控制住纽约市。波托马克军团的部队向暴徒开枪射击，其无情的程度与他们两星期前在葛底斯堡枪击叛军不相上下。这次骚乱所造成的损失令人咋舌。当时估计的死亡人数高达1,200人，但最近的研究已把数字降到大约120人，其中多为被**和军队杀死的暴徒。这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一场骚动，生动地揭露了美国社会日趋紧张的种族、民族和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


骚动的后果之一是：中层和上层纽约人的反爱尔兰人情绪重新高涨，这接着又在1863年7月以后几个月中成为对民主党主和派普遍抱反感的组成部分。民主党人，即使不是铜头蛇，也在这种强烈的反响中进退两难。西摩州长的威望受到最严重的损害。他在发生暴乱的第二天赶到纽约，企图说服暴徒们平静下来。他发表了一篇讲话，一开头就称暴徒为“我的朋友们”。共和党报纸从未使他忘记这个错误。的确，许多北方人认为，西摩的不少讲话都责难解放奴隶、责难征兵，因而煽起这场骚乱的责任。


邦联内部在政治上的不满
　　如果说，1863年下半年发生的事件在北部使联邦事业和奴隶解放事业得到迅速发展，那末在南部，这些事件却使长期无法摆脱的政治不和的苦难变得更为深重。
　　过去，老南部一直为其政治领导而自豪，就像他们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自豪一样。这个地区出了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杰克逊、卡尔霍恩和克莱(生于弗吉尼亚)这样一些人物，因而它深信它的政治家以及士兵会使北方佬感到自愧不如。由于许多南部人寄予的期望如此之高，所以政治领导平庸的现实给予他们一个震动。除经济资源的动员以外，再没有哪个领域像对政治领导的动员那样清楚地显示出北部的优势了。一些州长的例子颇具启发性。南部的几位州长与其说是起建设性作用，倒不如说是起绊脚石作用。把他们与生气勃勃的北部州长——特别是马萨诸塞州的安德鲁、印第安纳州的莫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柯廷——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


　　邦联国会也没有对战争努力作出什么积极贡献。其许多立法不是无足轻重，就是为时过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直到战争进行了一半时，它都未能通过一个全面的征税法案。对有些重要法律，动辄予以废除或修正，因而产生混乱，不可能实施。国会议员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吹牛皮和满口脏话的演讲上，或耗费在立法程序的细节中，或互相攻讦上。两院经常召开秘密会议，不公布任何辩论记录，于是，一些夸张的和令人不安的有关幕后情况的流言四起。可是，斯蒂芬斯副总统却挖苦说，国会召开秘密会议大概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可使立法机构的一些最不光彩的场面免得张扬出去”。


本章完，虽然没有战役，但总比12章后半的“经济学”容易理解吧。哈哈哈。大家还请一起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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