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于作为文学经典的《三国演义》,还是对于作为历史现实的三国乱世,审视或省思的基本立场决定了我们可能得知些什么:是带着超脱的微哂闲谈一段“看上去很美”的英雄传奇,还是以血性的温热和人性的尊严触摸那些在战乱的血雨腥风中辗转、挣扎、沉沦直至泯灭的真实生命,倾听那些微弱然而沉重的声音?这是一个问题。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尊严和有血性的人,都会选择回到历史的绝对现场,而不是回到故事的绝对现场。这不是高深的道理,这只是基于正常人性感觉的简单判断。
回到历史的绝对现场,真相触目惊心——“乱世人不如太平犬”。
二、“道德”面具下的鬼脸——“抢”字当头的暴力夺权
有关于“乱世”叙事的第一个问题是:分裂是如何造成的?
从三国到《三国》,其间中国历史风流云转了千余年,但是“分合之道”的咒语却隐秘而精准地运转着,直到有一天,《三国演义》终于将这条支配了中国千年历史的潜规律昭告天下:“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分合的根据何在?《三国演义》的回答是:“失德”。然而,潘教授随即指出:《三国演义》建立于道德假想社会基础上对“乱世”根源于“失德”的解释是根本站不住的。对于社会“如果是如何”的道德假想遮蔽了社会“究竟是如何”的历史真相,用道德义愤代替对中国历史冷静的观察,对于个人而言是对“乱世”焦虑的一种虚假心理转移,对于历史而言则是对真相的掩盖、篡改或粉饰。
潘知常认为:三国分裂的总根源包括现实的和人性的两个方面,战乱的现实根源就是掠夺权力,三国大战根本不存在诸如“帝蜀寇魏”之类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也不是主义之战,更不是荣誉之战,只有生存之战。在专制极权治下的一元简单社会中,没有“国”只有“家”,没有公权只有私权,没有公义只有私欲,所有的人都只为自己谋利,而谋利方式自上而下地惊人统一,就是——“抢”。抢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成王败寇的区别只在于“抢”成与否;“一治一乱”的更迭则是“抢”少与“抢”多之间的微妙平衡。在中国历史这种“抢”字当头的暴力掠夺和流氓政治面前,“道德”比书写着道德的纸张更脆弱。
而三国分裂的人性根据,潘知常认为:并非“失德”,实为“失爱”,是不把人当成人。这其中尤令我击节叫好的是,潘教授呼吁说,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重新书写三国的新演义,如果我们去写战争与人的关系,我们去写战火中人的表现,我们去见证战争中的人性:无论是爱的高扬或是美的泯灭,无论战争中的那个“人”是勇往直前或是疑惧延宕,都会给读者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感动、震撼与启示。三国的演义应该是爱的演义、人性的演义和美的演义,而不是一部自欺欺人的道德演义。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在想:或许,这个美好的愿望在遥远的汉魏就曾经有一个默默无名者用一首诗微缩地见证过、呼应过。这首诗叫做《出东门》: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一个曾经眷顾家中妻小的好男儿,是什么样的利剑斩断了他的爱,催他一把推开仅存的爱情与亲情,独自亡命天涯?一个人放弃人的尊严并不会比担当起它更轻松,当这个人说出:“大概我也没几天可活了!”(“白发时下难久居”)的时候,他又会是怎样的心情?这个渐渐在人性和爱的视野中消失的人,他出走之后怎样?会是一个初露锋芒的《水浒》好汉吗?还是一个新兴而起的《三国》英雄呢?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不久便做了“好汉”与“英雄”们刀下无数冤魂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英雄与白骨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个关于“乱世”的真问题。
这些残酷的和寒冷的史实显然较之光鲜亮丽的英雄行迹更具有启发与反思的价值,虽然接近它们与接近所有的真相一样,艰难又沉重。在故事里做梦很快乐,因为读故事的人常把自己也错觉成了那个盖世无双的英雄。这是人的正常心理预期,就好像所有观看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没人会期望自己成为横尸皇城的万千士卒中的一个,大家都会想:“真遇上那阵仗,嗯,还是周杰伦的角色比较适合我。”但是真相呢?在真相面前思考会辛苦很多倍,因为当我们以袒露的心迹去面对那些流血的和令人难堪的真相时,才发现那些凄离的生命与我们有着相似的面孔,而那些遥远的罪恶基因或许已早为我们所继承。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还有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