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病人”做为获得对于病人共情的工具的条件:我们都知道,共情并不总能发生,对于某些病人,就是无法产生共情。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成为某些病人。比如,有一位病人用三个小节的时间讲完了他的全部困扰之后,对我进行了一下攻击,就突然撤出了治疗。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太意外——好象就应该发生,因为他表面上说计划14小节的治疗,但他事先只支付了4个小节的治疗费;第二个感觉是有一点愤怒。当然,我也没有成为他,我似乎也不想成为他,我也没有机会成为他,因此,也没有机会与他共情。而我前面提出的两个例子中,分别在第20小节及第2小节,出现共情体验。对有些病人,我们无法共情,对有些人共情很慢,对有些人,共情的发生非常快。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共情是否发生?或者说,通过成为病人,获得对病人共情的条件是什么?我对自己提出的三个个案进行了回顾,我发现,在我对病人的情感产生共情的时候,我往往会浮现出自己的类似体验,此时,我会不自觉地与病人共情。表面上,在那一刻,我们成为了那个病人,像病人一样,体验病人的情感,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唤起了我们内心的伤痛、唤起了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病人,正是自己内心的这个病人与投射进来的那个病人的融合,导致我成为了那个病人、导致了我与她的共情。那两个给我深刻印象的病人所体验到的,都是我曾经体验并熟悉的。我可以像体验自己一样体验她们,也可以像体验她们一样体验自己。因而,共情在本质上可能是两个同病相怜的病人的相遇,病人将自己的伤痛投射给分析师,唤起了分析师的病人与伤痛,分析师与病人认同,共情由此而产生。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共情发生的条件,在于投射进来的病人与分析师内心的病人必须同病相怜、共振共鸣。表面上我们成为病人,实际上我们成为自己。这进一步揭示了,我们所谓的共情,是我们对自己的共情,是我们对自己的共情延续和转移到另外一个与我们有相似情感体验对象的过程。而那个共情失败的个案,我始终无法投入进去,找不到感觉,也无法唤起我的记忆或体验,我内心无法和他共振共鸣。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我的内心没有那样一个与他相匹配的与他共情的病人,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心中的那个与他相似的病人,还没有准备好被唤醒。从这个角度讲,共情只发生在同病相怜的病人与医生之间。这使我想到了化学中的著名定理:“相似者相容。”。
但是,同病相怜并不能导致真正的共情一定出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一点,同病意味着相似的创伤和人格结构,以及相似
的病理学机制,两个都没有康复的病人尽管可以互相鼓励,但还是无法真正地互相帮助。这种情况就如同两个都不会水的人掉到水里一样,怎样共鸣共振都无济于事,也许这样的两个人牵手互助,会使双方都沉没得更快。但如果两个人都落水了,一个是病人,她不熟悉水性,有危险,另外一个是治疗师,也曾经面临危险,但治疗师学会了游泳,也学会了救人,并且,因为自己曾经面临过相似的危险,他同情落水者如同同情自己,以这种同情为共情动力,以自己的泳术为基础,与病人共情合作,病人被救,最终也学会了游泳。所以,在治疗情景中,虽然也是病人与病人的相遇,但治疗师“此病人非彼病人”,治疗师应该是一个“老病人”、一个曾经患过于与病人的病类似的病人、一个走过患病的全过程并完成疾病的康复的全过程的“健康人”、一个有着丰富抗病经验的“过来人”。我们甚至可以说,治疗师早已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过去的病人,是一个已经康复的病人,是一个对病有抵抗力和战斗经验的病人,是一个似乎是病人的医生。总而言之,只有一个患过病并已经康复了的分析师、一个早已经成为病人的健康的老病人,才能对类似的病人的投射加以认同和共情,这样的认同和共情才有创造性和建设性价值。在对那两个病人的共情中,我都可以找到自己创伤和愈合创伤的感觉和影子,我的体验与病人的体验相伴而行,我从自己康复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信心,也在有效地帮助和鼓励着与我同行的病人。
但是,同病相怜并不能导致真正的共情一定出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一点,同病意味着相似的创伤和人格结构,以及相似
的病理学机制,两个都没有康复的病人尽管可以互相鼓励,但还是无法真正地互相帮助。这种情况就如同两个都不会水的人掉到水里一样,怎样共鸣共振都无济于事,也许这样的两个人牵手互助,会使双方都沉没得更快。但如果两个人都落水了,一个是病人,她不熟悉水性,有危险,另外一个是治疗师,也曾经面临危险,但治疗师学会了游泳,也学会了救人,并且,因为自己曾经面临过相似的危险,他同情落水者如同同情自己,以这种同情为共情动力,以自己的泳术为基础,与病人共情合作,病人被救,最终也学会了游泳。所以,在治疗情景中,虽然也是病人与病人的相遇,但治疗师“此病人非彼病人”,治疗师应该是一个“老病人”、一个曾经患过于与病人的病类似的病人、一个走过患病的全过程并完成疾病的康复的全过程的“健康人”、一个有着丰富抗病经验的“过来人”。我们甚至可以说,治疗师早已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过去的病人,是一个已经康复的病人,是一个对病有抵抗力和战斗经验的病人,是一个似乎是病人的医生。总而言之,只有一个患过病并已经康复了的分析师、一个早已经成为病人的健康的老病人,才能对类似的病人的投射加以认同和共情,这样的认同和共情才有创造性和建设性价值。在对那两个病人的共情中,我都可以找到自己创伤和愈合创伤的感觉和影子,我的体验与病人的体验相伴而行,我从自己康复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信心,也在有效地帮助和鼓励着与我同行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