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胜风情录

从以上历史变迁情况看，捷胜这个古镇的沧桑史，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辟荒聚落”、“建置发展”和“农运解放”三个时期。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划分方法，比如用时代、朝代或年号顺序来划分亦无不可。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是想扼要地将各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概括出来，使读者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印象。下面，就来谈谈各个时期的概况： （一） 辟荒聚落时期
抗日战争初期，意大利的麦兆汉神甫及我国著名历史民族学家杨成志、顾颉符先生在捷胜沿海一带，发掘了许多石器、陶器等文物，其中石器有大小长短不等的梯形石锛、石斧、石刀、石矛、石戈、石铲、石箭镞、石网坠等；陶器则有大口樽、敞口罐、圆底釜、圈足盘等。有的陶器还刻有云雷纹、方格纹、曲折纹、梯形纹、叶脉纹、刻划纹、篦点纹、绳纹等纹饰。据考证，这些器物的用料、制作方法、造型及纹饰，具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春秋战国初期的文化特征。
由此可见，捷胜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有先民在那里聚居生息。那么，这种先民到底是何种族系？他们是不是捷胜的土著居民？种种问题因资料的大量缺乏而成为难解之迷。有鉴于此，笔者在翻阅了相关史料之后，大胆地作出如下推测：捷胜先民属于古越族人，他们是捷胜的土著居民。


根据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研究，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及印纹陶器等，在捷胜沙坑北、沙坑南、东坑南及沙角尾等遗址中均有发现，这说明古越族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已经生活在捷胜沿海一带了。而从广东东南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来看，亦证明了他们早在南粤大地生息繁衍。事实上，约距今12.9万年前，在粤北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狮子山狮头溶洞内，就有古人类居住。考古学家称之为“马坝人”，他们是岭南地区的人类始祖，比北京猿人稍晚，前额比北京猿人偏高，面部具有黄色人种的基本特征，属于古人阶段。而进入新人阶段的则有距今约三万年前的峒中岩人及距今约16000年前的黄岩洞人，到了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岭南地区则是古越族人的天下。因此，古越族人是马坝人的后代，是岭南本土的民族。那么，在六千年前，这些古越族人又是如何迁移散居到捷胜沿海一带呢？下面先将古越族人的分布、生产及生活上的情况，作一概略叙述，然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古越族是我国古代长江以南最大的一个族群，分布很广，支系众多。《汉书·地理志》师古注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即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但又支系不同，各有种姓，互不统属，因而被称为“百越”。关于百越的形成，还有另一说法。即公元前307年，楚攻杀越王无疆，越国为楚国所灭。越国的王孙贵族纷纷向南逃窜，在楚国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南方占地为王，各自建立自己的小国，于是便出现了东越、西越、南越、闽越、瓯越、骆越、于越、濮越、滇越、句吴等诸国并立的局面，而统称为“百越”。依笔者陋见，此说显然欠妥。前已提及，南粤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便有古越族人生息繁衍。由于他们在地理上分布广阔，发展不平衡，历史上各自为政，未能形成统一局面，而各有自己的族称，如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句町、句吴、无诸等，均为百越各部。