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字世昌，河南浚县人。《明史》评价“长身，多力善射。涉书史，有大略。”王越是景泰二年进士，在廷试的时候就出了一件奇事，让大家都见识了这个年轻士子的不凡。廷试当日，一片紧张气氛，快到交卷的时候，却不知从哪里突然刮来一阵旋风，不偏不倚扬起王越的卷子而去，还顿时无影无踪。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情况下，王越面不改色，从容向考官重新要了一张空白卷子，在剩下的时间里飞笔完成，顺利交卷，而且金榜题名。这个故事后来被越传越奇，还有记载说王越的卷子被吹到了朝鲜王宫里，又被朝鲜贡使送回的。
王越中进士后，初任正七品的监察御史，巡按山西。初入仕途的王越是一个意气风发又桀骜不驯的形象。景泰五年，王越听闻父丧后没等接班的御史到来就离职归家了，被都御史弹劾请治其罪。好在景泰帝感念王越的孝道，特地原谅了他。服丧期满后，王越又先后担任了浙江与山东道监察御史。
“夺门之变”后，王越因姿表奇迈丰伟，奏对畅明洪亮，引起复辟后英宗的注意和兴趣。又因为精于建台事，为都御史寇深所爱，让他负责审定各道章奏。天顺四年，王越被破格提拔为山东按察司按察使，正三品。
十年的仕途生涯，王越经历过因年轻桀骜不驯而遭受弹劾，也经历过奇迹般的连升四级，但这些和王越后来的经历比起来，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天顺七年，王越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他传奇般的戎马生涯。
大同巡抚都御史韩雍因故被召还，英宗一时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人，喟然叹道：“安得如雍者而任之？”内阁首辅李贤推荐了王越。英宗召来一见，王越伟服短袂入殿，进止便利。英宗仔细端详了良久说道：“这就是那个破格升迁的御史啊，可以拜为将也！”于是王越被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
王越到了大同后，“缮器甲，简卒伍，修堡寨，减课劝商，为经久计”。只是刚刚两月，王越的母亲去世了，按旧制应回乡丁忧。英宗说，如今边关正是用人之际，令王越回乡奔丧，仍旧担任巡抚。

西北边境从来不安宁，“土木堡之变”时是蒙古瓦剌部最强大的时候，后来鞑靼部崛起，战胜了瓦剌部。此时正是蒙古骑兵肆意骚扰大明边境的时候，因失机被查办的边将比比皆是。成化二年四月，鞑靼兵入大同，守军抵御不力，被兵部查问，都指挥秦杰等人被下狱，王越也因为负有领导责任被一并弹劾。宪宗宽宥了王越等人，但王越上奏：“秦杰智勇俱优，被敌寇称为赛因都督，这次失机只是因为一时的失误。自己不才，情愿被罢免，代秦杰受过。”宪宗被王越奏折的恳切感动，宽宥了秦杰。
宪宗朝前期是王越初显名将风采的时候：
成化三年，朝廷命抚宁侯朱永征鞑靼首领毛里孩，以王越赞理军务，后来又兼任宣府巡抚。
成化五年冬，鞑靼军入河套，延绥巡抚王锐请求支援，朝廷命王越率师赶赴延绥。河套是中国古代漠南军事要地，黄河经此成一大弯曲，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其范围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部和陕西省北部的部分地区。河套草原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可耕可牧，史有“黄河百害，惟富一套”之说。本来河套地区是明朝的领土，自从英宗允许鞑靼部落经由河套草原入贡，盘踞在河套地区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套患”成了困扰大明上百年的难题。王越到达榆林后，调兵遣将，分守各个要害，自己按兵榆林城为声援。派出的各路将领都取得了胜利，鞑靼退兵。
成化六年正月向朝廷报捷，王越引兵回大同，刚到偏头关，延绥再次告警。兵部弹劾王越擅还，宪宗下诏不予怪罪，令王越屯兵延绥附近为援。这次鞑靼派出万余骑兵分五路进犯，王越派许宁等人将其击退。这次大捷后，王越升右副都御史。这年三月，朝廷因鞑靼大将阿罗出等人扰边不止，拜抚宁侯朱永为将军，与王越共图之。明军在开荒川破敌，诸将追奔至牛家寨，阿罗出中箭逃走。论功，王越升右都御史。
