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法国的评论家曾宣称：“我国近来产生了一桩比欧战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尔•瓦雷里的《年青的命运女神》。”一首诗比一场战争更重要，可见生命之演进在西方人心中的重要性。遗憾的是，我中华文化经历援佛补儒、拜上帝教、近代转型，仍未能确认此种个体精神的至上价值。以至于今天，国家、社会仍大于个人，现象、事件僭越了生命本身，五星红旗的名字比生命更重要……仍是我们文化的常态。
《夹边沟》电影以“臭名昭著”的中国甘肃右派劳改农场地名而来。这个劳改农场几乎是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一群右派分子被发配到这里。人被分为上级、管理者、帮凶或打手、大家或大家中的老林老李小王、外部人……人的生命或生活被简化为不服从者不得食，不服从者被强制劳动改造，劳动者被规定生活即起居、工作和饮食;平常的生活已经够悲惨了，遇到“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更是只能一天吃两顿，天天喝汤水，被开恩的也只是暂时不出工劳动。但是，死亡、虚无，这些超越政治社会的逻辑酣畅淋漓地上演，人们的生活就是寻食：草籽、老鼠、人们呕吐出的食物、外人带来的吃货;人们的生活就是把死人裹起、拉倒、埋掉，就是吃死人的尸体，就是在“地窝子”里等死;人们的生活就是听任“政治理性”的恩典或威福，是听任政治人格的呵斥或捆绑，就是私下独语或相互之间说话以免睡觉而死去……
这种直截了当的政治文化本质，今天早已被宣判为历史，被尘封为过去;不堪回首，也无人吃力不讨好地揭示，更少人提炼出强悍的精神质地。但是，王兵以他旷野呼告的上帝子民力量，以他执着的坚忍和大信大爱，给我们记录了这一政治故事，挑战我们的心智，冒犯我们当下“咸与维新”的盛世或类盛世生活。
显然，这部故事片的观众并非当下感觉良好的混世者们，它吁请的是另外一种心智和眼光，是另外时空的文明或知己。当代的混世者们如果一味沉浸在混得合适的生存里，他们是难以接受这样一部电影的;当代的混世者们不认为自己缺乏人类人性的良知勇气，只是智力的自负和人生的混沌使他们缺乏接纳异己异端即第六伦的兴趣。要在他们面前谈论《夹边沟》是困难的，就像在他们面前谈论当代社会的真相一样困难;因为他们以为《夹边沟》和当代社会一样是如此浅白，不言自明，无需去质疑，生活就是了。而对另外时空的心眼来说，谈论、经验这类精神作品同样困难：在此全球化时代，这类作品是否切己？困难的不在于有无良知，而在于时宜一类的语境障碍，在于历史、影片与当下的关系是否真的紧密。这也是影片的难以介绍之处，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更新了我们人类的生存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