只不过当时未有“百越”这一族称罢了。因此，“百越”的局面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就已经形成，但绝不是上述所说的那样：在战国中期，越国为楚国所灭，其王孙贵族退居南方，各自建立自己的小国时才形成的。至于“越”这一族称，在秦汉以后才见于文献记载。由于百越族群分布广、支系多，各有自称，且又具有共同的基本文化特征，因此史籍记述时为了区别往往在各地越人自称上，带上一个“越”字，如闽越、瓯越、骆越、滇越等等，而“越”这一称呼才逐渐成为百越族群的通称。
百越各族虽然分布广阔，但总的说来，其居住环境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分布在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甚至分布在山区和云贵高原上的越人，亦沿着较为低平的河谷平坝居住。因而从地理分布上说，百越属于南方低地平原民族，它不同于高原山区民族，更不同于北方草原民族。这样的地理生态环境，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给百越各族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明显的影响。在遥远的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其影响也就越大。这种生态环境和人们活动的交互作用，表现为百越各族在生产和生活上与水具有密切的关系，即善种水稻、喜吃蚌蚝、熟习水性、善用舟楫、居住干栏、断发（或椎髻）文身、崇拜龙蛇等等，无不与水有关。


进入宋元时期，由于长期的民族战争，造成了中原和江南人口大规模地南移，这是历史上第三次移民潮，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秦汉、两晋和南朝。北宋前期，广南路（指广东境）人口户数已激增。当时，元帅狄青残酷镇压了两广侬智高的起义，其部将惠州团练副使杨文广也率兵征伐了海丰南蛮十八峒的盟主金龙公主，将历代遗存下来的越族后裔驱尽杀绝，逼使他们有的再次下海为疍，有的则逐渐被汉民同化。特别是杨文广为救狄青在捷胜大战水龟洞，九捷九胜，更使越族后裔元气大伤，几近绝种。自此以后，再也不见史书提及越族。南宋初，为逃避金兵，江南的移民便有几十万之众流徙岭南。南宋末年，为避元兵骚扰，难民又纷纷从海道和陆路入粤，每批数以万计。宋恭宗时，元兵陷临安，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赵昰为帝，率数十万江淮军民涌入岭南。南迁移民多取道南雄珠玑港，再流散于粤境各地。据宋《元丰九域志》载：海丰县有纳税主户1878户，客户7186户，所谓客户即从中原移居的汉民，已超出当地土著居民（主户）的数倍。

捷胜有所城，为什么倭寇能登陆？原来当时已武备废弛。洪武二十七年筑卫所城时，海丰驻有旗军一万一百余人，即将原守番禺、南海、顺德各卫所旗兵选出精悍的5600名调于碣石卫，分前、后、中、左、右五营地驻防；又再调拨旗兵4500名，平均分驻海城、捷胜、甲子、平海四所，每所驻兵1125名。但到明嘉靖三十九年，时间相隔只有166年，捷胜所城驻兵便已少于此数，至后来又一度减至328名；另外，自明嘉靖四年（1525年）立惠来县之后，“地则已促，赋则愈重，民不堪命，户口虚耗，……其何能胜？”且“碣石、甲子、平海、捷胜官军月粮，皆仰给别县，……军士每每告饥。”又因碣石城内的卫署和前、后、左、右、中五个官署都废弃，致使各个所城彼此间不能首击尾应，烽连戟列，分扼要害；加上捷胜所城“庳隘堙夷”，虽说东南有碣石卫城，东侧有甲子所城，相互之间构成了一道军事防线，然官兵及民众亦有厝薪之忧；明嘉靖版《海丰县志·城池》论曰：“余尝登邑城四望，环山海间，土壤沃衍，民利其业，无祁寒暑雨之咨，无轮蹄供亿之费，无怪石恶水产骁悍乐死之夫。西北二隅，山溪岩险，无四邻窥伺之衅。独东南藩篱颇薄，又设碣石卫城于东南，甲子所城于东，烽连戟列，分扼要害；首击则尾应，声出响即随之，似为安矣。然民咨咨尝有厝薪之忧者，余因而思之，患莫大于山海寇。盖有崇山积阻，藏匿奸慝，时为祸根。若油坑、赤冈等处，分兵防缉，犹可言也。惟鲎门港遵海而南，遡于大德，番舶往来，亡命奸宄，乘此出入，肆其噬毒，忽来突去，莫能御之。且去邑仅八十里，捷胜、碣石直门庭之间，所恃者一带城池耳，又皆庳隘堙夷，使或意外有变，飚举狼突，可一夕蹴蹂其地，何哉所谓安也？虽然太上不必险，其次立险，守在人心，凛然无迹长城者，此不险而固者也，其次险焉已乎！”