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9日，一辆灰白色的小货车奔波200多公里，把佘祥林的生活从雁门口镇搬到了宜昌市。除了冰箱、彩电、饮水机等几件简单的家什，佘祥林只带了在监狱里写的7本日记。 

那是一段已被封存的记忆，而他目前还不想公之于众。 

搬迁的决定是春节做出的，那是一个完全不像春节的春节。 

2005年除夕，只有佘祥林在老家陪着父亲。在用赔偿金盖起的崭新大瓦房里，佘祥林不可抑制地想起了12年前的那顿团圆饭。那时，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的张在玉离家出走不久，好在父母、兄弟和女儿都在家，破败的土坯房里还有一些过年的气息。谁也不曾料到，那竟是这个家庭最后一次温暖的团圆饭。数周后，佘家附近的水塘发现无名女尸，佘祥林作为嫌犯被捕，接着就是连串的悲剧……

2005年，出狱后的佘祥林走过自己的祖屋，当年妻子从这里出走，他在这里被捕�

往事让佘祥林有些失控，他突然对父亲说：“我不想要这么多钱，不想住新房子！” 

一向性格坚毅的父亲深深垂下了头，用鸭舌帽遮住眼睛，坐在那里，足足20分钟没说话。佘祥林似乎看到了父亲的眼泪，并为自己刚才的冲动悔恨。 

破坏节日气氛的不仅是感伤之情。外面鞭炮声噼啪作响，佘家人流不断，但不是亲友和乡邻。这些不请自来的造访者，或要求采访，或请求佘祥林帮助申冤。 

出狱后，接待造访者几乎成了佘祥林生活的全部。不忍拒绝别人的他成了“媒体明星”，并给外界以理智、达观甚至幽默的印象。但人们显然忘记，每一次造访事实上只会再次撕开佘祥林试图忘却的伤口。

11年的牢狱生活严重影响了佘祥林的视力 　　　　关军�

该结束了，佘祥林对自己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必须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经朋友帮忙牵线，女儿华容获得在宜昌某学校免费求学的机会。想“与女儿一起成长”的佘祥林匆匆搬去了宜昌，甚至连兄弟佘锁林和佘梅林也未提前告诉。 

他和华容都不想再被打扰。他换了手机号码，也只告诉了最亲近的几个人。 

然而，相对的安宁只维持了三五天，就有河南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诧异的他忍不住一再追问：“你们从哪搞到了我的号码？”更多的采访电话在愚人节前后不期而至——去年的4月1日是他出狱之日。 

佘祥林转而死守下一个秘密——新家的地址，坚决拒绝任何记者到家参观的请求。他只说自己租了一处房子，同时吃力地描述那个房子光线的幽暗，摆设的杂乱，家具的寒酸，以致不好意思接待客人。 

事实上，佘祥林已在这座城市有了100多平方米的新家，客厅宽敞，装修时尚。可惜，缺乏提防之心的佘祥林还是不小心泄露了秘密。4月初的一天，当他赶回家中，发现不请自来的客人已经坐在客厅里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人们好像戴上了面具 

“我得去买一副太阳镜。”4月6日下午，走在宜昌闹市的佘祥林做出一个决定。商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不很强烈的阳光，但这已让他的眼睛感到不适。11年的牢狱生涯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尽管经过治疗，他的视力依然只有0。1。 

这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理由。内心深处，佘祥林更怕随时会有行人认出自己，他不喜欢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 

当他还在雁门口镇时，佘祥林通常一个星期不下楼，偶尔出去就戴上一顶黑色棒球帽；如今，他的头发已长到能遮住前额，于是试着摘掉棒球帽，只是依然还是急匆匆地走路，尽量不和同一小区的住户搭讪，也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吃饭都特意选择小餐馆。 

在胜利四路的一家私营眼镜店里，佘祥林看中了一副偏光太阳镜，他问了价格，只是不知道怎么鉴别镜子的货色，怎么讨价还价，眼镜被他几次拿起又放下。“唉，买不好，明天叫一个朋友来帮我买吧。” 

就要走出去了，他忽又折返：“算了，还是买了吧。”他按照老板开出的价格掏了钱。 

在宜昌，佘祥林还是有一些朋友的，其中《三峡晚报》的编辑秦发在华容求学和买房上帮了大忙，是佘祥林最为信任的人，经由秦发，佘祥林又认识了当地不同职业的一些朋友。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佘祥林都渴望着朋友的指点，但他很快发现，朋友们不会事无巨细地教他，他们担心这有伤他的自尊。 

其实，在这些事情上佘祥林没那么敏感，他明白自己被社会丢下了，必须追赶。 

去年到广州治疗眼疾，佘祥林第一次坐地铁，他先悄悄站在一边，看别人怎么买票，怎么投币。用差不多同样的方法，他过去一年的收获还包括：学会了使用电话卡，学会了播放影碟机…… 

“我还知道了现在的人怎么送礼。”佘祥林说的是去年下半年的经历。 

雁门口镇上，一个做食品代理生意的朋友请佘祥林去“帮忙”，实际是想让他熟悉社会。在朋友那里，佘祥林见到一种“提货卡”，名片大小，背面一般都打印着三四种商品的名字，名烟、名酒、名茶等等。对于“提货卡”，佘祥林琢磨了好几天，最后还是从朋友那得到答案——这是餐厅等店铺的老板“回馈”公款消费的老客户的。“你以为现在送礼还像以前那样，拎着大包小包串门啊。”朋友笑着说。 

