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北部农业的战时记录。从1849-1859年的十年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增长了73%。尽管受到南部脱离联邦及边界各州的动乱的影响，美国在1862年及1863年的小麦产量均超过战前1859年的全国纪录。北部各州的玉米产量也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860-1862年，由于西欧谷物歉收，美国的小麦、玉米、猪肉和牛肉的出口量，尽量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增加了一倍，甚至联邦军的粮食人均消费量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军队的消费量。
　　尽管内战期间，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业正规劳动力应征入伍，但美国仍然在增加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北部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机械耕作才使这一成就成为可能。19世纪50年代是美国迅速实现农田机械化的十年。收割机和割草机的产量增至三倍。装在许多收割机上的自动耙地机象征着节省劳力的进一步发展，收割机、割草机及其他农具的使用，使妇女和儿童能够弥补由于男人在前线打仗而造成的人手不足。1863年，伊利诺伊州一位牧师写道：“昨天我看到我们教区的一位居民的妻子坐在收割机上赶着牵拉的几匹牲口，她的丈夫在维克斯堡。”另一位目击者写道：
　　机械如此完美，似乎不太需要人力了。……在过去的几周内，我们曾看到一位健壮的妇女，她的儿子在军队里，她赶着她的牲口割草。她悠闲地坐在割草机上，轻松地一天割七英亩，这种情形标志着把机器运用于生产的一场伟大的**。
　　用“**”来形容农业机械化并不十分恰当。更确切地说是战争加速了战前出现的现代化的趋势。在食品生产和加工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战前就已经出现了罐装的水果、蔬菜及炼乳，但是联邦军队的需求对这些工业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世纪60年代，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的产量从500万听增长到3000万听。1859年盖尔·博登建立了第一座炼乳厂。到1862年夏季，他同军队签订的合同使他扩大生产，每月达到17,000夸脱（1夸脱等于四分之一加仑，约等于1.14升）。一年之后，他的工厂的日产量就达到这一指标。


农业
　　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北部农业的战时记录。从1849-1859年的十年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增长了73%。尽管受到南部脱离联邦及边界各州的动乱的影响，美国在1862年及1863年的小麦产量均超过战前1859年的全国纪录。北部各州的玉米产量也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860-1862年，由于西欧谷物歉收，美国的小麦、玉米、猪肉和牛肉的出口量，尽量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增加了一倍，甚至联邦军的粮食人均消费量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军队的消费量。
　　尽管内战期间，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业正规劳动力应征入伍，但美国仍然在增加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北部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机械耕作才使这一成就成为可能。19世纪50年代是美国迅速实现农田机械化的十年。收割机和割草机的产量增至三倍。装在许多收割机上的自动耙地机象征着节省劳力的进一步发展，收割机、割草机及其他农具的使用，使妇女和儿童能够弥补由于男人在前线打仗而造成的人手不足。1863年，伊利诺伊州一位牧师写道：“昨天我看到我们教区的一位居民的妻子坐在收割机上赶着牵拉的几匹牲口，她的丈夫在维克斯堡。”另一位目击者写道：
　　机械如此完美，似乎不太需要人力了。……在过去的几周内，我们曾看到一位健壮的妇女，她的儿子在军队里，她赶着她的牲口割草。她悠闲地坐在割草机上，轻松地一天割七英亩，这种情形标志着把机器运用于生产的一场伟大的**。
　　用“**”来形容农业机械化并不十分恰当。更确切地说是战争加速了战前出现的现代化的趋势。在食品生产和加工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战前就已经出现了罐装的水果、蔬菜及炼乳，但是联邦军队的需求对这些工业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世纪60年代，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的产量从500万听增长到3000万听。1859年盖尔·博登建立了第一座炼乳厂。到1862年夏季，他同军队签订的合同使他扩大生产，每月达到17,000夸脱（1夸脱等于四分之一加仑，约等于1.14升）。一年之后，他的工厂的日产量就达到这一指标。


运输业
　　经济运输部门几乎同农业一样发展得很顺利。尽管战争初期封闭了密西西比河，但内陆河道所有的运输工具在总量上却增加了。为支援联邦军的西部战场，维克斯堡上游的河流网上运载着大量的军用物资。东西大湖和水路运输量在不断地增长，尤其是运给东部战场军队并用作出口的大批粮食的运载量不断增长。战争期间伊利运河每年运输的吨数比19世纪50年代多54%。尽管邦联的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艇把大多数商人船队都赶出公海，但内陆水域贸易的增长加上联邦海军的需求给造船业带来了繁荣兴旺。美国战时四年中所建造的商船吨数相当于战前和平时期的两倍。1864年建造的总吨数到1908年才被超过。
　　尽管发展如此之大，但战时铁路运输的发展更超过了水路运输。19世纪50年代铁路建设迅速发展，运输能力已经过剩了，特别是在阿勒格尼河西部；但是战争的需要又很快使铁路运输达到并超出其运载能力。1860年至1865年，北方几条铁路的运输量增长一倍，利润也增长一倍，有几条铁路还第一次付出了股息。在大部分北方铁路线中，只有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线容易受到敌人的破坏，但是即使如此，这两条铁路也从战时增加运输量中获得了利润。