这段文字说明了捷胜、碣石等城又矮又狭，若有敌寇侵袭，便可一夕蹴蹂其地。而这亦是倭寇能从捷胜登陆直接进犯海丰的主要原因。时历四年，海丰的长沙、捷胜、大德、碣石、石桥等海港屡遭侵犯，虽有防御但未尽善。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平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刘松等奉旨率兵至海丰围剿倭寇，在捷胜剿灭倭寇、海匪数千人，史称“广东平倭之役”。至此，捷胜的倭寇基本隶清。后刘松镇守海丰。明万历元年癸酉夏四月，刘松重游捷胜，在城外石厝山黎明洞石壁上题刻诗联，表达了他当年平倭后的振奋心情。由于捷胜战乱频繁，又是海防重地，时有倭寇、海匪侵犯，故当地居民亦有兴武御寇、抗击番夷的风尚。
清兵入关，定都北京，反清复明的战潮又起。顺治四年（公元1644年），以苏成、苏利为首的海丰人民抗清义军曾一度攻占捷胜所城，同年农历七月，苏成和举人林呈祥进逼海丰县城，未几被击退，苏成战死。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冬，捷胜所城守备汪古害怕郑成功、苏利的抗清义军攻城，乃采取捷胜举人翁光肃的建议，以渔船载巨石沉塞石狗湖口。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朝廷颁下“迁海令”，敕令鲁、淮、浙、闽、粤五省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并尽烧民屋和船只，不准片板入海。清吏以暴力执行“迁海令”，凡越界者无论远近均立斩。其时沿海居民流离失所，为状至惨！捷胜所城居民亦迁走一空。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清廷开始放宽海禁，下令展界，界外百姓陆续回城，直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捷胜所城居民才完全恢复农渔生产。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爆发，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捷胜所城数十名老将和文武官员弃城逃走，城所随之废置。


在捷胜的渔业中，鲍鱼的捕捞较为出名。因为捷胜是鲍鱼的主要产地，每年潜捞产量可达5—8吨。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广东建设月刊》第六期刊载的《潮汕渔业水产品之调查》称：“鲜鲍乃海丰之特产。专以捕鲍为业者，约三四百人，其中捷胜籍占二三百人，其余则遮浪次之。每年自二月至十二月，倘无天气恶变，皆可随时出海，随带铁钩及竹筐等物，船离捷胜约三十里，水深三四寻至五六寻处，即可沉水捕取，每次沉水约五分钟，可捕七八枚，每人每日可捕获二三斤或四五斤，少时也可捕获斤余。海丰每年用鲜鲍制成鲍片，出售者约万余元，其产额最旺者，首推捷胜，每年约产六千元，次为菜屿，年产三千元，龟龄及遮浪，每年共约千余元……，鲍脯从汕尾港远销外埠，其销路最旺者，首推广州，次为香港，广州每斤一元三四毫至二元三四毫，香港由纸水伸算，价格亦略同。”由于鲍鱼肉味奇美，又因税饷亦重，故自古以来，鲍鱼的价格非常昂贵。虽说天然渔港石狗湖已经失去，捷胜渔业已不像先前那样旺盛，但由于鲍鱼捕捞业的发达，亦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捷胜的渔业经济

早在明清时期，捷胜就有“鱼盐之利，舟楫之便”的称誉。据史载，在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海丰县已有生产食盐。至唐代，海丰已有“石桥”（在碣石湾畔）、“古龙”（疑在东涌青龙头古灶村处）两个盐场。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坎白盐栅升格为盐场，朝廷派驻盐大使，驻在坎白城。民国元年（1912年），国民党政府在汕尾设置“海陆丰运销缉私局”，下辖坎白场、石桥场、海甲场、小靖场和淡水场，统辖地区延伸至整个东江南岸。1937年，汕尾又设置“海陆丰盐场公署”，统辖海丰、陆丰、惠阳三县盐政，下辖海丰的香洲、捷胜、东涌、青龙山、白沙湖和陆丰的淡水、金厢、甲子、碣石、湖东等分场。每年全场产盐约170万担，是广东省的主要产盐区。
解放前，盐町都是私人投资置办，生产的盐属私人占有。自明清至民国末年，捷胜便有许多大户人家投资置办盐町，如当时的惠东平海、海丰东涌、陆丰淡水、捷胜东坑和湖东等处，均属捷胜城里有产阶级的私人财产。他们雇佣盐工生产食盐，自己则占有全部生产收入。有的则将自己买下的盐町，租给他人，保证盐町的正常生产，大部分盐工要向町主租晒或批晒，向町主交租。所产之盐，除当地及附近的县区外，主要经广州销往闽、湘、鄂、桂、赣等省。因此，当时捷胜的盐业经济发展迅速。