成化七年，王越以西征事务繁重，请辞大同巡抚，宪宗准许，并加王越总督军务头衔，专办西北事。当时鞑靼军有数万，而明军能战斗的只有万人，又分散防守，根本没办法与之抗衡，于是朱永、王越上表条陈战、守二策。兵部尚书白圭也觉得很为难，只好向宪宗请诏命令诸将守。这一年，鞑靼接连入境劫掠，都被朱永、王越击退。白圭再次奏请大举搜套。

廷议上“穷搜河套”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此时明朝骑兵的战斗力早已远非可以与永乐年间相比。明太祖朱元璋当初制定的由军户屯田的卫所制度初衷是以兵养兵，可是到了后来，士兵们很多就只会种地不会打仗了，而且军户逃亡严重，实际能打仗的数目连在籍军人数的几分之一都不到。明朝早年因河套地区阔远难守，令军民内徙而弃之，此地变得草木深茂，人迹罕至。天顺年间，鞑靼首领阿罗出入居河套，时常出来劫掠。成化初年，又有毛里孩、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部落到来。刚开始还不常驻，到成化六年以后，开始长期安营扎寨。深入诸郡，杀掠人畜，动辄成千上万，一年之中能来三四次。而明朝边将或拥兵坐视，或等蒙古兵抢掠完了跟在后面偶尔捕获些掉队的老弱，虚张上报成斩获之数，更有甚者，杀百姓为虏级冒功。因冒功被升赏的无数，而打了败仗的，只不过是降谪，而且还多被宽宥。领着这样的将士去对抗蒙古铁骑，那真是难如登天。
文臣领兵，一般只是跟在大军后面，发号令，行赏罚而已。而王越多选拔勇士为心腹将领，并亲自上阵与敌人搏杀。王越用兵，又擅长避敌锋芒，能准确辨别敌情真伪及将士勇怯，出奇制胜，或乘间劫敌辎重，或剪除敌人小股零骑，所以多次得功。
这些胜利让远在朝堂上的大臣们有些飘飘然了，他们不管前线是个什么情况，只知道大义凛然地要求朝廷出兵把蒙古人赶出河套草原。但自古以来，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王越是个深知战争真意的人，他清楚什么时候该战，什么时候该守，但如何跟腐儒们解释这些？
成化八年，朝廷派兵部侍郎叶盛到军前议事。当时朱永已经召还，王越以士卒衣装尽坏，马死过半，请求暂且休兵，与叶盛一起还朝。廷议依然沸腾，大家认为河套虏寇不灭，三边终无宁岁。之前调兵已经超过八万，但将权不一，所以不能成功，应该专遣大将调度。于是宪宗拜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敕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兵皆受其节制，王越总督军务。明军再次开赴边关的时候，鞑靼刚刚饱掠了环庆、固原等处而去，大军竟然无功。当时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等部正值强盛，要想攻取他们，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王越、赵辅上奏说：“如果要穷搜河套，非调精兵十五万不可。现今军饷繁重，公私困竭，如果重加科敛，恐会引起内乱。应该暂且退守，遣散士马，只留少量精锐。军粮由鄜、延两地供应，沿边军民全部令内迁。虏寇出没的地方，多置烽火台，修筑边墙堡垒，以为保障。”这个奏折递上去，弄得廷议争论不决，毕竟要精兵十五万把人吓到了。王越等人又奏：“鞑靼知我军大集，已经移营到近河，准备秘密北渡，正所谓不战而自屈。但山西、陕西两地荒旱，粮草缺乏。又边地早寒，很快会多有冻馁。审时度势，攻取实难，请从防守之策，臣等也暂且还朝。”此奏一上，满朝哗然，这是耍我们来着？于是众科道官纷纷弹劾王越、赵辅欺瞒。赵辅受不住，称病，宪宗将其召还，命宁晋伯刘聚代之。

成化九年，王越与刘聚败鞑靼于温天岭，王越进左都御史。明朝军制，是以监军太监、武将总兵、文臣巡抚共掌军权的，职守有一定分工，三人相互制衡。王越的身份是文臣，之前是大同巡抚，后来辞去后就一直挂都御史头衔，又因功从右副都御史一直升到左都御史。其时三易大将，但都以王越为总督，起决定作用的也一直是王越。
鞑靼每次入寇，都是明军稍微一袭击就离开，等明军退了又来，玩游击战术。一年之内能进犯多次，弄得明朝将士疲惫，鞑靼的气势却越来越盛。就在蒙古兵越打越多，朝堂上对王越的不信任气息越来越浓的时候，让王越建立不世之功来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这就是堪比任何教科书中经典战例的红盐池大捷。
