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CCAV的中国故事差好多

【生存环境堪忧：GDP越来越疯狂】 GDP超过日本排世界第二，“世界工厂”中国成了污染环境的乐园。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据报道，治理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湘江，到2015年就需要投入3000亿元)；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更有甚者，全世界电子垃圾80%被运到亚洲，而其中的相当大部分又被运到中国，对许多地方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环首都贫困带：一切为首都服务】从北京到河北赤城县，不到180公里距离却显示巨大的差别：一个是雄心勃勃急于跨入“世界城市”行列的现代都市，一个是仍然存在“走泥路”、“住旧房”、“没新娘”的“环首都贫困带”上的国家级贫困县。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谓之“环首都贫困带”，名副其实。


【重金属之毒：留下一个个“癌症村”】重金属污染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隐患：生命安全受到挑战，职业病高发，病死率大幅上升，死亡的年龄普遍提前至45岁左右。日本政府至今仍在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俣病”患者赔偿。在中国，我国重金属镉污染土壤侵入稻米，市场上10%大米镉超标。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批化工企业的兴建在带来红火利润的同时，也留下了600多万吨铬渣废料，成堆存放在全国20多个城市的周边。企业发财之后，往往擦嘴走人，留下一个又一个“癌症村”。


【尘肺病：让这个国家蒙羞】所有农民工尘肺病人离世的最后姿势都是跪着。往往是一个尘肺病人先拖垮一个家庭，再将贫穷延续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每一个尘肺病人背后都是一个悲惨故事。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2730例，其中尘肺病65.3万例。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总数90%以上。在这些尘肺病人身上，不仅传递着病痛，还传递着贫穷，本是贫穷者，又因病致赤贫。资本的原始积累肆无忌惮，尘肺病不该属于这个时代。


【临时工：万能的顶罪人】时下，如果要问哪个“岗位”最弱势、最危险而且最无奈，人们可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临时工！”因为“他们”常常成为部门应对舆情的“牺牲品”、“替罪羊”。身份不高职能全，岗位不重错误多，是他们的职业特点。如掌掴菜农的是“临时”城管，撞人逃逸的是“临时”**，抄袭资料的是“临时”秘书……遇事就抓“临时工”，“临时工”成了万能的顶罪人。


这个这个，有点惊悚

【“被精神病”：公权力发了神经】 “被精神病”现象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重复上演，无节制的强权往往用以打压异己力量。在精神病鉴定标准未明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存在“被精神病”的可能；更糟糕的是，公权力竟然毫无顾忌地插手它不该管的范畴。一部《精神卫生法》，至今还停留在纸面讨论上。 2011年4月19日，武汉市民徐武从精神病院成功“越狱”后逃到广州。据徐武介绍，他与单位打了两三年官司，后被莫名送进精神病院。徐武的自由仅仅持续了8天之后，他被武汉警方跨省掳走。


【招考招聘：当状元也成了“炮灰”】农村娃李小虎报考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并通过体检，招录单位却录取了第二名的张慧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度被人为落榜的山西长治公考状元宋江明家就住在李小虎家5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宋江明落榜的理由是被篡改了体检记录，导致体检不合格。近年来的招聘录取、提拔干部中，背后常有“拼爹”的潜规则。“投胎是门技术活，精子决定位子。”平民子弟考得好不如“投”得好，竟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社会现实。


每天一斤奶，毒死中国人】又见蒙牛，又见道歉。在近三年来的时间里，蒙牛从“三聚氰胺”、特仑苏被爆含OMP，到陕西榆林251名小学生饮用蒙牛纯牛奶集体中毒，再到此次被检出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一路走来，每当我们看见蒙牛，就是蒙牛“蒙”人被揭发的时候。乳品行业尽管是个让国人创巨痛深的行业，但公众却很难从它身上看到“知耻后勇”的崭新气象。当消费者抬出国际标准的时候，“特殊国情”是其天然的挡箭牌，当专家呼吁乳品应该更富营养的时候，它说不能背离中国的“行业实际”。为他们的傲慢买单的，是中国的下一代。


【恶意欠薪：刑法也当不了挡箭牌】 “民工苦，民工累；背井离乡把钱挣，累死累活大半年；老板差我万多元，拿着字据去要钱；恶人不给反出拳，钱未要到鼻骨断；相关部门都求遍，推来推去谁人管……茶饭不思泪流干，民工讨薪实在难！”这是网名“讨薪寒”的重庆农民工在微博上创造的“讨薪体”。从三亚的农民工为讨薪爬上塔吊欲“跳楼”到沈阳农民工为讨薪将六岁女儿绑在电线杆上，再到郑州农民工不信法律拜河神等，讨薪的“土方法”可谓五花八门，甚至有许多农民工采取极端的方法讨薪。“恶意欠薪罪”已经入刑，可为什么我们还能看到这样那样的农民工讨薪新闻呢？


【运动会遍地开花，办会已成“运动”】 2010年，我国共承办国际级大小赛事350项，国家级别的赛事658项。而在2011年，国家级赛事超过900项，国际级比赛则超过300项。在举办大型运动会中，最大的支出不是开闭幕式，也不是火炬传递，而是场馆的兴建。很多城市之所以热衷于举办赛事，是以此为契机大兴土木，改善城市的体育设施，乃至整个城市包括机场、地铁等都焕然一新。为迎接第三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海阳投入200亿用于亚沙城项目的56个子项目。图为海阳亚沙会生态体育场。


【富人享受高铁便利，穷人惜钱出行逾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系统速度最快、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没人否认建设高铁的便利性和必要性，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高铁及其票价，不应也不能贵族化，更不能强迫乘客“被高铁”和“被贵族”。强求第一的速度和豪华布置衍生出的畸高票价，只会挤压普通旅客的出行自由。


穷人的孩子：不得不早当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古已然，可随便到网上搜下这句话，还是不免让人动容：西安，两岁半的小朋友杨浩然在爸爸妈妈的菜摊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各种蔬菜就是他的玩具，她甚至已经学会了装菜、过秤、找钱，在别的孩子还在满地乱爬，咿呀学语的时候，他已经成了菜场上的“明星”；广州，13岁的孩子骆伟科以1元给人擦一次鞋来挣钱救身患恶性脑瘤的母亲，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这沉重的苦难……早当家的孩子留给人们无尽的感动，可我们宁愿他们能有改变命运，看见希望的机会，让我们少些拥有这样感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