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跋小楷，出入钟王，脱胎《宣示表》、《黄庭经》，兼蓄《张黑女志》、《智永真书千文》笔意，朴厚端凝，拙中见巧，格调高古。吴师小楷独步当代，此跋文采书韵毕肖魏晋，文乃简直古峭，书则积健为雄，以文质彬彬为经，法脉递传为纬，交织出一篇楷书发展史，堪称心手双畅。 后跋行书，运笔萧散，圆润酣畅，荡于静雅，乍看几乎是明人手迹。吴师融会右军、北海、松雪一脉气韵，更揉进文征明、唐寅、王铎诸家笔姿。正如吴昌硕名言“古人为宾我为主”，能在笔中“存我”而出“己意”，确乎达到“我于古何师为不化之有”，更见“笔与墨会，是为氤氲”（引自《苦瓜和尚画语录》）的境界。 吴师写此跋时，年已七十有六，值“四人帮”肆虐正凶之时，目睹祖国文化遗产惨遭浩劫，而喟然叹日：“思延法脉，将何以济！”激情发于毫端，这正是一声惊天地、斥恶鬼的断喝！ （五）题明代初拓颖上本《兰亭序》《黄庭经》帖 颖上《兰亭》、《黄庭》帖刻于一石。明嘉靖年间出于井中，未久石毁，拓本罕遘。鲁安谓《兰亭》帖末有“永仲”二字印，足据北宋蒋长原所藏苏氏绢本传摹。世称米黻手笔，信是天水遗物。此本明季初拓，海源阁旧藏，径归鲁安所有。 迂叟八十三 按：此本为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旧藏，有明万历年间皇族朱氏及清包世臣二人题跋，许为初拓本，弥足珍贵。吴师辩识“永仲”二字印，确证此本乃据北宋蒋长原所藏苏氏绢本传摹，解我疑团。吴师平生最喜《兰亭序》，他曾指出：“《兰亭》多种，悉出右军，而虞褚欧陆笔法，各不相蒙，能得此理，斯可以论书矣。”正逢千古名迹《兰亭序》书后第二百七十个岁次“癸丑”那年春天，吴师百感交集，乘兴为我临写一通。当年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陈邦怀先生题写《书赞》：“迂叟非迂，迂叟善书，余掇其论书之语，以赞其书，质文之迹，消息非然，洵一生精力所至，岂偶然哉！” （六）题明拓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 临《圣教》更要在无事时，反复玩味一点一画，悉熟胸中。然后手到意到，毫发无间。再参以《丧乱》、《侍中》诸帖，悟彻矣。嗣于褚李诸家，知其各有所至。嗣宋米元赵明文皆揖于室，而不能得行书究竟者吾不信也。 癸丑立冬 迂叟 按：吴师一向强调：“习行草《金钱圣教》与《兰亭》为必经之阶。”又云：“作字能令心静，然后气足神完。一涉匆遽，笔墨皆非矣” 。“临古人书，必先极似，能似得其貌，而后可言得其神”。《金钱圣教》指《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当时怀仁集字时以大量金钱广收王字，故世称此碑为《金钱碑》。吴师在三十岁前就着手临《圣教》，多年功力，感悟极深。此《圣教》为明拓，“高阳县”三字未损本，纸墨甚精，吴师观后题于1973年冬。 （七）题北魏元略墓志铭精拓本 《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自然趋势。颇怪称北碑者，必欲与“二王”分门户，而使汉隶并。故宗是说者，其书法亦终不能悟古今之变也。必为朴拙之形，乃益增丑怪之相。 吾服顽伯天从之才，篆隶以写法出之，于是一洗前人刻滞之弊。此让之、撝叔能为后来之秀，然行草终去宋明人远，遑论晋唐。吾则谓行草入晋唐之室，篆隶悟顽伯之笔，而后可称中夏之书家也。 有清三百年，高者动言篆隶，以示碑版之功。实则篆隶石拓俱在，若不神而明之，出自机杼，写同《峄山》、《石鼓》诸刻，毫发不异，亦不为贵也。犹之写《阁帖》，而无唐宋墨迹为之先路，即写同枣木原刻，无异亦木雕泥塑，终无灵魂耳。 又隶书吾服郑谷口簠，后来金冬心亦未可厚非，斯皆能自树立而不囿于碑版者。