自古以来，盐业的生产、流通都是由官方严格控制，甚至垄断。盐田本属工业性质，是一种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日食三餐，虽所需不多，但却亦不可无。因此，盐业生产是当时捷胜比较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那些封建大家族从中牟取暴利的一大渠道。但在解放后，盐町收归国有，所谓捷胜盐业，已在历史上完全消失了。


捷胜建置城所后，便成为军政要地。内外多元素的经济和文化冲击，为捷胜的人文蔚起，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座，使捷胜成为一隅地灵人杰的热土，从而博得“文化城”的极高赞誉！
环顾历史的乡镇级中，由朝廷直接给予建制，筑城设衙的极为稀少。捷胜由于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地缘要素，才有这种建置，才有悠久延续的人文积淀，才能在海陆丰二县（陆丰，在清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五日从海丰县析出，独立设县）博得“文化古城”的赞誉。究其原因，具体有三：一是城所建置之后，官兵们屯田戍守。他们多来自中原及东部各省，各自带来了当地的才识、技艺及习俗等文化，每期退役时，都有部份官兵留居捷胜，繁衍生息。数百年来，内外文化相互促进、交融，而积淀成较为深厚的且颇具包容性的文化底蕴。二是捷胜所城是周边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最突出的一点是改变了传统单一的小农生产结构，而百工诸业亦随之逐渐兴起。这些变化对捷胜人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亦促进了捷胜人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对文化的不断需求。可以说在解放以前，捷胜行行有状元，只有养公猪、吹唢呐因气力不够，才见笑于外人。三是重视倡学育才，地方教育事业繁荣，学子好学成风，科第人才辈出。清乾隆以后，捷胜文化已进入鼎盛时期，所谓秀才、贡生、举人、进士等科第人才及文艺奇才大量涌现，特别是由朝廷敕封的外翰第，在海丰县二个外翰第中，捷胜何厝便占其一，可谓在海陆丰地区竖起了一面文化大旗。因此，捷胜才得到人们的称誉，“文化古城”之称才能相沿不衰。


据考，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国学初建之后，曾谕中书省臣：“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于是大建学校，延师育才。自此后，府、州、县学遍布全国各地。并“以经术造士，而设科取用之”。捷胜虽说是明代的边防重镇，然在置城设所的同时，亦配套有文教设施，即将观音堂改为所城的正规学馆“捷胜社学”。至于传说中明洪武年间是否有坣头村文祠（“内文祠”的前身）及城西外文祠，因史载不祥，故不敢采信。捷胜社学主要招收童生，属启蒙教学场所；同时又是生员集中培训的场所。生员在学期间平时所学为“举业”，即科举应试之文，不外乎《四书》义和《五经》义等，每季教官都要考校生员的举业优劣。可惜的是，在整个明朝阶段，捷胜的科第人才廖廖无几。社学虽立有教官，然“讲书会课，举皆虚名，略无实效，以致非常之才，未闻一士”。“学校虽设，名存实亡”。究其原因乃是人们偏向于生产经济及商贸营业的发展，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抛之一隅，不予重视；而捷胜的后生晚进，亦例多不学。至清康熙、雍正年间，人们才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才知道“文章可立身”、“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是读书人”（《神童诗》）的真正道理。后经众绅士商议，方于雍正十年（1732年），由贡生何梦瓒（何氏族人称其为“兆璜公”）募资并主持修建内外文祠；而各大姓亦在自家祠堂办起私塾，如何姓的“学海堂”、“进修书屋”、“碧梧山房”和蔡姓的“南阳私塾”及赖姓的“赖氏家塾”等；此外，城里各社区还在东西南各城楼设塾，可谓各类学馆遍布所城内外。