这年九月，鞑靼可汗满都鲁与大将孛罗忽、癿加思兰留妻子老弱于红盐池，从河套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各州县。王越先是派兵策使鞑靼军精锐尽数往西，使其无暇东顾。自己亲率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领五千精骑为左右哨，出榆林，越红儿山，涉白盐滩，两昼夜行八百里。快要到达红盐池的时候，狂风大作，沙尘蔽目，众将惊疑。这时，有一个老兵上前说道：“此乃天助我也！去时有风，使敌人难以发觉。回军时遇到归来的鞑靼大军，他们刚好处于下风。乘风击之，焉能不胜？”王越立刻下马参拜，当场升这个老兵为千户，于是全军士气大振。鞑靼军老弱全部都在红盐池，连营五十里，明军距红盐池二十里的时候，鞑靼集众出来抵挡。王越分兵千余设了十道埋伏为后援，亲率许宁、周玉张开两翼，攻向鞑靼军大营。诸将战至正酣，伏兵又从后方忽然杀出，鞑靼军腹背受敌，惊疑溃散。明军大破鞑靼大营，擒斩三百五十人，获驼马器械不可胜计，焚其庐帐而还。
等到满都鲁等率大军饱掠归来的时候，发现妻子畜产已荡尽，全军相顾痛哭，奋起直追。王越则领军列队整齐缓缓前进，等到鞑靼军追上来的时候，殿后的部队佯装与之作战，引着鞑靼军一路经过设好的埋伏。可以想象满都鲁得有多么的抓狂，眼看着王越的帅旗就在前方不远处悠然飘扬，这边射过去愤怒的目光几乎要把那面大旗点燃。可惜目光不是枪炮，也是一代英主的满都鲁只能跟小股伏兵不断纠缠，好不容易冲过去了，又遇伏，再战，再遇伏，再战……这明军的埋伏到底有多少层啊？就这样直到鞑靼军无力再战，全军回师，渡河远遁。可是史料上说王越设的十道埋伏只是用了千余士兵，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精妙的战阵，让疯狂的蒙古大军竟难以逾越，并多少年都心有余悸。也难以想象王越如何能悠闲自得地在前面缓步徐行。常言道，哀兵必胜，碰到了王越，却只能让哀兵更哀了。
自此鞑靼不敢复居套内二十余年，可以想见蒙古兵被打的有多惨，这次大捷震慑力有多大。王越红盐池一战令鞑靼军相顾痛哭，二十年不敢长居河套，整个西陲安息数年。这真像汉代霍去病占领河西走廊，匈奴为之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王越其人，很像武侠小说中的主角，论武功是绝顶高手，为人豪放侠义，不拘小节。常常会有主角因结交魔教人士被名门正派所不容的，我们看小说时候觉得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放到现实中却是如此的残酷。汪直就是这样一个魔教人士，因为与他走得近，没有任何过错的王越竟然背负了无尽骂名。直到现在，有一群来自王越家乡河南浚县的学者在皓首穷经多方收集资料，为王越平反的时候，还是在试图撇清王越与汪直的关系，可见世俗偏见有多大。王越是大臣中与汪直走的最近的那个，如何能撇的清关系呢？其实，这恰恰是王越真豪杰的地方。很少有人会去仔细探究，汪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汪直是另一个传奇。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历史人物，汪直居然可以用纯净来形容。他是天下第一逍遥人，个性张扬，率真洒脱，不拘礼法，也不怎么守规矩。在等级森严的深宫中长大，却是这么一种个性显得很是奇怪。究其原因，汪直的出身虽说在士大夫眼里低到不能再低，是瑶族战俘，但却享受了连朱佑樘都享受不到的待遇，他是从小被朱见深像自己孩子一样宠大的。汪直被认为是个著名的宦官专权者，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专过权，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从宪宗那里过了一道才得以实施的。之所以看起来权倾天下，是因为宪宗实在是太宠他了，他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已。