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格林卡之后的俄罗斯著各作曲家是亚·谢·达尔戈梅斯基(1813一1869)。他创作了许多声乐作品，最好的作品是歌剧《石客》和《水仙女》。《水仙女》的旋律脱胎于俄罗斯民歌，后来成为俄国民间最流行的歌剧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音乐进入繁荣时期，六十至七十年代被称为俄国音乐的“狂飙突进”时代，音乐昌盛的标志是出现了一个作曲家集体“强力集团”。“强力集团”以格林卡的学生米·阿·巴拉基列夫（1836一1910）为首组成，主要成员有穆索尔斯基、鲍罗金、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和居伊，他们的活动得到著名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弗·瓦·斯塔索夫(1824一1906)的支持和肯定。“强力集团”以倡导现实主义，促进俄罗斯民族音乐为宗旨，创作多取材于俄国历史、人民生活、民间传说和文学名著。他们注意吸取和运用民间曲调，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进行革新。莫·彼·穆索尔斯基(1839一1881)的作品以性格描写和心理刻划见长，音调有民歌特点。他的代表作品是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和《霍宛斯基党人之叛乱》。两部歌剧都以俄罗斯人民为主角，表达了人民憎恨专制暴政的思想。亚·彼·鲍罗金(1833一1887)的代表作是根据《伊戈尔远征记》谱成的歌剧《伊戈尔公》。歌剧场面壮阔，成功地利用了俄罗斯和东方的民间歌曲和舞蹈。尼·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一1905)作品题材丰富，写过15部歌剧、交响乐、浪漫曲和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影响较深远的有歌剧《沙皇未婚妻》，以叙事诗和童话为题材创作的幻想歌剧和神话歌剧《萨特阔》、《五月之夜》、《白雪公圭》等。 

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家是彼·伊·柴可夫斯基（1840一1893）。他的音乐创作开始于“强力集团”活动的六十年代，七十至九十年代初是他创作的全盛时期。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以深刻的民主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见长。他的抒情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芭蕾舞曲《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都是俄罗斯音乐艺术史的高峰。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响曲中特别著名的是第三、第四和第六(悲怆)交响曲。他的交响曲《罗米欧与朱丽叶》以曲调优美著称。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以悲歌为基调，反映了八十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情绪，有力而真切地表达了时代的矛盾，斗争的冲动，人们寻求安慰的渴望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幢憬。柴可夫斯基为俄国交响乐派赢得了世界声誉。 

晚些时候的俄国作曲家有格拉祖诺夫、拉赫马尼诺夫等人。谢·瓦·拉赫马尼诺夫(1873一1943)是作曲家兼钢琴家，1918年出国，在欧美各国从事演出活动。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作品有三部交响曲、三部歌剧(其中有根据普希金长诗《茨冈》创作的《阿乐哥》)、24首钢琴前奏曲、4部钢琴协奏曲和钢琴与乐队合奏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等。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由于重视传统音乐形式而出现了几代新的作曲家。他们在交响乐、歌剧和芭蕾舞曲创作中取得不小成就。这些作曲家各有侧重，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老作曲家莱·莫·格里艾尔(1875一1956)除芭蕾舞剧《红婴粟》和《青铜骑士》外，吸收民间曲调写成的一些歌剧艺术价值也很高。他的学生谢·谢·普罗科菲耶夫(1891一1953)创作题材广泛多样，音乐语言清新生动，富于独创性，在世界上很有影响。他写了著名的芭蕾舞剧《罗米欧与朱丽叶》、《灰姑娘》、《宝石花》和大型歌剧《战争与和平》。他的第五、第七交响曲流传很广。尤·亚·沙波林(1887一1966)常以俄国诗人的歌词为基础谱写抒情曲。他的代表作是历史题材的交响乐大合唱《在库利科沃田野上》和歌剧《十二月党人》。尼·雅·米亚斯科夫斯基(1881一1950)专事交响乐作曲，一生写过27部交响曲，最后一部最有名。他是著名音乐教育家，曾培养出80多名作曲人才。阿·伊·哈恰图良(1903－1978)是亚美尼亚人，米亚斯科夫斯基的学生。他熟悉东方音乐风格，重视民间创作源泉，擅长器乐协奏曲的创作。他创作了许多色彩丰富、情感强烈、民族情调浓厚的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协奏曲，对形成民族交响乐学派有较大影响。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有它独特的社会背景。在欧洲范围内，19世纪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时代，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频繁起伏更迭。19世纪初，流行了将近200年的古典主义趋于没落。法国大革命后的形势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促使了浪漫主义的诞生，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得到相当的发展。到了三四十年代，西欧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辩证法、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使艺术的主流转向真实地表现生活和再现社会风貌、揭示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这股强劲有力的艺术潮流，由于它对现存秩序的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 