当时，被聘请来捷胜执教的有清代乾隆年间海丰举人陈二南和惠州籍贡生祝治祥、祝家祥、祝庆祥三兄弟及罗连辉、余秋舨等，其中陈二南与祝治祥两人更是意志忠纯、学问淹通、洞达时务，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捷胜子弟脱颖而出，学行优敏、堪膺时务者，不计其数。可以说，他们是捷胜古城文化的播种者，为捷胜文化的奠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明史•选举志序》）。虽说至清代学校已沦为科举的附庸，然二者之关系亦甚密切。明清科举主要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其中式者皆被朝廷视为贤才，厚以廪膳，“各衙门官以礼相待”，然由朝廷授以官职者，除秀才外，则只有举人和进士。因之，清代的捷胜所城，在科举致仕的刺激之下，兴学之风大盛，人们崇学校为育才之地、视教化为当务之急，即使是农、工、商家庭子弟，“天资虽鲁，父师必严厉挞责，谆谆告戒，俾成可造之材。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冀求一第。即纨绔子弟，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于此，我们可以窥见学校在当时的重要性及其捷胜子弟的苦读精神。前人有诗云：“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便说明当时偏僻乡村亦有人挑灯夜读，勤苦不息。许多人为父母之望、门户之计，纵空抛十年时光甚或一生的时光，亦在所不惜！虽有“闱屋磨人不自由”、“三场辛苦磨成鬼”及“九日场期万种愁”的慨叹，然他们亦以所从事的“举业”而自豪、无悔！在这种读书重学的浓厚风气的影响下，“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咨；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这种风气可谓长盛不衰，并有力地推动了捷胜所城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撇开明代不说，单就清代而言，可考者就有举人周元端、何宰离、何舜廷、何泽珍、何建敲（武职）、何育川（武职）、何子南（武职）、何其章（武职）、何建湖（武职）、何建明、刘志功、翁光肃等12人；贡生周钟钰、刘英、黄成勋、郑辉烈、赖太欣、林克儒、林克珍、林克模、林梦华、林翘云、林晦庵、许兆寅、虞赓起、曾树璜、何复初、陈勉洲、陈显周、陈蔼如、何武、何盈科、何炳□、何念戴、何位硕、何位泗、何建储、何胜长、何建发、何胜启、何子植、何绍休、何庭樾、何念祥、何念概、何彝泰、何松年、何应聪、何欣赏、何翰藻、何焕文、张熊光、何宰离、何葆泰、何葆谦、何沂齐、何锡珍、何席珍、何大珍、何垂龙、何建旋、何育骞、何建易等51人；庠生张润、林大蔚、林大彬、林德藩、林荫庭、林际时、林际达、林崇端、邝其心、邝绍选、黄顺芝、黄得魁、黄定邦、黄飘香、黄鹏远、刘元藜、刘世登、刘吉如、何显英（武职）、何德振（武职）、陈邦辅（武职）、何葆颐、何葆泰、何一新、何宰澜、何探魁、何奋鹰、何一桂、何育点、何应清、何应淇、何凤翥、何凤蔫、何子青、何育显、何奇达、何文兰、何映史、何兴诗、何建诗、张江槎、张德模、张淮、魏殿英、邝肇选、唐文益等46人，共计109人。另有不知名者，因限于史料，而无法列举。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捷胜所城在文学艺术及科技教育领域中出类拔粹的人才，更是不胜枚举。所谓人文之盛，虽不尽在科第，然由科第之盛，亦可见捷胜文教之风。


诗词一道，随着科举文教的兴起而日渐成熟，它是捷胜文化中的姣姣者。捷胜诗词自明初起就在粤东出了名，唐音宋韵，兴唱不衰；昔贤新秀，延续不断。遗憾的是，明代时的大部分捷胜诗词，几经劫火，已无存于世；只自清代以来，才有部分流传。历来捷胜诗人结社甚众，其中最出名的则是清末至民国末年的“罾城诗社”。据说，这个诗社是由捷胜一群资深诗词高手发起组成，他们以“繁荣诗词，鞭达时弊”为宗旨，用诗词作武器，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在社会上引起了的强烈反响，对当时的文风民俗起了很大的导诲促进作用，一直延到民国末年才告消亡。捷胜诗坛有着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和与时俱进的诗风，明末清初廖天佐在黎明洞石壁题刻的五言缺字诗“待到圣明日，有截和毛诗。”