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港台地区流行乐的大量的消费性倾销，缺乏应对

大约在90年代中后期，港台流行音乐在内地彻底开放了。在内地不具有任何音乐工业的条件与能力下，有关部门缺乏任何应对是失策的，因为我们本土流行音乐的发展受到的冲击是摧毁性的。老是在谈盗版，那只是一个方面。却没有人站出来说，港台流行乐来倾销了，我们的音乐工业在哪里？即使有所谓的扶持，方向也是不准确的。

很简单的道理，港台流行乐把大陆当作了最大的销售市场。比如包装一个小歌星，带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宣传费来走几个主要城市，但很快有回报的，一般来说，销售额足够把前期投资拿回来，即使拿不回来，还有演出市场可赚。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内地的唱片业根本没能力去竞争，大的国营企业以引进港台流行乐唱片谋生，小的私营企业破产关门。

这些年，我们的媒体间接地充当了扼杀内地流行音乐的杀手。我不是在建议，我们的有关部门要去禁什么，而是在面临新的形势下，创造了多少良性竞争的条件了吗？又看到了内地流行乐发展的严峻问题了吗？

港台唱片业无论在资金积累，和经验与资源积累上，比我们早至少十多年，我们在草创阶段，就受到了如此大的压迫与竞争，不瓦解才怪呢？！

最近读了一本书——《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政策客观上并没有扶持具有活力的私营企业，而是国营企业获更大的优惠，尤其海外企业。我非常同意“外资依赖症”的看法，限制私营企业发展就等于限制竞争。

中国大陆流行乐行业的竞争能力非常低下，它根本无法和港台地区相抗衡，直接结果是我们自己的音乐工业建不起来，大量的音像制品靠小作坊制的方式推出，缺少社会影响力。流行文化的土壤早已败坏，令人痛心。

（五）音乐教育早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现在的流行乐是舶来品。而我们面临的尴尬是：各种环节的不健全。一会儿网络歌曲，一会儿歌唱选秀，这些几乎成了流行歌坛的全部。再看看人家美国，选秀远没有取代流行歌坛。相反，一个卡拉克森获格莱美大奖，又哭又笑，一副“丑小鸭”心态。

我们是一个1979年还在批判“乡恋”的流行乐没有根基的国度，是一个一代人听邓丽君长大的流行音乐的教师基础。和日本相比，我们落后了也有二三十年。说回来，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基础教育依然停留在“乡恋”及“乡恋”之后的几年里的水平。我很同意宋柯在做某比赛评委的一番话：我们的流行乐的音乐种类太少了。

各地所谓的音乐家协会对流行乐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他们最拿手的是给流行乐添加一点调味品，比如加入一点民族乐酱油，就会说那是流行音乐民族化。但他们在辅导着区县级的中小学音乐师资力量，实在太落后于时代了。就好比某地的写字协会，自己写不出字了，开始巧立名目，培养出一两条网络小杂犬，其实该上课受教育的恰恰是这些准衙门半封笔老写手。但客观地说，谁知道他们又是不是被体制所害？

今天的流行歌坛不怕少一个崔健，或者少一个张靓影。惟独缺有现代意识的音乐教育方面的陶行知。

我听惯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论调。我们的音乐是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是被你们一小群、一大撮人坏了口味的，搅乱了欣赏标准的，跟不上国际水准的。我们这里，只有港台的广义的流行乐模式是大众的。其他流行音乐形式都是小众的，爵士、摇滚都是，但这些在国外却是大众的。

不可思议的是，台湾当年在经济改革而造成价值观动荡的时期，还诞生了黑色的罗大佑，而我们几乎什么都没诞生。相反，我们的一部分人过早地落入怀旧的氛围，即当年听罗和崔的人成为成功人士，不问音乐现实，却以实用主义的人生姿态，来问候当年内心里的浪漫主义情结。老崔继续红下去，有这部分原因。

我们的大多数孩子们继续在社会主义国情里，接受老化的音乐教育，见闻媒体的偶像炒作，然后逐渐固定一种非开放式的音乐认识。

真诚的音乐感怀还有多少？只要“春晚”的晚会型歌手依然那样唱歌，没戏。

中国的流行乐还是少了很多自己的东西，老百姓的支持度不够，中国学日本学不来，没有日本那种全盘西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