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还例出了适合美国进行毒气战的日本城市，有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八幡（包括若松、户田小仓）、横浜、川崎、广岛、福冈、长崎、吴、横须贺、尼崎、大牟田、佐世保、新泻、门司、京都、丰桥、下关、和歌山、界、岐阜、冈山、静冈等25个城市。

下面，以美国国立公文书馆、阿伯丁实验场历史资料室、罗福斯图书馆的资料为中心，参照美国方面的研究，公开美国对日毒气战计划的全部内慕。

 

从制裁走向先发制人

对日本军队实行毒气战，这是美军早就有的打算，并早就已经开始在着手准备。美国总统罗福斯曾两次向日本发出关于毒气战的警告声明。

美国已经证实侵华日军于1941年10月在中国宜昌以相当的规模使用了致死性糜烂气体芥子气（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毒气）和路易士毒气，并截获了日军在宜昌施放毒气以后还将继续使用毒气的情报。

罗福斯总统先在1942年6月5日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如果日本继续对中国或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手段，我国政府就会认定，与此相类似的行为，也将会对美国使用，我们也许就会按同样的方法向日本实行最大限度的制裁。”

翌年1943年6月8日，罗福斯总统第二次警告道，“轴心国（德、意、日三国同盟）不管使用什么毒气，也许马上就会招致同盟国对轴心国全体领域的弹药中心、海港及其他军事目标的最大可能限度的报复。”

这两次警告等于正式声明，美国不首先使用毒气，但如果日本等国使用毒气，美国将对他们的军事目标，实行最大限度的打击。

不久，与美国总统罗福斯的声明呼应，美国的军队中开始流传美国将使用毒气的传说。最早是CWS长官波塔于1943年12月17 日向陆军总部麦克那尼中将提交了一份意见书。

在那份意见书上，波塔提出了两项主张。

一是，“日本军队对中国屡次使用毒气，我们不能放弃对日本进行制裁的权利，主动权在联合国，联合国应马上决定对日本实行毒气战。”

波塔收集了CWS截获的情报，例举了十数例1937 年以后日军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使用毒气的例子。

其中两例就是，侵华日军1941年在中国宜昌使用了糜烂性毒气，1942年在中国山西太行山一带也散布了糜烂性毒气。这两例施放的毒气都是在日本方面的资料也得到了证实的致死性气体。

日军还在其他许多地区施放了称之为“赤色（表示危险——译者注）”的呕吐性气体。典型的例子就是1943年1月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使用氰酸气， 和同年4月在中国山西省黄河南岸使用氰酸弹。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施放毒气，是日军一个独立的小组在极小的规模内使用的，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海军舰队司令金斯和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都重申美国不会以此作为美国进行报复的正当理由。但是，在中国山西省黄河南岸使用的毒气，美军却没有得到证实。

那份报告中还例举了根据1943年11月4日到12月13 日的新闻通信情报而得到的十几起日军施放毒气的例子，主张美国使用毒气属正当防卫，美国拥有向日本进行报复和制裁的权利。

波塔在报告中提出的另一主张就是，为了拯救美军士兵的性命。他指出，1943年11月在基里巴斯达莱岛的佩迪奥登陆战中，美军虽然投下了3000顿高性能炸弹，但登陆战仍不能轻易取得成功，战斗只进行了4天，美军就伤亡近4000人。波塔称，假如在同一个遭到日军顽强抵抗的地方，只要投下900顿芥子气炸弹， 美军就能毫发无损地占领该岛。

当时，波塔在报告中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使用得当，毒气可以尽早结束在太平洋上进行着的战争，避免使更多的美国士兵在战争中丧身。”

他指出，出自日军在中国及亚洲地区使用毒气和美军伤亡增大的原因，美国的社会舆论要求美军对日军使用毒气。他主张，“因为日军在继续使用毒气，因为美军出现的巨大牺牲和对日军的残暴所受到的刺激，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太平洋上进行毒气战，也许是迟早的事。”

因此，波塔的意见书明确表态，进行毒气战，是为了对日本在中国和亚洲地区使用毒气而进行的制裁，同时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人数。而且，意见书中提出，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人数，美国必须先发制人，抢先使用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