客观讲，汪直的事迹中，正面作为占了绝对的主流，而且对明朝有着巨大贡献。明实录拿着放大镜也没挑出汪直几个真正过错来，而且也不全怪汪直，但因为汪直的身份问题，修明史的时候只会把功劳全忽略，而把错处扭曲加放大，好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汪直究竟有何德何能得了宪宗那么大的宠爱呢？我在深入研究过汪直事迹后的感受就是，这家伙通灵的不似人间之物。汪直小小年纪，却不管做什么都很出色。但他最厉害的两点：一是识才极其精准，而且善于用人，对自诩清流的能大度包容，对德行有亏的也能人尽其用，对王越这样天纵奇才是坦率相待，尽全力支持，所以汪直能在几年时间里做出了别人一辈子都干不出的功绩。二是对权力洒脱，汪直是个只管无私做事，几乎不涉权谋的人，看汪直离开权力巅峰后的作为，简直怀疑他脑袋里对权力得失到底有没有概念，这是宪宗如此信任汪直，放心把最大的权力交给他的原因。
至于汪直后来为什么被贬，如果我说是因为宪宗实在是太爱他了，为了保护他而故意为之，大家信吗？尽管史书上没办法这么总结，但在当时却是件明摆着的事，后面会专门提到。汪直行事激进，不留任何余地，各方势力被他得罪了个精光，本来是万难善终的。但汪直一生逍遥，连落魄过都没有，这绝不是一个幸运就能概括的。

王越是个不世出的帅才，从个性上是个乱世枭雄似的人物，没办法用赞扬普通官员的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之类的来简单归纳。文官中不论是清流的酸腐，还是污流的奸猾都与王越难以相和。汪直虽然只是个孩子，但见识气度却非常人可比，外加那率真的性格和酷爱打仗的特点，倒难得与王越能意气相投，结成一对忘年交。这样稀有的两个人相交实是一段奇缘，史书上也写到汪直与王越在私下里无话不谈，常至忘形。
但王越最初结交汪直，倒也很难是纯粹抱着交朋友的目的。当时的汪直已经是御马监掌印太监（相当于兵部尚书），“年幼最得宠”，时常乔装出宫帮宪宗查探消息，深入街巷王府，大政小事，悉采以闻，竟然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瞒得过别人瞒不过王越，虽然汪直在宪宗面前说话的分量早就举足轻重，但因为太小了，大家都没怎么注意到他。只有王越察觉这个小孩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不寻常，将来能借他的权力办大事，独独与汪直相交。
王越与汪直的关系没少被外界喷口水，比如编一些谁也没亲眼见过的故事表现王越是如何如何谄媚汪直的（见附录1）。其实王越如果想结交汪直，还用得着谄媚？汪直非常仰慕正直和有才干的人，为此没少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他也不介意，还是乐此不彼。更不用说像王越这样有着红盐池战功的超级牛人了，汪直又偏偏是个超级军事迷。王越只要不拒绝汪直，再稍微施展一下他那人皆乐为致死的魅力，就足够小汪直跟在王越后面屁颠屁颠跑了。
后来汪直建立西厂，声势赫赫，好像一夜之间忽然变得权势熏天，把整个朝野都给震惊了。其实西厂被传说的无限恐怖，好像是专门制造冤假错案，进去了就出不来似的，这完全是误解。从史料记载的西厂作为上看来，主要还是整顿吏治，查处的基本上都是的确有劣迹的官员，竟没有出一个有据可查的冤魂。但汪直太年轻，做事不遵成例，把原先的规则都打破了，所以引起原有各势力集团的集体抵制。
内阁九卿集体上书请罢西厂，宪宗无奈同意。有一天，王越在早朝时碰到学士刘吉、刘珝，对他们说：“汪直行事尽公道，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谁能去之？且商、万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惮。二先生入阁几日，况直又扶持，何为亦论列乎？”刘珝听了默然不语。刘吉说道：“不然，某等言事，为朝廷，非为身谋也。设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为？天下后世谓此为何等时邪？”（明史误为刘珝说）史书上说王越无以应对，其实应该是对刘吉这样的回答很无语才对吧。看起来义愤填膺的论罢西厂，并不是因为汪直真的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抢了公卿大夫的饭碗。由着一个太监行事，文官们在面子上挂不住，为了在史书上有话说，才一个个表现的有多么忠烈似的。