　　战时大量的军需运输要求繁忙的铁路线敷设复线，在几条河流上架起新铁路桥；使轨距标准化或增添一条第三铁轨，或准备额外车轮，以便运输的货物无需转换车辆就能在不同轨距的线路上运送；建设联合终点站，以避免货物或旅客经过一个城市中转时，要从这条线路转到另一条线路而造成延误。这种改进大部份来自政府的压力。1862年1月，国会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公共安全可能需要时”对任何铁路实行管制。虽然林肯难得行使这种权力，但有了这种授权就能使铁路把优先权让给军事运输。政府对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四条不同的铁路线提出了大量的要求，这些铁路公司大都把铁道铺设复线，并于1863年把他们的路轨经费城连结起来。然而纽约至华盛顿的铁路交通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是容易堵塞的一条隘道，虽然有几位北部官员曾谈过要在那里建设一条政府所有的铁路，但没有实现。
　　然而，在攻占后的南部地区，陆军部大规模地参与铁路建设，美国军用铁路局(USMRR)于1862年2月成立，以在弗吉尼亚北部铺设几英里线路而开始其工作。当南进的联邦军队延长了他们的补给线时，美国军用铁路局又接管了攻占的南部铁路并修筑了新的线路。到战争结束为止，美国军用铁路局管理着2,105英里的铁路线，并拥有419辆机车和6,330节车皮，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路部门。


工业
　　当战争促进了经济的运输部门时，对北方工业的影响也是不寻常的。由于战争造成棉花短缺，作为首屈一指的工业——棉纺织品的产量下跌了74%；不过毛纺织品生产增长一倍，部分地弥补了这方面的损失。位居第二的最大的消费品工业——制鞋业，由于失去了南方市场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虽然军队的合同在很大程度上迅速填补了这方面的损失，在战争的头一、二年，南部市场的丧失也损害了其他工业；到1863年-1864年，军工生产才开始兴起。战争最初的两年间铁的生产下降了14%，但到1864年，仅仅联邦各州的铁产量比先前创全国记录的1856年的产量还高29%。1861年，煤的产量下降，之后几年又升到了新的高度；1861年-1865年，光是北部煤的产量就比1856年-1860年南、北的煤总产量高出21%。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工业——枪支、火药、皮革(用来做马具和骡具)、铜(用做步枪子弹的火帽)、货车等等，从战争开始时起就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些工业到1864年使得联邦各州的生产指数比1860年的全国生产指数提高13%。


PS2上的《蓝与灰》想起来了？
与敌人进行贸易
　　邦联的另一个明显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乃是与北方佬进行贸易。与敌人进行贸易的问题同战争那样由来已久。在独立战争时期及1812年战争中，美国人已证明自己同敌人贸易是内行的。在内战中，他们表明他们更加内行，而且内战与以前的许多次战争相比，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诱惑力。南部拥有大量的为北部所急需的一种农产品——棉花，同时南部也急需大量的鞋、盐、**、军需品以及其他货物，但这些物品主要是从外部世界才能得到。战前南北经济是互相依赖的；战争期间，政府和将军们的所有法规都无法制止一种比和平时期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可图的贸易。在孟菲斯或新奥尔良买一磅棉花只要10到20分钱，而在波士顿或纽约能卖80分钱。在北部买一袋食盐只要1.25元，运到南部可以卖60元。有些胆大的人想方设法以棉花去换取食盐。尽管邦联禁止棉花出口，南部人仍把棉花卖给北部人或欧洲的投机商；而邦联的官员们却注意到了另一个方面：因为用这种贸易挣来的黄金和绿背纸币，能够去购买枪炮和鞋子。尽管联邦政府封锁南部，但它允许——或者说至少不禁止——某种在一定程度打破封锁的贸易。
　　 1861年双方政府官员都禁止与敌方贸易。但横跨双方的边界有一千英里长，它大部分都贯穿边境各州，并把边境各州分成两个敌对的部分。大量的走私活动是通过寂静的森林或是黑夜中穿过没有巡逻队的河流来进行的。海上也进行着违法贸易。纽约的商人把作战货物用船运到百慕大或拿骚，然后从那里再把货物装上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运到威尔明顿或查尔斯顿。