便寄托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清光绪庚子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捷胜文人林填三奋笔写下《忧愤十二首》，揭露了朝廷的腐败；痛斥了列强的罪恶，拍案怒呼：“挑灯怒目诸条约，拍案长伤恨最多！”爱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诗作融入新语汇，格调清新，节奏明快，思想和艺术都突出了时代诗风的特色。清光绪年间，海陆惠等粤东沿海诸县，经常举办诗词赛会。1911年，海丰县长张友仁举行诗文会考，特请吕半教（海丰鹿境人）作评审，诗题为《光武中兴》，体裁为七言绝句。拟取三名。结果捷胜郭厝寮贡生陈勉洲夺魁，他的《光武中兴》“十二帝西十二东，天留半截待英雄。真人果是中兴主，莫怪冯侯不论功”一诗（此诗被陈少平载入《陆丰历代诗词选注》，说作者是宋庆元二年丙辰科进士郭安仁，实误），受到张友仁的好评，说他写得“通俗洒脱，内涵深厚，颇有新意。”在这次赛会中，捷胜人贡生许兆寅，又以“解纽王纲十八秋，江山主治已非刘。骑牛逐得中原鹿，洛水东连汉水流”（据何香荷考证，此诗末句原为“汉水东连洛水流”，海丰鹿境吕半教评此诗时，谓末句稍直，宜曲，遂将“汉水”与“洛水”对调）一诗，夺得第二名。一时间，海陆丰内外交口称赞，名声大噪。此外，清末民初捷胜的唱酬之风，亦“备极坛坫之盛”。捷城的许多举人、秀才常与邻近各县镇的进士、举人、秀才互相唱酬，读诗论文，各展风雅。因其时捷胜和品清每隔一年均有举行诗词唱酬盛会，故外地的文人学士都于每年特定之时间赴诗会，除论文赛对、摘议时弊之外，还以诗词形式，抒发对国计民生及个人遭遇、理想的感慨。这期间，汕尾籍进士翁天祜（捷胜人称为“翁仔”）及其父（人称“老翁”）亦常赴诗会，为捷城文事增光不少。另如贡生陈蔼如，陈显周，刘英，林晦庵，曾树璜、庠生林大蔚、林大彬、邝其心、何奇达、刘吉如及民国时期文人周维邦、黄澄波、陈宝琬、何镜湖、林襄侯、刘克明、许香涛、比丘根慧等人，在诗词赛会盛行之时，亦写了大量的且不乏传世的精妙之作。他们或豪放悲歌，指摘时弊、或鞭达慨叹，提倡忠孝、或唱和悼亡，抒写性灵。大都情真意切，发人深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捷胜诗词亦是吟唱着时代的强音，激励着人们同仇敌忾，抗日寇、反封建、争民主，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如陈宝琬《欢送抗日远征军》“夫婿从征振义师，灯前惜别订心期。久闻岛国樱花艳，莫趁归装折一枝”诗，便表现了诗中的女子希望参加抗日远征军的丈夫早日胜利归来的迫切心情。


清代末年，捷胜书画坛上出现了两大家，即是许兆寅和林大蔚，两人均为惠潮梅三州的一代宗师，有“许家梅、林厝竹”之称。许兆寅擅画墨梅，所画梅花高旷古拙，风格独特，意境清奇。林大蔚擅画竹，用墨丰润剔透，笔触瘦削刚劲，风格清标脱俗；书法则以篆隶行楷为主，尤以大楷为上。另如清光绪年间何光修的工笔人物画，亦是独树一帜。他们的异军突起，给清末沉闷的书画坛带来新的气息和希望。进入民国时期，捷胜又出现了我国第一代最具战斗力的木刻版画家何白涛，他用刻刀向黑暗势力挑战，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在明代，海丰地区有“白字、正字、西秦”三个剧种，捷胜是主要的发源地之一。据明嘉靖《碣石卫志·民俗》（卷五）载：“洪武年间，卫所戍兵军曹万有余人，均籍皖赣，既不懂我家乡话，当亦不谙我乡音；吾邑虽有白字之乡戏，亦未能引其聚观。卫所戍兵散荡饮酒聚赌博弈，时有肇斗欧打之祸；军曹总官有见及此，乃先后数抵弋阳、泉州、温州等地，聘来正音戏班，至此每演之际，戍兵蜂拥蚁集。闻正音戏初来时，邑人观者仅士子文人，近则凡平民之辈亦乐观焉。世宗以来，邑人有白字戏童伶年稍长者，复到正音戏班学戏，其数逐年增多，可凑集为本邑正音戏班矣。”可见，正字戏于明朝初年（1380年）已在捷胜播下了戏种。捷胜每年演戏达200多台，是海陆丰闻名的“大棚脚”之一。看戏已成为捷胜人的一种时尚，历数百年而不衰。现捷胜城内七曲巷尾戏馆遗址，犹在娓娓诉说着梨园的动人旧事，诉说着这里每年盛演200多场大戏的盛况。不单“梨园最好唱西秦”，连正字戏、白字戏、潮剧、粤剧等剧种，亦曾在这里频展风采。民国三年（1914年），西秦“华天乐”戏班（班主是捷胜人梁世居）招收“合同脚”30多人，在捷胜城外油车间培训，由老生罗益才执教，造就了老生曾月初、文生罗宗满、武生林泳和黄杰、红面陈夸、丑角何念砂和刘宣、花旦黄发、正旦荣华、老旦曾炮等一批名角，建国后皆成为有贡献的传班带老艺人。西秦剧班是海丰最早科班之一，后成为海丰西秦剧团发展的底班。此外，还有10多班曲班及6班狮舞。在梨园春风的吹拂下，捷胜还出现了张细抱、林友平、刘妈倩、赖佛良、刘采等一批名伶。