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学说史的发展是与悲剧艺术史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对西方悲剧学说史的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对西方悲剧艺术史的研究。
西方悲剧学说史，按其性质来说，它是历史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当然，历史美学有其较为广阔的内涵。它除了指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和学说，还包括审美意识史、特别是艺术中的审美心理、审美意识的演变史。现代英国哲学家鲍桑葵将广义的历史美学称之为“美的艺术史”，而将狭义的历史美学则称之为“美学理论的历史”，认为“美的艺术史”是美学理论的历史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对前者的哲学分析。“美的艺术史是作为具体现象的实际的审美意识的历史。美学理论是对这一意识的哲学分析，而要对这一意识作哲学分析，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了解这一意识的历史。美学理论的历史，则要探讨审美意识在学术上的表现——美学理论——的历史，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忘记，需要阐明的中心问题乃是美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１）〕西方悲剧学说史，严格说来是狭义历史美学的一个分支，它就是以西方悲剧艺术发展史为其存在的前提。它的最基本的使命就是要对西方悲剧艺术作哲学的思考。因此，对西方悲剧艺术进行哲学思考其实就是在履行艺术科学中的一个分支——“艺术哲学”的使命。西方悲剧学说史的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对西方悲剧艺术史发展的考察。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学说可谓是西方悲剧学说史的源头，但是，他的悲剧学说的创立，也是以古代希腊的悲剧艺术成就为基础的。没有辉煌灿烂的古代希腊悲剧，就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学说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完全可以这样说：悲剧学说史的发展与悲剧艺术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尽管如此，在我们进行悲剧学说史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将它们区别得清清楚楚。悲剧学说史与悲剧艺术史不同：悲剧艺术史是在悲剧艺术和悲剧诗人的发展中考察历史事件，它必须反映悲剧艺术发展的本来面貌，正确地记录并揭示各个时代悲剧诗人的具体历史个性特征，“它把传说中的一切可疑的和错误的部分清除尽净，而把那些可靠的要素取来，尽可能编织成一幅正确而且清楚的图画。它的任务不是重在解释，而是重在对事实的探求和记述。”〔（２）〕光有这种对悲剧艺术发展的历史记述还是很不够的，因为悲剧艺术发展的历史联系本身，并不是悲剧理论家们所要探求的终极目的，悲剧理论家们是要想通过悲剧艺术发展的历史联系本身来进一步探究各个时代的悲剧艺术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条件）是什么？这些悲剧艺术作品，它们都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这些本质特征的产生和形成同当时的具体时间、地点等环境条件（其中也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法律、道德、社会制度、传统习惯、民情风俗乃至地理、气候等条件）有些什么内在的因果联系等等。这些都是悲剧理论史研究的任务。悲剧艺术史和悲剧理论史是悲剧艺术科学中两个相互依赖、互相联系的部分。在悲剧理论研究中，如果光有事实（即光有对悲剧艺术史事实的记述）而没有理论，那末这样的事实也定然是模糊的。反之，没有以事实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理论，那末，这样的理论也将是空泛的和苍白无力的。总之，悲剧艺术史和悲剧学说史都是承担悲剧艺术科学历史使命所必不可少的两个职能部门。相对于悲剧艺术科学来说，它们二者是同等的重要，更谈不上孰主孰次的问题。
悲剧理论研究要从悲剧艺术发展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去发现其同整个世界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并揭示出悲剧艺术的本质特征。而这是悲剧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既然悲剧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悲剧艺术发展史中的事件进行归纳和解释，从而从中提炼出一般的法则，那末，同其他任何科学理论研究一样，悲剧理论研究也有它自己的规定性，它不可能对任何悲剧艺术现象都能作出穷根究底的解释。因为，实际的情形正如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单个的事物，即使是在它的某个指定的情景里，它的发展和变化也是无穷无尽，决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完全捉摸的。我们再也不要想把什么事都来做一个彻底，因为事情原来就是没有底的，科学也不过能够在普通的事情上指明现象的规律的关联而已。我们确信任何事物都极有规律性……一切研究都是以先驱的公律做基础。只要艺术科学教给了我们一条支配着那一看似乎没有规律的任意的艺术发展过程的法则，艺术科学也就可以算是尽了它应尽的任务了”，“只要艺术科学能够显示出文化的某种形式和艺术的某种形式间所存在的规律和固定的关系，艺术科学就算已经尽了它的使命。”〔（３）〕悲剧理论研究就是要从悲剧艺术史发展这一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去发现它们同整个世界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从而揭示悲剧艺术的本质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