“这张卡片能做什么，要是不问，累死我也想不出来。”佘祥林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继而又悲观起来：还会有多少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啊？ 

2005年7月，湖北京山县的一家大型超市里，佘祥林选了一罐八宝粥，直接掏出钱递给旁边的导购小姐，要求结账。 

导购小姐乐了，很显然，现在没人这么开玩笑了。“先生，请到那边收银台交钱。” 

“谢谢。”佘祥林的神态毫无戏谑成分，“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进超市。” 

染着棕色长发的导购小姐依旧将信将疑。他的遭遇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面前这位男子，从1994年直接来到了2005年。

出狱不久的佘祥林和女儿华容在自家的小麦地里嬉戏�

类似的催促，也会来自佘祥林年迈的父亲。 

家人急切的关心，让佘祥林几次想揭开内心深处的那个秘密，甚至接受采访时，他会失口说出“或许会在今年成家”。 

但他终于还是忍住了，除了两三个知情的朋友，他打算把自己的爱情秘密继续保守下去。不是因为害羞，而是煎熬。 

对于现在的他，爱和婚姻属于那种幸福的烦恼，他拿不定主意。 

2005年4月初，佘祥林出狱后直接被送入湖北沙洋监狱总医院，监护十多天。医院里来了数以百计的记者，差不多同样多的信件也堆满了病床床头。因为视力不好，他只看了其中几封，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几乎没回过信。 

有一天，采访的间歇，阳光恰好柔和地洒到床头，佘祥林随手拆开一封信，像以往任何一次拆阅一样随意，他把眼睛贴上去，吃力地把信读完。 

字里行间全是关切的问候，有一点同情，但被涂抹得很轻淡。从语气上判断，佘祥林感觉这是一个男青年，感情表达得真挚而克制。他坐起身。收到那么多信，这是他第一次回复。事后他说，难以解释是什么触动他拿起了手机。 

“当电话那边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我非常惊讶。”通过交谈，佘祥林得知，那问候来自一座遥远的江南城市。 

令佘祥林惊讶的情节还在继续，女孩千里奔波，竟找到了佘祥林在雁门口的住处。离开后，她在电话里告诉佘祥林，她把一笔钱偷偷放到佘祥林家的某个角落，希望他拿去补养身体。 

接下来，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探望。 

交往多了，女孩渐渐对佘祥林流露出爱意，这让佘祥林无所适从。 

第一次婚姻的不幸及由此带来的人生悲剧，一直是在他心头上的一块阴影，而阴影显然还在。在沙洋监狱总医院住院期间，看望佘祥林的人里不乏善良纯真的女孩，当着记者的面，有人大方地伸出手，希望佘祥林体会到来自异性的温暖。这时，佘祥林总会猛地缩紧手臂，身子躲向一边，神色紧张。 

那个江南女孩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年轻，又有不错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更增加了佘祥林的心理负担。 

结束这段感情吧，佘祥林一次次提出，一次次被否决。但对方的坚决不足以驱散那块巨大的阴影。 

佘祥林说，自己的下半生还会为一两件事而大悲，恐惧是“绝对绝对不会再有”，而在婚姻这件事上，或许就是一个例外。 

新的一步 

佘祥林来到宜昌已经20多天，马路上车流依旧浩荡，餐馆里人声依旧喧嚣，人们按部就班地过生活，新的城市移民们也在努力适应这一切。 

几天前，佘祥林和女友在街上行走，鬼使神差地，他三次把一张10元钞票遗落，三次得到路人善意的提醒。这让他心里温暖了许多，“这里的民风还真不错。” 

佘祥林告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他对宜昌很有好感，但自己真的不喜欢住在城里。对于新生活，他不适应，不想适应，却又不得不适应。“一旦女儿大学毕业，我可能找一处宁静的乡村。” 

“在宁静的世界，你不怕胡思乱想的时候更多吗？”朋友反问。 

“这个我也想过，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佘祥林无助地摇头，“我是不可能寻短见的，但是说实话，真的很想遇到什么横祸，就这么结束算了。” 

刚出狱时，弟弟佘梅林曾这么对他说：“小子你活不了多久的，就让华容一直做我干女儿算了。”十多年里，佘梅林替哥哥照看华容，以至于30多岁还未娶妻。 

弟弟当时忧虑的是佘祥林的身体状况，而一年之后佘祥林忧虑的，是自己在这个社会的生存能力。他觉得自己会成为布鲁克斯。 

上周，佘祥林辞掉了刚刚做了几天的一份工作。辞职的直接理由，是违反了公司不得累计告假超过3天的规定——此前几天，为了接待来访的记者，他耽误了两个上午和一个下午。“就算没这事，我知道自己也干不长，什么都不会，没法适应工作的要求。”佘祥林反过来安慰记者。 

那是一家私营企业，老板是佘祥林在宜昌新结识的朋友。他的本意，是让佘祥林有一个适应工作的体验。而佘祥林的想法是，在工作压力大得可怕的公司里，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件摆设，更不想坏了人家的规矩。 

4月11日，佘祥林告诉秦发，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为一家刚刚进入宜昌市场的深圳啤酒企业做销售，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觉得心里踏实了些，推销应该是适合自己的，可以很真切地接触人群。 

上班的第一天，认出他便是京山县佘祥林的酒店老板爽快地订下了三箱啤酒。 



 
摘自《南方周刊》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