　　但是“畜牲”巴特勒对新奥尔良实行了迄今最有效和最有益于健康的管理。他清理了污浊的下水道，建立了新的排水系统和卫生条例，并且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计划，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就业的机会。这项计划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巴特勒所没收的邦联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这些做法使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泥铲”巴特勒；因为，据说，他和他手下的官员们偷了南部人的白银。
　　为把城市经济从封锁而导致的萧条中复兴起来，巴特勒也采取了某些措施。他所振兴的大部分贸易，是把诸如盐、鞋子、食品这类军需品换成棉花和糖，但这些军需品都到了邦联部队手里。这种令人厌恶的气氛和遍布新奥尔良的投机活动，使巴特勒获得了不好的名声。人们没有发现将军本人有过任何违法的事情(一位徒劳无功的财政部代表汇报说：“巴特勒是聪明人，想去发现他要隐瞒的问题，无论如何是困难的。”但是他的兄弟安德鲁，领陆军上校军衔，陪同他来到新奥尔良，据说他使用不必受检查的手段而发财致富。
　　 1862年12月，纳撒尼尔·班克斯将军接替巴特勒之后几天，有位公民送给他十万元的贿赂，如果他能批准一项用南方棉花换取北方食盐的交易，而这宗买卖已得到邦联当局的批准。廉洁的班克斯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伤心地写道：“来到这里，我对国家才感到失望……。每一个同政府有关系的人都在忙于盗窃他人的财产。他们能得到糖、银餐具、马匹、车辆等一切东西。已经和敌人公开进行贸易……。照这样下去，我们绝不会胜利——我们的人必须停止盗窃，不然就会断送国家。”班克斯控制了这种最坏的恶习，但是他决不可能彻底阻止这种非法贸易。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当这么多的钱处于得失攸关时，即使“有一道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中国长城”也无法阻止这种交易。

　　 1863年3月，联邦国会通过了接收财产法，这项法案打算通过政府没收全部邦联所有的棉花来减少私人交易。1864年1月，财政部发布了严格的条例来管制非邦联棉花(即曾经进行过效忠宣誓的人所有的棉花)的购买。1864年7月，国会废除了公民在占领区进行贸易的许可制度。
　　但是这些法令和条例对非法贸易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政府用这样一种方式强制他们，规定买棉花继续用现金支付，而后来这些现金却流入邦联的手中。林肯允许这样做，因为他相信由北部人购买棉花比起让同样的棉花穿过封锁出口到欧洲，对联邦更有益，而不利于邦联。总统向一位愤怒的将军说明了他的理由，这位将军曾试图在他的管辖区内禁止棉花贸易。林肯指出，棉花价格比战前标准上升了六倍多；“而敌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方说在一年内，至少要运出六分之一那么多的棉花，好像没有封锁一样，敌人用这批棉花赚得的钱，就像在和平时期棉花大丰收时赚到的那么多。”于是，南部就能用外汇来购买武器和军需物资。因此允许个别商人贩买棉花“这不只是对个人利益和贪婪金钱的让步”，因为运到北部的每一包棉花都是不许出口的。“只给敌人枪比起像现在这样既让他得到枪又让他得到弹药要好”。


　　但是根据20世纪的标准，内战军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触目惊心的。正如战时军医总监后来用事后聪明的观点解释说：“内战是在医疗上的中世纪之末进行的”。路易斯·帕斯特、约瑟夫·利斯特和其他欧洲人刚刚开始细菌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将在一个世代内引起医学知识的彻底革新。内战时期的医生不知道引起痢疾、伤寒或疟疾等的原因。对有关环境卫生、洁净饮水或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在思想认识上还处在摇篮时代。几乎没有人懂得需要对外科医疗器械进行消毒，以防感染。由于医疗技术还处在原始阶段，医生们知之不多。他们的无知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虽然内战对医学没有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军队医疗上确实引起了重要的创新。1861年的医疗服务是不健全和不成熟的，而到了1863年已得到了极大发展，而且实行专业化。在萨姆特要塞陷落的时候，美国军医总监已年届80岁（笑），他是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退伍军人。他的继任者60岁，同样满足于旧军队中那种浑浑噩噩的官僚主义习气。但自1862年4月，33岁的威廉·A·哈蒙德被委任为军医总监起，联邦军卫生局才有幸得到了强有力的具有进取心的领导。而邦联军卫生局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受到资源少的限制。1861年4月，美国军队只有113名医生，其中24名辞职去投奔邦联。到战争末期已有15,000多名医生在联邦军和邦联军中服务。战前军队里没有综合性医院；在1865年已有350多所，其中许多新的“帐篷”式医院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成为标准的陆军医院。


　　大约在战争的第一年，伤员的战地治疗程序是混乱的。团队的乐师(其中许多人小于18岁)、炊事员、大车把式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都被派去抬担架；平民经常被雇来驾驭救护车。战斗激烈时，这些平民和青年人往往惊慌地逃走，留下无人照顾的伤员躺上几小时或几天。结果战士们常常离开前线，把受伤的战友抬到后方，这样就减少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62年8月，麦克莱伦将军下令波托马克军团成立一支野战卫生队。这个卫生队工作十分有效，并被其他联邦部队采纳，最后在1864年3月，得到美国国会的委派令。野战卫生队的成员在战斗期间和战斗之后活跃在战场上，急救受伤的士兵，把他们抬到旅或师的后方战地医院，并且驾驭马拉的救护车把伤员从战场疏散到后方医院。邦联成立了类似的“医疗队”。这些医疗单位一直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军队的样板。
　　美国卫生委员会力主建立野战卫生队，并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卫生委员会这个组织被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说成是美国创造能力的典范，它创建了志愿社团，去完成在欧洲通常由国家或教会所完成的任务。战争初期成立的卫生委员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谋求政府的批准，以帮助军队卫生局解决某些卫生问题，这些卫生问题曾使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死去许多人。卫生委员会在解决了军队敌视“参与工作”的平民问题之后，在1861年6月得到了陆军部的正式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