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圆润于秀劲，合雄奇于淡远
——清曾国藩的书法对联赏析
静隐庐主徐戎
　　曾国藩不仅是中国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有成就的文学家、书法家。曾国藩毕生信奉程朱理学，他开创的“湘乡派”散文，既讲求文采，又注重实用，被梁启超誉为“桐城派之大成”。他的书法圆润秀劲，自成一家。清符铸曰：“曾文正公平生用力至深，唐宋各家皆有尝习，其书瘦劲挺拔，欧、黄为多，而风格端整”。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个善书的塾师，他在曾国藩的学书道路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说“我先大夫竹亭公于学赵书，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家书：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谕纪泽》）。曾国藩十分推崇赵孟頫，认为他的书法“集古今之大成”，这和其父亲喜爱赵书不无关系。此外，曾国藩自己也把习字当成必不可缺的日课来作，“兹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日记·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近来每日习字，不多看书”（《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呈父母》）。即使在和太平军作战期间也不曾间断，“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家书：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谕纪泽》），“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五日》）。
　　曾国藩的书法风格和成就，可以分前期、中期和晚期。庐主这里主要讲中期和晚期。
　　中期，纵观他这一时期的书迹，楷书点画精到，笔锋内敛，折笔和换笔之间的顿挫都极为自然，明显已经脱出颜柳窠臼，形成自家面貌；行书一笔不苟，法度谨严，起笔遒劲，落笔亦极少露锋，点画之间讲究照应，字与字之间也气韵贯通。
　　晚期则是曾国藩个人风格的成熟期：有偏向北碑的，如写于咸丰九年（1859年）的“蕴藉异时辈，卓荦观群书。”笔画刚劲，结字开张，雄奇亦不失淡远；也有偏于南帖的，如写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对联“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笔画柔中有刚，圆润亦不失秀劲。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内思作字道，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当参以诸河南、董思白烟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由此可见，曾国藩书法的整体风格是阳刚与阴柔并济，概括地说就是“寓圆润于秀劲，合雄奇于淡远”。
　　庐主收藏的这幅曾国藩对联“高花风堕赤玉盏，老蔓烟湿苍龙鳞”，书法讲究笔笔有法，从不逾规矩，点画清劲，意态端严，一派学者的“入规中矩”之态。此件七言联遒俊华美、劲健刚拔，山谷雄风尤在，劲气内敛，清净雄强兼得，气局格调高深！
　　曾国藩书论的精妙处至今对我们不无启迪，但他的书法留给后人更多地却是遗憾。由于一心想整合北碑南帖，兼容刚健婀娜，他的书法不可避免地个人面貌不强，对书史的影响也乏善可陈。晚年的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是日悟作书之道，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者取势宜峻迈，偏于阴者下笔宜和缓。二者兼并鹜，则两失之矣。余心每蹈此弊。”（《日记：同治四年十月二十日》）。
　　有评论曰：“曾国藩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书风旗帜”。不过庐主纵观曾国藩的各期书风，曾书法极重法度而仍少意韵，用笔单调，仍留有馆阁体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