楼主写得好多，不错不错

朝臣和汪直之间的交锋最后以汪直的全面胜利告终，兵部尚书项忠获罪被罢，内阁首辅商辂致仕，左都御史李宾等一大批官员也跟着商辂一起辞职了。虽然汪直实际上几乎什么都没有做（陷害项忠那件事不是汪直做的，见附录2），但这个恶名，他是注定要背下了。西厂重开后，汪直被认为权倾天下。
有汪直的支持，王越的红盐池战功也被重新审视。兵部尚书项忠被罢后，本当由左都御史王越接任，但宪宗升了右都御史余子俊为兵部尚书。王越上疏自陈说现在自己专掌都察院事，又兼提督各营操练军马，恐顾此失彼，请求免去督操一事，宪宗回诏，卿久在军旅，练达戎务，所辞不允。据史书解释是因为余子俊接任兵部尚书，王越闷闷不得志，故有此奏。这么说倒也有道理，后来王越兼的职务更多了，也没有顾不过来。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诏命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为兵部尚书，仍为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并在原来基础上加俸一级。因王越自陈红盐池获胜之功其谋皆自己出，只是由于原兵部尚书白圭的压制，录功反而在诸将之后，所率领的将士也未尽升授。事下兵部，尚书余子俊言道王越忘身家，统领孤军，深入虏境，此捷前所未有。宪宗也认为这是摸敌人的老巢，功劳非比寻常，该升授的全部批准，而王越是第一运谋，其功可嘉，所以才有了上面的任命。王越上章推辞，乞求仍领旧职，宪宗回复说，念卿往劳，特加俸秩，所辞不允。不久后又加王越太子太保。
这就是真性情的王越，他并非一个淡泊名利的人，该属于自己的就去争取。其实实录中并没有提到汪直的支持，但在这个时点，内中情状不言而喻，很难不被人诟病。但是王越的功劳实至名归，完全有资格担任兵部尚书。
汪直和王越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这跟另一个人陈钺有关。陈钺与王越一起后来被优伶阿丑戏称为汪直的“两钺”，其实这反而说明汪直能用人。陈钺其人，不论人品还是才能都与王越差的太远了。但陈钺也有他厉害的地方，历史上把陈钺算作著名大奸臣的同时也无法否认他的确有才干。史书评价陈钺遇事敢为（无论好事坏事），绝对的狠戾角色。当初宪宗派汪直到辽东，众人本来担心陈钺会倒霉的，结果陈钺极尽手段谄媚汪直，反而颠倒乾坤，成了汪直的心腹，可谓厚黑学宗师级人物。

建州女真叛乱的时候，王越本来想去平定，被陈钺用计阻挠。陈钺倒也的确能战，与汪直、朱永一起一举扫平了建州女真，整个朝野为之惊讶。陈钺也得到了汪直的极大赏识，得升户部尚书，只是汪直做过的真正错事都与陈钺有关。陈钺连着借着汪直的手排挤了好几个异己，甚至试图离间汪直与王越的关系。这段插曲史书记载的过于搞笑，显得有点扯了，但用网络流行语来讲，倒是挺萌的。
御史强珍等人弹劾陈钺之前在辽东隐匿边情，宪宗罚了陈钺的俸禄。汪直当时正在辽东，陈钺指责王越掌管都察院，却没有约束好手下的御史，怀疑这是出自王越的意思。不过陈钺说的也未必有错，王越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参与弹劾陈钺的许进的确是王越的人。汪直回京时，已经是户部尚书的陈钺出城五十里相迎，跪在汪直马前控诉强珍和王越对他的迫害。汪直很生气，直接把强珍下了狱。王越也来见汪直，汪直闭门不见，还寻思着要收拾王越。王越翻出以前两人要好时汪直忘形向他泄露宫中密语的旧账来要挟汪直，汪直才不敢动了。后来这件事又被东厂厂公尚铭探到，还在背后阴了汪直。
不过陈钺的离间貌似没有起到多久作用，从不久后汪直与王越一起出征的情况看来，两人又恢复哥俩好了。下面要隆重介绍的，是最最传奇的一战——奇袭威宁海。
成化十五年，蒙古可汗满都鲁去世，各部落争夺汗位不休。满都鲁的可敦（即皇后）满都海出乎意料扶立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七岁的巴图蒙克为大汗，并带着满都鲁的精锐部众嫁给了年幼的巴图蒙克。巴图蒙克就是被后世称为蒙古历史上“中兴之主”的达延汗，这是元灭百年后出现的又一个野心勃勃堪比成吉思汗的人物，一生都在致力恢复大元。但此时的达延汗还小，关键人物是满都海。满都海在汉文史籍中完全不见其人，而在蒙文史籍中却是大书特书的对象。她是蒙古传说中神话般的女英雄，武艺高强，能征善战，政治军事才能出众，是当时蒙古草原的实际统治者。拥立巴图蒙克后，满都海开始带着年幼的达延汗东征西战，击败瓦剌部以及不服的太师亦思马因等部，并把目光投向了大明。不过在王越这里，她将折戟。