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形成于19世纪30、40年代，50、60年代走向繁荣，70、80年代是其鼎盛阶段。它延续时间之长，在欧洲为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针对俄国的封建农奴制，也涉及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它表现的社会生活比较广阔，多方面地展示了俄国的社会状况，对现实矛盾的揭露具有相当的深度，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俄国的许多文艺家出身平民阶层，他们较易于接触到俄国下层人民的生活，因此他们对俄国劳动人民的描写，具有独特的视角。破仑入侵的全民卫国战争，另一件是1825年由贵族知识分子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举行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前一件事激发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们要求改革的决心，后一件事由于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但说明俄国的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的抗议已进入暴力行动的阶段。这两件大事，促进了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因此这一时期在欧洲文艺中流行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在俄国的反响较弱，其成果也不显著。俄国此时文学中的普希金、克雷洛夫、莱蒙托夫，绘画中的吉普林斯基、特罗平宁、维涅齐昂诺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情怀，但已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随着俄国人民反对农奴制的运动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30至40年代，作家、政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等，提出了文艺的民族性和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素材的口号，进步的理论导向，使19世纪中期的文艺展现了新的面貌。这个时期果戈理、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和菲多托夫的绘画，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流派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曾被人们称作俄罗斯的“曙光期”。50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集中地暴露了俄国经济技术的落后及专制农奴制的弱点，俄国人民的奋起和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迫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在此前后，俄国文化领域展示了新的局面：在哲学、政论、美学方面，出现了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唯物主义美学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55年的著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明确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理论上为蓬勃兴起的文艺运动以有力的指导。大型文学刊物《现代人＞杂志，在诗人涅克拉素夫主持下在社会上十分活跃，一大批作家聚集在杂志周围，为俄国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呐喊。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深刻地提出了俄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创造了一系列鲜明而富于哲理的文学形象。在音乐界，1855年前后以青年作曲家巴拉基列夫为首，逐渐形成了俄国的“强力集团”，探索俄国音乐的民族化之路。他们明确反对一个半世纪以来上流社会对意大利和法国音乐的盲目崇拜，倡导发展俄罗斯的民族音乐，到俄国历史、人民生活、文学著作和民间音乐中去寻找创作素材。“强力集团”的代表人物穆索尔斯基、鲍罗亭、里姆斯基一柯萨科夫等的创作，推出了俄国音乐的崭新乐章。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和1812年卫国战争所引起的民族意识的高涨,专制农奴制的危机加深,终于爆发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贵族革命阶段（大约从1825到1861年）从此开始。同这次起义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纷然并立，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感伤主义虽已出现，古典主义派尚未完全退出，他们以希什科夫(1754～1841)和杰尔查文为首，结成“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1811～1816)，同拥护卡拉姆津的“阿尔扎马斯社”(1815～1818)就新旧文体问题激烈论战。19世纪初，一些保守贵族对动荡的社会甚为不满，流露出悲观遁世的思想，消极浪漫主义遂应运而生。其鼻祖茹科夫斯基(1783～1852)原是从感伤主义蜕化而来，他的大部分诗歌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的宗教观念，但他发展和深化了卡拉姆津对人物的心理剖析。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后期诗作也有类似之处。随着贵族革命的酝酿,又涌现了反对暴政、颂扬自由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如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的《致宠臣》（1820）、《公民》(1825),普希金(1799～1837)早期的《致恰达耶夫》 (1818)、《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 (1795～1872)、丘赫尔别凯(1797～184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 等十二月党诗人认为文学是宣传和战斗的武器，注意从民间创作吸取营养，强调作品的民族独特性。这时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进展。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广泛地表现社会的弊端和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形式活泼，文辞通俗。

90年代初，俄国社会又呈现活跃的气象，从90年代中期起，更兴起强大的工人运动。新的形势鼓舞了作家的情绪。柯罗连科写出《嬉闹的河》(1892)、《瞬间》(1900)，契诃夫创作了《第六病室》(1892)、《醋栗》(1898)，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套中人》,1898）,相信新的生活即将到来（《新娘》，1903；剧本《樱桃园》，1903～1904）。托尔斯泰在《复活》(1889～1899)中从宗法制农民的角度，对“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列宁)，同时又宣传“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勿以暴力抗恶”的反动学说。他的历史小说《哈泽—穆拉特》(1904)借古讽今，抨击了沙皇暴政。 
90年代还涌现了一批文学新秀：魏列萨耶夫 (1867～1945) 、库普林（1870～1938）、布宁(1870～1953)、安德列耶夫(1871～1919)、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20世纪初，他们团结在高尔基(1868～1936)主持的知识出版社周围，积极展开创作活动，同托尔斯泰、柯罗连科一起，有力地打击了俄罗斯诗歌中猖獗一时的颓废派，其中有象征派的巴尔蒙特(1867～1942)、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吉皮乌斯(1869～1945)，阿克梅派的古米廖夫(1886～1921)、阿赫马托娃(1889～1966)和未来派的布尔柳克(1882～1967)等人。 
90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时期，俄罗斯文学也相应地踏上一个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列宁和高尔基的有关著作。普列汉诺夫早在19世纪末就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奠下基础（《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他的《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方法论、任务和发展道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1908至1911年间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纪念赫尔岑》(1912)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中提出的反映论、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两种文化”的学说、文化遗产的继承批判，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沃罗夫斯基（1871～1923）和卢纳察尔斯基(1875～1933)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建立作过许多工作。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自发抗议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894；《切尔卡什》，1895；《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用浪漫主义的彩笔勾勒了一些热爱自由的英雄形象（《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均1895；《海燕之歌》,1901）。1906年成书的戏剧《敌人》和小说《母亲》宣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业已诞生。 以后高尔基又创作了 《童年》、《在人间》(1913～19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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