北翁、南翁之隶吾不识其佳处。道州之篆隶，隶愈于篆，隶亦苦无气韵耳。 写秦先之篆，杨沂孙天赋亦高，至吴清卿工夫未可非言，神韵则去杨岂止三十里。后来丁佛言虽出于清卿，可称后来居上，惟它书未能称之。书法固小道，就艺论艺，由秦至今，历几何代，经几何人，。其中渊源得失，不有学力以赴之，眼力以烛之，朝握管暮成家，则不欲言矣。 庚子冬至后二日 家碌书于津门客次。 继曾如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味。骤闻之，似不能解，实则非故欲骇言。因六朝无间南北，精书者皆能化“二王”行草之法入楷，则能得其理，则从之寻行草之原。虽《兰亭》多本，甚至《怀仁集圣教序》各本，不得洽心之导，而于是翻可得金针，继曾其识之。 癸丑秋分迂叟书于津门 按：以上吴师题跋二则，前跋书于1960年冬，后跋书于1973年秋。此本为当年陶湘（涉园）在津督良工谭荣久用乾隆年旧墨精拓。另见翻刻本，字多乖误，神彩尽失。《元略墓志》今在辽宁省博物馆陈列，下截裂损，拓本也远逊于陶本。 吴师一生宗法“二王”，却得力于《元略墓志》颇多，尤其是对此志的用笔研磨甚为精到。他认为可以从中寻出行草之原，通过临习《元略》，可以直接探得“二王”行草之法。在后跋中写道：“虽《兰亭》各本，甚至《怀仁集圣教序》各本，不得洽心之导，而于是（指《元略墓志》）翻可得金针。”这一论点，道破天机，发人深省。吴师在前跋中指出：“《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的气脉，由此得以“悟古今之变”，从此志的一些行书用笔技法中，走进“二王”行草“由质而妍”的神理。


吴师临写《元略墓志》，着眼于从中体会“二王”，气脉，感悟其中之“变”。从《元略》到“二王”气脉相通之处也就在于这个“变”字。 从东晋到明清，“二王”书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体系，而帖学兴。吴师强调学“二王”当溯其原，由流寻源，并主张碑帖并举。学篆隶也为的是进一步深入“二王”行草的堂奥。因而，他在前跋中又论及篆隶，大胆地评判前人之功过是非，指明：“就艺论艺，由秦至今，历几何代，经几何入，其中溯源得失，不有学力以赴之，眼力以烛之，朝握管暮成家，则不欲言矣。”这里仍然是强调“晋人用理”之道，必须通晓我国书法发展长河中的那个“理”，也就是需要深究古今变化接替之原。吴师曾说：“结构犹有迹可寻，用笔则不究古今变化接替之原，犹不足以言书法妙诣。” 吴师所追求的书法境界是体现“雍容中和之度，神秀凝重之器”。他强调“作书忌俗与熟，亦忌乖谬潦草，善书者笔墨纵横，点画狼藉，而一折一丝无不有来龙去脉，绝无阘茸滓杂之弊，明此可与论临池也。”中年时，我临《元略墓志》历三载达百二十通，照此教导力行不懈，终于悟得行草“由质而妍”变化的神理。 （八）题旧拓唐李邕书少林寺戒坛铭碑 此册为姚景侪丈赠，屈指计已七载矣。今姚公已物化，睹物思人，喟汉者再。姚以藏书帖珍玩颇夥，闻其后裔颇不能守，不知散落于何人手也。 癸亥冬间 玉如 按：“文革”后得此拓于天津文庙中新华书店，系“查抄”散出物。癸亥当公元1923年，是年吴师二十六岁，题跋字迹娟秀，可见幼功极深。此跋虽未论及书法，却有怀旧之念，感叹故人书帖散失之痛。李书《戒坛铭碑》世不多见，吴师当年教我临《麓山寺》、《李思训》二碑，得以明察李北海如龙之笔。吴师有言：“见得多，临得多，萃古人之精华，省自家之病痛，积久不懈，神而明之，一臻化境，便超凡入圣，无往不妙到毫颠矣。曰篆、曰隶、曰草、曰行、曰楷，善书者无不能融会而贯通之。不为字匠，不主门户，诚无间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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