王越受封伯爵，宠遇非常，于是把兵部尚书让给了陈钺，按旧例王越所兼的左都御史也应成为虚衔。御史许进等上奏，都察院职司监察，责任重大，需要本官仍掌院事，建议比照前朝兵部尚书王骥、礼部尚书杨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职管事。宪宗同意，命王越仍兼都御史掌印，提督十二团营如故。伯爵上朝应在西班站立，而王越又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应当在东班。王越心下不安，上疏请求立于东班万安、尹旻之下，宪宗从之。
成化十七年初，王越再次与汪直、朱永一起出师大同。适逢鞑靼入境剽掠，汪直等分布官军截杀，追至黑石崖等处获大胜，擒斩一百二十余人，获马七百余匹。
史官对待和汪直相关胜仗的态度不是抹黑就是忽略，像威宁海那样的实在是抹杀不掉的，就说是侥幸获胜。但宪宗对汪直可是喜爱到了极点，凡是汪直肯开口请的事情几乎都是举双手双脚赞成，亲汪直的一帮大臣包括王越都没少躲在汪直后面让汪直为他们求各种事情。对汪直打的胜仗，朱见深是变着法子，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赏赐，为汪直开了无数个先例。特别是大同之役，宪宗几乎把能拿出的荣誉全部拿出来，简直恨不得把国库都掏空用来升赏将士们了，赏赐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叹为观止。汪直是太监，按旧制无秩可升，只能加食米，以年十二石为一个级别。论大同功，宪宗给汪直一下子加了三百石，创有明一朝纪录。这次宪宗也再次给报捷的汪直养子，王越、朱永之子都升了官，没有办法升汪直，就升汪直的养子汪钰（其实两人到底谁大都是个问题），汪钰仅仅因为报捷最后升到了正二品的锦衣卫后军都督佥事，前所未有。大同的主要将领全部各升一级，其余一万七千余名将士也都从厚升赏，共用银一万九千两，绢布上万匹。
其中王越因大同功加升太子太傅，增岁禄四百石，再加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至此，王越三子全部得荫，连王越八岁的小儿子王昕也因王越荫被授职为锦衣卫百户。按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王越从勋臣例，改掌前军都督府，总领五军营兵，仍旧提督十二团营。自此王越真正成了一名武将，且望封侯了。
大同之役如此丰厚的封赏让外界很是不满，王世贞所编《国朝献征录》中评论道：大同一战的斩级数按例只该得下赏，而封拜横溢，是宪宗以汪直在事，欲贵重之故。王越以文臣出身却从勋臣例有望封侯，一时显赫过重，引起万安、刘吉等人的侧目。而汪直也遭到了宦官内部势力的忌恶和排挤。

人越来越少了。

成化十七年五月，宣府告警，宪宗命汪直、王越率京军精锐万人前去御虏。这次出征，无论对于汪直还是王越来说都是人生的顶峰，宪宗甚至打破了太监、武将、文臣三元相互制衡的旧例，命汪直总督军务（之前一直是监督军务），刚刚获得武将身份的威宁伯王越佩平胡将军印、充总兵官征剿鞑靼，并赐圣旨：“近者北虏屡犯边境，特命尔等统京营精兵，分路征剿。所在镇守、总兵、巡抚等官，俱听尔节制。其剿获贼级，俱送纪功官验，实不许妄冒。敢有临阵退缩、不遵号令者，听尔等以军法处治，然后奏闻。”无比强大的一张圣旨，传说中的先斩后奏，皇权特许。
顶峰过去就是下行，王越的命运与汪直的荣宠与否紧密相连，但情况并不是像通常描述所说的“宪宗发现了汪直的奸恶，所以对他逐渐疏远”。汪直少年得志，在史书中留下重重一笔的六年恰巧是他从少年步入成年的六年，宪宗对汪直的无限娇纵非但没把他宠坏，反而是日臻贤德。就像所有能列出的关于西厂的恶行都来自于成立的前五个月一样，能找出的关于汪直的劣迹也都只能在成化十六年以前。成化十七年以后，汪直再无过错可挑。他早两年还为了罩陈钺，发过两次飙，造成兵部侍郎马文升等人被贬谪。但到了汪直掌权后期，各种明枪暗箭向他射过来，居然没有任何有记载的关于汪直对这些的回应。而且汪直也的确是被反对势力逼的步步后退，所以在史书上留下了一个汪直因长期外镇，帝宠日衰的印象。但是这种简单论断忽略了大量事实，就是汪直后来在做什么。
