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中德两国在南京签订了关税条约， 德国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从此时到1941年7月中德完全断绝外交关系止， 两国间基本上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中德易货贸易过程中，德国人汉斯·克兰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应忽视的。
一、易货贸易的背景
1928年初，蒋介石派以陈仪为代表的考察团赴德，寻求德国军事顾问和军火。在德国国防军部支持下，从1927年11月到1938年5月， 德国人鲍尔、柯瑞伯、魏采尔、塞克特、法尔克豪森先后抵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一批军火商人也随之来到中国。
1932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秘密创设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着力发展国防重工业。蒋介石深知没有西方国家先进设备和科技帮助，中国的国防建设计划是难以实现的。而当时英美对日本侵华行径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于帮助中国加强国防建设。中国只得希冀从德国获得先进的设备科技和大批的军火。


二、首选南方军阀
汉斯·克兰是德国的一名军火商。一战前，他在东非殖民地经商，1924年加入了从事武器交易的柏林恩格尔哈特银行（Engelhardt Bemk），开始为德国国防军从事海外军火贸易，最初去苏联，后在土耳其，他曾任过国防军组建的钢铁公司代表。1933年夏，克兰首次来华，在受聘于桂系李宗仁德国人迈尔·马德尔引荐下，他首先接触了李宗仁，随后又来到广州会晤了粤系陈济棠，洽商军火贸易。1933年7月20日， 克兰与两广当局签订了价值5490800港币的《中德交换货品合约》。 同年12月14日，克兰又与广东当局签订了价值657000元港币的《ｐá＠①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克兰认为广东有取之不竭财富，从1934年7月起，他与广东陈济棠达成了一系列秘密协定：7月20日关于中国方面以原料等与德国交换工业品；7月21 日关于在广东修建船坞和建造铁路；9月28日签订《防毒面具厂合约》； 为广东建造一炸药及爆破器材厂。1934年11月24日，克兰向德国外交部作了申述报告，他认为中国南京政权与广东地方当局虽有歧见，却不严重，况且蒋介石政权所辖范围有限，各省皆在经济上独行其是。更重要的是广东及其邻近友好各省（广西、贵州、湖南和云南）蕴藏着各种矿产，尤为钨砂矿最为丰富。同时陈济棠办事效率较高，交易重信用，无拖泥带水现象，因此与广东当局发展易物贸易很有必要。


三、牯岭易货贸易协议的签订
受南京国民政府邀请，1933年初德国退役将军冯·塞克特进行了第一次对华访问，5月8日到达上海，受到国民政府隆重接待。经过一番考察，塞克特于1933年6月30 日向蒋介石提交了《致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对中国军队的重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深得蒋介石的重视。塞克特1933年来华时曾两次到华南逗留，支持了克兰在广州的军火贸易计划。
1934年4月，受蒋介石再次邀请，塞克特第二次使华， 担任蒋介石第三任军事总顾问。蒋对塞相当器重，授以大权。塞克特使华是受国防军部支持，试图把解决原料、武器输出以及德国参与中国工业建设等诸问题同蒋的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克兰与塞克特从20年代起就有了私交，随着克兰在德国国防军海外事业中的积极活动，彼此之间更为熟悉。塞克特第二次来华不久，便把克兰引荐给蒋，蒋对同克兰的合作极感兴趣。

克兰的牯岭协定所以没有被德国官方立即确认，并遭外交部反对，是因为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德贸易一直维持在一种不平衡的状况下，中方始终处于入超地位，中方一直无法以外汇与原料偿还德方。德国驻华公使更是一再反对在易货贸易中，给予中国以数额较大的信用贷款，并认为中国对外输出原料的组织能力很差，是否有能力兑现中德合作条件值得怀疑。
出于对钨等矿产的急迫需求，德国国防军部和经济部强烈要求实现中德易货贸易，外交部也逐渐不得不承认中国战略原料对德国的重要性。1935年5月6日，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函孔祥熙：“前由院座与汉斯·克兰君所订立之物品互换合同，敬悉一切，并深为欣幸。沙赫特必竭尽本人一切力量，促进合同之实现也。……沙赫特甚愿由一敝国适当银行团体准备货物借款，以供贵国之提用，款额暂订为2000万马克”。