成化十七年十一月，汪直、王越请求班师，汪直上奏：“臣到宣府分兵守要害，虏知有备，遁去近边，无复烽火。士马久在边，坐耗刍饷。宜班师还京，如有警，则兼程往赴之。”宪宗回旨说，今冬正当防备，汪直等且不必回，京营官军宜于有粮草处暂驻，大同宣府所需预备粮饷由户部尽数拨齐。之前宣府巡抚秦纮刚刚上奏过鞑靼多次在近边出没，有旨令边臣严备，紧接着汪直又上奏欲撤还京军。兵部尚书陈钺认为应如所请，宪宗以边务方殷， 兵部却突然拟撤回京军，是不以边务为重为由，本欲加罪，姑且宥之。
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大同总兵官孙钺病故，兵部请派人接替，宪宗命威宁伯王越佩征西前将军印镇守大同，仍与太监汪直提督京营宣府各路军马，防御虏寇。十八年二月，诏命汪直总镇大同、宣府等处，召回京营官军，而独留下了汪直与王越共事。不久又命总督大同宣府太监汪直专镇守大同。

在汪直、王越镇守大同以后，京城里汪直原有的势力几乎被宪宗除了个干干净净，西厂被解散，汪直王越也不再拥有禁军指挥权，汪直的御马监掌印位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梁芳代替。而汪直的亲信，陈钺被弹劾致仕，戴缙明升实降调到了南京。虽然朱见深每次都给足了汪直面子，比如撤西厂的理由是汪直外镇，无暇管理，为了显示公平，让弹劾陈钺的勋臣也一并闲住，但谁也无法忽略的事实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原先权倾朝野的汪直在京城被打压的几乎一无所有。
如果说是因为宪宗对汪直不再信任所以撤他的权，这中间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就是汪直这个时候可不是被闲置边陲了，而是大同镇守太监，也就是大同最高长官，拥重兵驻守着京城最重要的门户，特别是在王越任大同总兵官的时候，那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宪宗这么做，不怕他们拥兵造反吗？大同有多么重要不言而喻，而且当时边务正当吃紧，即使汪直没有叛乱的能力，朝中这样处置他，如果心怀怨望，投敌了，懈怠了或者是整日借酒消愁什么的，后果都会不堪设想，但这么一个诡异的组合还真就存在。实际上，很难找到比汪直更尽责的镇守了。汪直在大同行事可一点也不低调，把大同搅得天翻地覆，原来习惯于庸碌备战、隐匿边情的将领，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太监内侍，统统倒了霉，被汪直弹劾的下狱的下狱，撤职的撤职。支持这一切的，仍然是朱见深。看宪宗与汪直之间的往来公文，配合极其默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相互信任到如此地步的君臣还真是史上少见，几乎可以确定，汪直是主动退的。自从成化十七年五月带京营精锐出征，汪直就再没回过京城，也就没有机会与朱见深直接交流了。如果之前没有说好，汪直与朱见深之间就是再心有灵犀也做不到那样默契，即使汪直对权势完全不在乎，又怎么能不恐慌，怎么可能心无芥蒂呢？这反而更好地解释了十七年五月那次出征：汪直走后，在京城的所有势力任凭宪宗处置，朱见深觉得亏欠了汪直，所以给了他最大的权力和荣耀，京军万人竟然是送行的。十一月的时候，汪直选了个明显不合时宜的点请求班师，根本就是给了宪宗一个驳回的理由。成化十八年六月，鞑靼军进犯延绥。在大同的汪直、王越分兵协助，获大胜。因为延绥有尚书余子俊修筑的边墙，鞑靼兵进来后几乎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斩获最多。自此鞑靼多年不敢轻易犯边，延绥军民颇得安宁。论延绥大捷，汪直、王越是首功，宪宗给汪直加了食米岁二十四石（两级），王越岁禄五十石。其实这个赏赐并不算少，只是和之前对汪直战功的封赏比起来显得太薄了。如果宪宗对汪直真的一直像之前那样宠下去，实际会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