针对广州问题，德国外交部主张反对克兰与广州当局合作，认为这有损与南京之间关系。而克兰及其支持者国防军部和经济部并没有屈服于内外压力，国防部长布隆堡甚至认为：广东人与南京人均为中国人，在日本入侵当前，又何必有彼此之分呢？布隆堡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强国，没有义务为自己在国外的行动向别的国家解释什么。”
1935年2月，塞克特向柏林建议先暂停克兰的广州方案， 着手于船坞、铁路、港口等非军事性工程。是年5月17日， 德国驻沪总领事柯瑞伯致电希特勒，条陈了德国与广州地方当局的合作，损害了同南京政府信任合作关系，建议应召回广州的德国顾问或转至南京，放弃克兰的广州计划转而发展同南京的大规模交易。5月24日， 德国外交部通知陶德曼，要求克兰应把工作从广州转移到南京，如与广州打交道，应须征得蒋介石同意。柏林与南京关系出现了转机。


五、创办合步楼公司
合步楼公司（Hapro ， 德文“工业产品公司”的缩写）是克兰于1934年1月24日在柏林创办的一个私人有限公司，开始总资本20 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其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中国的军火和战略性原料贸易。1936年4月合步楼公司实行改组， 克兰将其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德国国防军部，增资为300万马克，成为一国营公司。 合步楼公司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总部在柏林，较长时间由克兰任总经理。1937年10月该公司由戈林以“四年计划”名义接管其业务，次年10月又由德国经济部接管，1941年停止了与中国的易货贸易业务。


合步楼公司对中德易货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民间的或半官方角色。通过合步楼协议，该公司由德国负责筹运了大批中国急需的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德国通过合步楼为中国提供了技术援助，同时合步楼公司也为德国采购了可观的中国农产品和钨、锑等矿产，支持了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


在沈晋康著的《中德贸易统计表（1927—1940）》中可以看出：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百分比，1934年对德贸易输入占总数的8.97％，1937年增为15.3％， 增加近1倍，1934年对德贸易输出占总数的3.75％，1937年增为8.64％， 增加1倍多。 美国学者柯伟林指出：1936 年德国实际交付中国的军火总额为2374.8万马克， 是德国军火出口的第一大国， 1937 年则激增为8278.8604万马克。德国由中国进口的钨矿，1936年为5091 吨（是年德国进口钨矿总数为8276吨），1937 年为8037 吨（是年德国进口钨砂总数为11372吨）。可以说，克兰始创的合步楼公司， 在中德两国间大规模的易货贸易过程中，起着主渠道的桥梁作用。


1938年4月底戈林宣布禁止军火售给中国， 但中德两国基于各自急迫的战争需要仍保持了秘密的贸易联系。直到1940年春，德国合步楼公司驻华人员多次商盼中方能以少数钨、锡矿产，自贵阳至猩猩峡，由西北陆路，经苏联秘密运至德国。1938年初和1939年，失势后的克兰先后两次来华，到达汉口和重庆，试图重新推动中德间贸易的发展，无奈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德两国关系的日趋恶化，他已无能为力了。由于不能与纳粹势力苟同，克兰后隐居于瑞士。合步楼协议中断前后，中苏两国签订三笔价值上亿美元的易货信用贷款协议。时至1940年左右，英美也逐渐放弃了绥靖政策，支持蒋介石政权抗战。1940年9月底，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德国承认并尊重所谓“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德关系急剧恶化，双方贸易关系终告结束。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GMD政府旋即宣布与德断交。


1934年7月底，经蒋和塞授意，孔祥熙与克兰在南京牯岭进行了4个星期谈判，双方于8月23 日秘密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协议共18条。其中第一条云：“中国政府按照商业通例，供给克兰以德国所需要之农矿产原料，须在德国口岸交货。克兰供给中国政府以中国所需要之德国工业品，及其他各种成品，须在中国口岸交货。”第八条：“克兰将在柏林为中国政府进行一万万马克之借款。”中国政府利用该借款“采办德国工业品，及其他成品为目的”，并以农矿原料来加以偿还。由于中德双方对克兰的广州计划有所争执，加之德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一时间矛盾难以整合，直到1936年4 月柏林协定签订生效后，牯岭协议规定的易货贸易才真正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